关于宋代士人心态，学界有一种说法是将其概括为向内收敛，属于内缩型、自守型的心态。其一种解释是：“宋代文学的主流是在一个普遍存在着加强自我抑制的要求的社会里成长起来的，而它之能够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文学，就正是由于其与普遍的社会要求相适应。”[297]意识形态内的自我抑制必然导致审美趣味的阴柔内敛，“它在社会潜意识的领域里，造成了一种时代性的忧郁症和迟暮感，一种内向型、自守型的文化心态，塑成了整整一代人的脆弱伤感性格。这种心态和性格，带有很大成分的自虚性和自弃性质。它在承平岁月，追求的是美酒佳人的晏安逸乐；在离乱时期，则表现为欲说还休的悲愁和颓放，而缺乏的独独是扩疆拓域、威凌八方的汉唐气魄”[298]。这种判断的内在逻辑为：国势衰颓，疆土收缩，士人心态也必然随之向内收敛。说宋人心态向内收敛，虽部分地抓住了此期士人心态的基本特征，但不全面。宋代文化极富弹性和包容性，宋人心态也是如此，呈现一种对立互补的二元化格局。内敛的心态和侧重描写主观内心体验的文学倾向，只描述了宋人文化心态的一部分，与之相对应的是向外辐射或扩展。向内收敛与向外辐射扩展，其中并不乏“扩疆拓域、威凌八方的汉唐气魄”，于是构成宋代文坛上又一对立互补的矛盾审美现象，它也必然会影响到文学思想。
宋人心态向外辐射扩张的主要文学表现是表达积极入世精神和抒发爱国悲愤。但除此之外，仅从审美追求角度观察，宋人心态已呈现出向迥异于幽约细美的方向倾斜的趋势，如在诗歌创作中追求雄奇豪迈的风格。这方面的先驱是石延年。欧阳修在康定二年（1041年）所作《石曼卿墓表》中说他“少亦以气自豪，读书不治章句，独慕古人奇节伟行非常之功，视世俗屑屑，无足动其意者。自顾不合于世，乃一混以酒，然好剧饮，大醉，颓然自放”[299]。诗如其人，有一种奋发自许的英雄气概。如《古松》：“直气森森耻屈盘，铁衣生涩紫鳞干。影摇千尺龙蛇动，声撼半天风雨寒。苍藓静缘离石上，丝萝高附入云端。”[300]与宋初诸公沉湎个人欢娱、追求幽微细美情致不同，石延年的诗体现出一种向个人细腻幽微的情思之外寻求寄托的审美追求，表现出一种洒脱大气，正符合当时关注并积极参与时政的追求个体人格挺立的士人的心理愿望，因而风靡一时，形成一种以雄豪为美的文学思想。范仲淹《祭石学士文》说：“曼卿之诗，气雄而奇。大爱杜甫，独能嗣之。曼卿之心，浩然无机。天地一醉，万物同归。”[301]欧阳修《哭曼卿》诗云：“嗟我识君晚，君时犹壮夫。信哉天下奇，落落不可拘。”[302]石介《三豪诗送杜默师雄》序云：“近世作者，石曼卿之诗，欧阳永叔之文辞，杜师雄之歌篇，豪于一代矣。”[303]对此风气的来龙去脉，总结最全面的是苏舜钦，他在《石曼卿诗集序》中说：“国家祥符中，民风豫而泰，操笔之士，率以藻丽为胜。惟秘阁石曼卿与穆参军伯长，自任以古道，作之文，必经实不放于世，而曼卿之诗，又特振奇发秀。盖取古之所未至，托讽物象之表，警时鼓众，未尝徒役，虽能文者累数十百言，不能卒其意，独以劲语蟠泊，会而终于篇，而复气横意举，洒落章句之外，学者不可寻其屏阈而依倚之，其诗之豪者欤！”[304]苏舜钦本人也是追求雄豪风格的佼佼者。其《对酒》诗云：“长歌忽发泪迸落，一饮一斗心浩然。”《赠释秘演》：“作诗千篇颇振绝，放意吐出吁可惊。不肯低心事镌凿，直欲淡泊趋杳冥。”所谓“不肯”“直欲”云云，明确表明一种迥异于向内收敛的审美态度，就是要张扬生命个性，向外辐射扩张。如其《奉酬公素学士见招之作》，颇有唐人边塞豪气：“秋风八月天地肃，千里明回草木焦。夕霜惨烈气节劲，激起壮思冲斗杓。岂如儿女但悲感，唧唧吟叹随螳蜩。拟攀飞云抱明月，欲踏海门观怒涛。”不是儿女情长，而是壮思凌云，欲攀明月，踏海观涛，表现出一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向外求索精神，明显与向内收敛心态迥异。他的《舟中感怀寄馆中诸君》颇有唐人边塞之风：“奋舌说利害，以救民膏肓。不然弃砚席，挺身赴边疆。喋血鏖羌戎，胸胆森开张。弯弓射欃枪，跃马扫大荒。功勋入丹青，名迹万世香。”万丈豪气，不减唐人之“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苏因此受到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赞扬：“众奇子美貌，堂堂千人英。