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型文化弥漫着浓厚的书卷气，文教风流，浸润两宋。读书广博，学问精湛，影响并塑造着宋代文学及其文学思想。讲究读书、学问、功力，是促成所谓“宋调”形成的重要因素。但这样看并不全面，与读书穷理、讲究学问相对应，宋代还有重视兴趣和妙悟、讲究别材和别趣的文学思想。学问功力与兴趣妙悟并行，构成宋代文学思想中一对重要的审美理论范畴。
宋代理学盛行，就理学家而言，读书意在穷理格物，涵养心性；对文学家而言，读书在于探本穷源。这里所谓的“本”和“源”，不是现实生活，而是儒家的经义。宋人以“道”作为精神探讨的主要对象，所以特别讲究学术的渊源。在学术上，治经乃是为学的基本功夫；在文学创作上，也要向读书学问中汲取营养。正如陆游所说：“诗岂易言哉！一书之不见，一物之不识，一理之不穷，皆有憾焉。”[176]严羽标举“兴趣”“妙悟”，但也说“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177]。
宋型文化的代表人物苏轼、黄庭坚尤其具有文化渊源继承的历史意识，自觉地从古代文化中汲取营养。苏轼在《书吴道子画后》中说：“智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178]苏门一派，强调博学多才，门下文人均有极高的文学素养。苏轼向王安石推荐秦观时说：“今得其诗文数十首，拜呈。词格高下，固无以逃于左右，独其行义修饬，才敏过人，有志于忠义者，某请以身任之。此外，博综史传，通晓佛书，讲习医药，明练法律，若此类，未易以一二数也。”[179]由此可见宋人文化涵养之高。
黄庭坚论诗，亦极重诗外功夫，将治经视为作诗的渊源和根本。其《答洪驹父书》云：“词笔从横，极见日新之效。更须治经，探其渊源，乃可到古人耳。”[180]其《与徐师川书》云：“诗政欲如此作。其未至者，探经术未深，读老杜、李白、韩退之诗不熟耳。”[181]《与徐甥师川》又云：“须精治一经，知古人关捩子，然后所见书传，知其旨趣，观世故在吾术内。……文章乃其粉泽，要须探其根本，本固则世故之风雨不能漂摇。”[182]在此，治经的意义已远远超出学术的承传，而是一种作诗的基本艺术涵养。宋人于此多有会心，如黄庭坚曾说：“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183]读书穷理，甚至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江西诗派之重要纲领，黄庭坚论作诗法云：“但始学诗，要须每作一篇，辄须立一大意，长篇须曲折三致焉，乃为成章耳。……读书要精深，患在杂博。因按所闻，动静念之，触事辄有得意处，乃为问学之功。文章惟不构空强作，诗遇境而生，便自工耳。”[184]
他的《答洪驹父书》更是江西诗派的纲领性文章，其云：“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185]在另一处，还具体有所指地批评道：“所送新诗，皆兴寄高远，但语生硬，不谐律吕，或词气不逮初造意时，此病亦只是读书未精博耳。‘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不虚语也。”[186]以上都是讲创作要有本钱，这本钱，不只是现实生活，还要熔铸书本知识，他举例说：“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187]同是对王观复，他还说：“王观复作书，语似沉存中，它日或当类其文。然存中博极群书，至于《左氏春秋传》、班固《汉书》，取之左右逢其原，真笃学之士也。观复下笔不凡，但恐读书少耳。”[188]黄认为只有像沈括那样掌握大量的书本知识，写作起来才能左右逢源，出语不凡。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提出“积学以储宝”，宋人于此，心领神会。楼钥就说：“诗之众体，惟大篇为难，非积学不可为，而又非积学所能到。必其胸中浩浩，包括千载，笔力宏放，间见层出，如淮阴用兵，多多益善。变化舒卷，不可端倪，而后为不可及。”[189]
李清照批评秦观“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190]。所谓“富贵态”，是指学富五车的人文资质，有此资质，便可超越前贤，正如罗大经所说：“凡作文章，须要胸中有万卷书为之根柢，自然雄浑有筋骨，精明有气魄，深醇有意味，可以追古作者。”[191] 这种博学的风气对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当时就在文学批评领域有所反应，严羽就曾有准确的批评—“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192]掉书袋，重议论学问，不重形象思维，成为对宋诗、宋调特色的盖棺论定，直至近当代仍有人指责宋人不重形象思维。
与讲究功力学问相联系的是主张“苦吟”，即不是从瞬间的灵感顿悟去作诗，而是下苦功夫，冥思苦想，呕心沥血，惨淡经营，这也是宋调的一个特征。宋人的创造力已远远逊于唐人，于是不得不从模仿一路去思谋创新，所谓花样繁多的“换骨”“夺胎”等锻炼之法，就是一例。如江西诗派笔下就颇多人工雕琢的斧凿痕。这种风气经由南宋“四灵”的晚唐体诗派，而影响到江湖诗派，又构成一种讲究苦吟的线索。如翁卷《送徐灵囦》：“从来苦吟思，归赋若多篇。”赵紫芝《十日》：“苦吟无爱者，写在户庭间。”江湖派著名诗人刘克庄受其影响，但他不仅注意炼字琢句，也重视炼意，其《赵孟侒诗题跋》云：“诗必穷始工，必老始就，必思索始高深，必煅炼始精粹。”[193]其他江湖派诗人也多崇尚“苦吟”，如赵汝专门写有《苦吟》诗：“几度灯花落，苦吟难便成。寒窗明月满，楼上打三更。”周文璞《自笑》诗：“自笑萧条甚，微吟坐到昏。”严粲《荐福寺》：“石径秋痕苔藓深，谁将清气润修林。戴公堤上古时月，几度凉宵照苦吟。”林昉《春归》：“老去客游空剑气，日来心事只诗囊。幽情一点云天远，独鸟无声飞夕阳。”但此派诗人多狭窄窘促，局限于一己的穷愁抑郁之中，如戴复古的《世事》：“世事真如梦，人生不肯闲。利名双转毂，今古一凭栏。春水渡傍渡，夕阳山外山。吟边思小范，共把此诗看。”(www.xing528.com)
