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气运，与世推移。正如自然界的气候变化决定这种或那种植物的生存兴衰，精神世界的气候变化也决定了这种或那种文艺的出现。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2]1972年，台湾学者傅乐成先生在《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中首次提出“宋型文化”的概念，以高度成熟、发育定型及向内收敛作为其基本特征。[3]宋型文化的高度成熟性，首先表现为一种博大精深的人文气象，它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宋代文学及文学思想。从形成这种人文气象的社会文化心理探究，文官政治是构成宋型文化人文气象的精神基因；而文官政治之贯穿宋代始终，是由其军政格局决定的。
可见，终宋之世，在军政格局上，始终没能摆脱“但悲不见九州同”的被动局面。这种军政格局决定了宋王朝只能采取守势。守成，是宋朝帝王心态的基本底色。
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邵晔向宋帝献上邕州至交址水陆路及控制宜州山川等图，帝曰：“祖宗辟土广大，唯当慎守，不必贪无用地，苦劳兵力。”[4]这就决定其“守内”基本国策的制定，或可概括为8个字：守内虚外，重文轻武。
守内虚外，即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制，防止叛乱，对外采取守势甚至妥协。立国于干戈不息的晚唐五代之后，宋代统治者最关切的是一个“治”字。司马光著史书成，“神宗皇帝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曰《资治通鉴》，且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5]。一部史书，由帝王赐名“治”并作序，其中含义，值得深思。它发生在宋代，绝非偶然。鉴于晚唐五代以来藩镇割据、武将专权的教训，加之自己黄袍加身的亲历经验和切身体会，赵匡胤在开国之初就采取“杯酒释兵权”的措施，收夺了高级将领的兵权，取消殿前都点检和副都点检的官职设置，次一级的军官则以资历浅者充任，且时常更换，使“兵无常将，将无常师”。为避免宰相实权过高，其下添设参知政事，并把晚唐五代权宜设置过的枢密使和三司定为常设官员。以枢密使分取宰相的军政大权，以三司分取其财政大权，枢密使和三司的实权与宰相相等，以相互牵制。枢密使有发号施令之权，但不能统领军队；高级将领虽能统领军队，但却无发号施令之权。这样二者都不可能重演“陈桥兵变”。宋王朝始建，南北受敌，太祖和赵普等审时度势，共同商定了“先南后北”的整体战略，对南方割据政权采取攻势，对北方异族政权则采取守势。但在两次北伐均为辽军所败之后，宋王朝对外开始采取全面守势，维持一种偏安局面。
从使用人才角度，守内虚外的必然结果，就是重文轻武。乾德三年（962年）蜀平时，太祖己有“作相须读书人”之语，并“由是大重儒者”。[6]淳化三年（992年），太宗又谆谆告诫天下士人：“尔等各负志业，效官之外，更励精文采，无坠前功也。”[7]全国统一后，为防止“藩镇权重，君弱臣强”的局面再现，宋政府规定，军队高级将领必以文人充任，并削减州郡民官的权力，严禁其兼任州郡以上的职务。州郡的财权和兵权收归中央政府。又规定，州郡民官改由文人充任，民官之外另设通判，以相互钳制，并分全国州郡的财赋司法诸事。此种情形，正如朱熹所说：“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都收了。”[8]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县，以京朝官监临财赋，又置运使，置通判，皆所以渐取其权。朝廷以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9]。
这种旨在强化内部控制的用人制度必然导致重文轻武，需要一个庞大的文官集团来运作。太宗尝谓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10]要实施这种“十得一二”金字塔式的选拔思路，就要扩大招生规模，为“致治”提供可靠的庞大人事后备保证。据统计，北宋一代共开科69次，取正奏名进士19281人，诸科16331人，合为35612人，如加上特奏名及史料缺载者，总共取士约61000人，平均每年取360人，“名卿钜公，皆繇此选”[11]。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97年），因郡县缺官员，一举拔士几五百，又“仁宗之朝十有三举，进士四千五百七十人”[12]。这不仅与唐代每次取士二三十人相差悬殊，且为元明清所不及，堪称空前绝后。除进士外，尚有九经、二礼、三传、明经、明法诸科。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举。这种取士规模无疑要实现最大限度的开放性，为大批贫寒士人提供机会均等的公平竞争，正如太祖所说：“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无谓也。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矣。”[13]宋代科举实行锁院、弥封及誊录试卷之法，使考官“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薄厚于其间”[14]。据《宋史》，北宋166年间有传者凡1533人，以布衣入仕者为844人，占55%；北宋一至三品官中来自布衣者平均数为53.7%，而至北宋末已达64.4%。另外，宋代宰辅大臣中，除了吕夷简、韩琦为世袭士族外，如赵普、寇准、范仲淹、王安石等名相，多数起家布衣寒门。而唐代科举虽比魏晋门阀制度大为进步，但士族势力仍很强，仅崔氏十房前后就有23人任相，占全部唐代宰相369人的1/15。为最大限度网罗才学之士，两宋的士大夫政策较为宽松，太祖曾定三条戒律，“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二就是不杀士大夫及读书人。故“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张邦昌躬篡而止于自裁，蔡京、贾似道陷国危亡，皆保首领于贬所”。[15]文官待遇之优，俸禄之厚，赏赐之多，亦空前绝后，这在《宋史·职官制·体禄制》中有十分详细的记载，所谓“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16]。要之，有宋一代，推行的是一种在中央集权控制下的文官政治，这是实施守内虚外、重文轻武基本国策的必然结果。