我独疑其胸，浩浩包沧溟。沧溟产龙蜃，百怪不可名。是以子美辞，吐出人辄惊。其于诗最豪，奔放何纵横！”[305]所谓“沧溟”“百怪”云云，颇似韩愈《调张籍》中“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等对险怪风格的推崇，于此可看出宋人的审美追求中也不无雄奇的一面。欧阳修的《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明妃曲和王介甫作》等就是这种理论的实践，他亦自负地说：“吾诗《庐山高》，今人莫能为，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后篇，太白不能为，惟杜子美能之；至于前篇，则子美亦不能为，惟吾能之也。”[306]这种雄健豪放的风格亦出现在梅尧臣、王安石、王令等人笔下。
这种倾向在苏轼的笔下中也有表现。他的创作中一以贯之的是清旷坦荡的胸襟和自由洒脱的个性，他有人生虚幻、浮生如梦的体验，却能始终乐观旷达，潇洒自如，不受任何束缚；身边琐事、幽微细美的情思，已经远远不能负载其自由洒脱的个性和丰富多元的精神世界。他的第一首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结尾为“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视野开阔，豪气直上云霄，明显从屈原《九歌·东君》“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中演化而来。最大限度地向外辐射开放，是屈子精神的鲜明特色，读屈赋，会感到其精神世界的多维和博大，碧落黄泉，任意驰骋，日月星辰，并为我用。读苏轼的创作也是如此，常有向外辐射的精神指向。如他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想象丰富，意境开阔，超出尘外，个人体验已与宇宙生命浑然一体，故有一种超越凡俗的博大气象。又如《赤壁赋》：“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忽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观察宇宙之大，透视时间之久，精神世界获得了自由，以生命的密度覆盖了生命的长度，个体的小我也就在瞬间中获得了永恒。辛弃疾笔下也有类似意境，其《太常引》词云：“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姮娥：被白发欺人奈何？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境界开阔，不减苏氏。
当然，宋人精神心态向外辐射开放的最显著的表现是抒发爱国豪情和亡国悲愤。纵观两宋诗、词、文，慷慨激昂的雄奇情调始终激荡在字里行间。这是因为，强悍野蛮的北方异族侵略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宋人的心头。因而，反抗异族侵略、收复失地就成为宋人歌吟中久唱不衰的主旋律。如欧阳修就写过《边户》诗：“家世为边户，年年常备胡。儿童习鞍马，妇女能弯弧。胡尘朝昔起，虏骑蔑如无。邂逅辄相射，杀伤两常俱。”对边地人民尚武、骁勇精神的赞美推崇不减曹植《白马篇》中的“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又如黄公度《悲秋》诗：“丈夫感慨关时事，不学楚人儿女悲。”这种悲愤情调一般都要寻取辽阔博大的景物作为寄托，以适应向外辐射开放的精神宇宙空间。如文天祥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浩然正气，超越时空界限，向外辐射扩展，充塞于天地之间，境界极其阔大。在李纲、陈亮、岳飞、刘过、张元幹、张孝祥、辛弃疾、陆游、刘克庄、文天祥、谢枋得、谢翱等人笔下，这种情绪和意象反复出现，已能构成一条完整的审美线索，与追求幽约细美的向内收敛心态形成鲜明对照。这是考察宋代文学思想必须要注意到的。即使在以“要眇宜修”为正宗的词中，也出现了对“其文小”“其质轻”“其径狭”“其境隐”[307]这一质的规定性的美学突破，形成“其景大，其质厚，其观阔，其境显”的美学现象。(www.xing528.com)