实际上，公允地说，强调学问功力、苦吟与讲究兴趣妙悟并重，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并存，才能准确地把握宋代文学创作及文学思想领域的相关现象。与学问功力对立的是讲究兴趣妙悟的文学思想，其代表人物是严羽。严羽的族弟严粲，属于江湖派诗人，受其影响，严羽的思想与江西余脉以来的正统派明显不同。戴复古《祝二严》诗说：“羽也天资高，不肯事科举。风雅与骚些，历历在肺腑。持论伤太高，与世或龃龉。长歌激古风，自立一门户。”[194]寥寥数语，把严羽之为人、思想及诗论倾向和盘托出，尤其指明了他不屑于跟随人后的特征，这是他能够提出与主流诗风不同的见解的个人文化背景。严羽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与时流完全相悖的主张，建立起一套与主流正统诗论迥异的理论体系：“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195]“别材”“别趣”说是严羽诗论的核心，其“妙悟”及“兴趣”说均由此生发而来。“别材”，即不同于读书穷理的特殊才能，更不同于“苦吟”，而是一种出于直觉感悟的艺术才能，它不是靠苦读苦思获得的。这种思维能力并非不涉及学问和道理，如他也提到“多读书，多穷理”，但更强调“不涉理路，不落言筌”，重在抒写性灵。他举例说：“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196]
与“别材”“别趣”说紧密联系的是“妙悟”说，诗人的特殊才能通过“妙悟”才起作用。“妙悟”是一种直觉能力，颇像某种不可言说的神秘宗教体验，所以他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并举例说：“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197]对诗的悟性有深浅的不同，汉魏至盛唐诸公，多从胸臆中流出，无意为诗而诗已工，并臻于妙境，浑然天成，不见人工斧凿痕迹。盛唐之后，人为因素及理性抽象成分愈来愈多，已经落入第二义了。正如他在《沧浪诗话·诗评》中所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198]在《沧浪诗话·诗辨》中，他对有宋一代人工雕琢风气尤为不满，矛头所指更为尖锐：“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199]
别趣，是诗人运用别材、妙悟的自然结果。诗人具有别样的才能，具有妙悟的能力，诗作就有感染人的特别趣味。这种趣味是读者直接从诗歌整体氛围感受到的意境，出自天然感兴，与“理路”“言筌”无关，所以叫作“兴趣”：“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200]特别强调“盛唐诸人惟在兴趣”，是指盛唐诗歌那种弥漫于整体意境氛围中的诗意美感，读者能感受到它情景交融的存在，但想解释时又无法确切说明，无迹可求，故其诗有兴象玲珑之美。如李白《金陵酒肆留别》：“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又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浑然一体，难以句摘，诗意在似有若无之间，真达到了“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的境界，言语虽尽，却仍给人以无穷的回味联想，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美感。兴趣、妙悟并非严羽一人独得之秘，对此理宋人中多有心领神会者，如杨万里在《答建康府大军库监门徐达书》曾说：“大氐诗之作也，兴，上也；赋，次也；赓和，不得已也。我初无意于作是诗，而是物、是事适然触乎我，我之意亦适然感乎是物、是事。触先焉，感随焉，而是诗出焉，我何与哉，天也！斯之谓兴。”[201] 兴，即感兴，兴趣，是一种直觉的艺术能力，与严羽兴趣说接近。杨万里曾描述自己“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202]的情形，也就是决定不落他人窠臼，从自然触发中寻找诗意灵感，他的诗歌实践是“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盖麾之不去，前者未雠，而后者已迫，涣然未觉作诗之难也。盖诗人之病去体将有日矣，方是时，不惟未觉作诗之难，亦未觉作州之难也”[203]。“触先焉，感随焉”，最终达到“万象毕来”，也属于一种直觉妙悟。
值得注意的是，严羽尽管强调兴趣妙悟，但也重视读书学问的作用。有力的证据就是他在讲授怎样“悟入”之时也没忘记读书和才学：“先须熟读《楚词》，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204]于此也可见时代风气的熏染，只不过他将读书等摆在次要附属的地位。他在谈怎样达到“妙悟”境界时也提到博观的重要：“试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晚唐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本朝苏、黄以下诸公之诗而熟参之，其真是非亦有不能隐者。”离开“熟参”，“妙悟”只是一句空话。
要之，严羽标举一种兴象玲珑、镜花水月之美，这对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的宋诗堆垛学问、补缀奇字、思理长而情韵短、波澜富而含蓄少等弊端，无疑是有矫正作用的。同时，他在有意批评流俗、远离主流诗歌风气的同时，无意中使宋代文学思想又多了一对审美理论范畴：学问功力和兴趣妙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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