一种心态或曰时代精神，最终总是以一群人甚至一个人为代表。宋代文学之博大浑厚气象，论词以辛稼轩为词坛翘楚，论诗则以陆放翁为群伦领袖。宋人说诗，好论气象。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308]他独拈出“气象”作为诗歌五法之一，并以此法鉴别唐、宋诗之异—“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309]。人论唐诗，尤其乐道“盛唐气象”。而陆游之诗虽不乏宋诗本色，却极具博大雄浑的唐人气象。他将李白之豪放飘逸与杜甫之沉郁顿挫熔于一炉，博采众长，转益多师，铸成一己之气象。正如方回所论：“放翁诗出于曾茶山，而不专用江西格，间出一二耳。有晚唐，有中唐，亦有盛唐。”[310]理学大师朱熹对其推崇备至曰：“放翁老笔尤健，在今当推为第一流。”[311]宋人罗大经注意到这一点：“朱文公于当世之文，独取周益公，于当世之诗，独取陆放翁。盖二公诗文，气质浑厚故也。”[312]陆游学李杜等盛唐大家，首先心仪“盛唐气象”。试看其《草书歌》：“倾家酿酒三千石，闲愁万斛酒不敌。今朝醉眼烂岩电，提笔四顾天地窄。忽然挥扫不自知，风云入怀天借力。神龙战野昏雾腥，奇鬼摧山太阴黑。此时驱尽胸中愁，捶床大叫狂堕帻。吴笺蜀素不快人，付与高堂三丈壁。”明显从李白诗《江夏赠韦南陵冰》中“愁来饮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阳春”“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演化而来。陆诗即使置于盛唐诗中，也足以乱真。又如李白《行路难》中有“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意象，陆诗中亦有“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金错刀行》）之句；李白有《日出行》：“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入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陆诗亦有《日出入行》：“吾闻开阖来，白日行长空。扶桑谁曾到，崦嵫不可穷。但见旦旦升天东，但见暮暮入地中。”意境开阔，有吞吐宇宙气象。这种向外辐射开放式的审美追求，与抒发爱国悲愤结合起来，就更有一种雄浑气势。陆游存诗近万首，爱国忧时之思是主要精神因子，这又接近“每饭不忘君”的杜甫精神。不同于杜甫以平民的身份而“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陆游是渴望以一个战士的身份血染疆场，马革裹尸。这就赋予他的作品一种杜诗里所没有的英豪尚武之气，所谓“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读陆放翁集》）。如《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前年脍鲸东海上，白浪如山寄豪壮。去年射虎南山秋，夜归急雪满貂裘。今年摧颓最堪笑，华发苍颜羞自照。谁知得酒尚能狂，脱帽向人时大叫。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破驿梦回灯欲死，打窗风雨正三更。”由于这种情怀的博大浑厚，也要寻找相应的景物作为寄托，纤细小景显然不能成为其载体，只有向外寻求寄托。陆诗的境界，是“楼台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书愤》），是“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是“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是“饥鹘掠檐飞磔磔，冷萤堕水光熠熠”（《夏夜不寐有赋》），是“呼鹰小猎新霜后，弹剑长歌夜雨时”（《猎罢夜饮示独孤生》），辽阔恢宏，意境开阔，颇有“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的雄奇之美。陆诗中的“盛唐气象”，还得益于岑参、高适边塞诗的浸润。他在《跋岑嘉州诗集》中说：“予自少时，绝好岑嘉州诗……尝以为太白、子美之后，一人而已。”[313]并赋诗云：“公诗信豪伟，笔力追李杜。……零落财百篇，崔嵬多杰句。工夫刮造化，音节配韶頀。我后四百年，清梦奉巾履。……诵公天山篇，流涕思一遇。”（《夜读岑嘉州》）陆诗中边塞豪气不让高、岑，如《九月十六日夜梦驻军河外遣使招降诸城觉而有作》：“杀气昏昏横塞上，东并黄河开玉帐。昼飞羽檄下列城，夜脱貂裘抚降将。将军栎上汗血马，猛士腰间虎文。阶前白刃明如霜，门外长戟森相向。”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宋代主战派屡受排斥，有志之士壮志难酬，陆游等人收复失地、统一九州的愿望只是一厢情愿，在现实中难以实现，于是向梦境中寻找寄托，这无疑又扩大了诗歌的表现范围，增强了表现力。这一点在陆游诗中表现得尤为充分。陆诗中，虚拟边塞和梦中雄豪频繁出现，从而获得一种现实难以实现的替代性满足。如《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就是写一种梦里的心理满足—“冈峦极目汉山川，文书初用淳熙年。驾前六军错锦绣，秋风鼓角声闻天。苜蓿峰前尽亭障，平安火在交河上。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诗人完全没有这种体验和经历，诗中的地名、年代、边制、史事，都是书本材料，以收复失地的灵魂贯穿起来，读来撼人心魄。梦境，扩大了陆游诗的取材范围，使其更具备向外辐射扩展的性质，获得一种“自恨不如云际雁，南来犹得过中原”（《枕上偶成》）的自由。据不完全统计，陆诗中涉及梦境的诗有近百首之多。如“破驿梦回灯欲死，打窗风雨正三更”（《三月十七日醉中作》）；“山河兴废供搔首，身世安危入倚楼，横槊赋诗非复昔，梦魂犹绕古梁州”（《秋晚登城北门》）；“雪上急追奔马迹，官军夜半入辽阳”（《雪中忽起从戎之兴戏作四首》）；“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万里关河孤枕梦，五更风雨四山秋”（《枕上作》）；等等。磅礴恢宏，悲壮沉郁，在宋代诗歌风格中确实是别开生面。他的词也有梦境，其《夜游宫》副标题就是“记梦寄师伯浑”，词云“雪晓清笳乱起，梦游处，不知何地，铁骑无声望似水。想关河：雁门西，青海际”，都是梦中所见，难以忘怀。陆游本人论诗，也特重气象，其《感兴》诗曰：“饱以五车读，劳以万里行。险艰外备尝，愤郁中不平。山川与风俗，杂错而交并。邦家志忠孝，人鬼参幽明。感慨发奇节，涵养出正声。故其所述作，浩浩河流倾。”他在《跋东坡七夕词后》中曾说：“昔人作七夕诗，率不免有珠栊绮疏惜别之意。惟东坡此篇，居然是星汉上语，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学诗者当以是求之。”[314]可见他是有意识追求“作星汉上语“的豪放风格。当代学者有评曰：“司空图《诗品》所谓‘观花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气，处得以狂。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之境界，是对诗歌‘气象’之生动具体的表述，有宋一代，唯《剑南诗稿》得之。”[315]愿以此语作为本节的结尾。
要之，只看到宋人心态具有向内收敛的性质是不全面的，由于多种时代环境因素的“合力”作用，如上所述，它还具有向外辐射扩展的性质。当他们关注个人情感世界，抒发隐秘幽微的情思时，他们的心态是向内收敛的；而当他们关注时事民生，抒发爱国悲愤、人生忧患时，其心态又是向外辐射扩展的。这样，向内收敛与向外辐射，就构成宋代文学思想的又一二元对立互补现象。这一现象直接催生了文学领域里婉约、豪放并存的审美现象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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