文官政治，是理解宋型文化的入手处，也是理解宋代文学的第一把钥匙，宋代文化及文学思想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与“官”的结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宋代文学的基本面貌，浸润到宋代文坛的方方面面。大批文人入仕，形成了一个有文化的稳定的官僚阶层，其价值取向左右着一代社会风气，其好恶取舍塑造着一代文风。宋代社会的崇文风气，宋代文人的社会责任感，宋代文学浓厚的人文意味、思辨气质，及文人命运多舛和忧患意识，都可以从中寻觅到踪迹。
（二）书卷风流：宋型文化的知识底蕴
大批文士通过科举途径进入政界，使宋型文化弥漫着浓郁的文人气。书卷气息，文教风流，浸润两宋。元人曾称宋代与汉、唐为“后三代”。以国势气魄论，宋代显然不及汉、唐，但若以整体文化实力而论，宋代文化超越前贤，且为后世所不及。陈寅恪曾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7]邓广铭亦云：“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18]王国维也赞扬“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并描绘了一幅宋型文化全景图：“其在哲学，始则有刘敞、欧阳修等，脱汉唐旧注之桎梏，以新意说经；后乃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诸大家，蔚为有宋一代之哲学。其在科学，则有沈括、李诫等，于历数、物理、工艺均有发明。在史学，则有司马光、洪迈、袁枢等，各有庞大之著述。绘画，则董源以降，始变唐人画工之画，而为士大夫之画。在诗歌，则兼尚技术之美，与唐人尚自然之美者，蹊径迥殊。考证之学，亦至宋而大盛。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又：“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如金石学亦宋人所创学术之一。宋人治此学，其于搜集、著录、考订、应用各面无不用力，不百年间，遂成一种之学问。”[19]
仅就文学而言，宋人就已创新多多，诗歌有所谓“宋调”，与“唐音”双峰并峙；散文唐宋八大家中，宋人占六席之多；词，滥觞于晚唐五代，至北宋方蔚为大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遂成“一代有一代文学”之标志。史学方面，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采用编年史书一体，与传统的纪传体遥相辉映；南宋袁枢所撰《通鉴纪事本末》，为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另外，如上所说，宋人在哲学、文学、艺术、金石学诸领域，成就皆灿然可观。
宋世文教大昌，基础在开国之初就已打下。询如史家所言：“（太祖）在位十有七年之间，而三百余载之基，传之子孙，世有典则。遂使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20]宋人之守内虚外、强化文治的表现，既有如上所言实施文官政治，还有大规模的文化建设。前者是外在制度上的落实，后者是内在精神上的保证。内外结合，才能保证中央集权制的长治久安。太宗尝云：“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21]所谓“帝王用心，常须谨此”的另一层意思就是提高修养，端正心术，关注文治。真宗也重申“崇儒”国策，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诏曰：“读非圣之书及属辞浮靡者，皆严谴之。已镂板文集，令转运司择官看详，可者录奏。”[22]宋朝的“祖宗家法”之一就是振兴文教，太祖赵匡胤将朝廷正殿命名为“文德殿”，礼遇士大夫，优待读书人，扩大科举名额，广开仕进之门。史载：“上性严重寡言。独喜观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他跟从周世宗平寿州，聚书数千卷，“世宗亟召上，谕曰：‘卿方为朕作将帅，辟封疆，当务坚甲利兵，何用书为！’上顿首曰：‘臣无奇谋上赞圣德，滥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书，欲广闻见，增智虑也。’”[23]太祖亦有诗才，其《咏月》诗有句：“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颇有宏大帝王气魄。太宗自幼喜好读书，文化素质也很高，据《贡父诗话》载：“太宗好文，进士及第赐闻喜宴，常作诗赠之，景祐朝因以为故事。”[24]他即位后，更热衷于文化建设，其子真宗称赞他：“始则编小说而成《广记》，纂百氏而著《御览》，集章句而制《文苑》，聚方术而撰《神医》。次复刊广疏于九经，较阙疑于三史，修古学于篆籀，总妙言于释老，洪猷丕显，能事毕陈。”[25]真宗踵事增华，又主持修撰了大型类书《册府元龟》，显示了盛世修典的宏大气魄。
与文治相应，印刷术方面，北宋发明了活字印刷，较发明于唐代的雕版印刷大为进步，加快了印书速度和书籍流通。北宋之前，印刷技术落后，限制了知识的流通。发明活字印刷术后，一书多有复本。复本既多，流传遂广，知识普及速度加快，社会整体文化素质必然提高。苏轼云：“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26]技术逐渐进步，使宋代文教兴国的战略如虎添翼。北宋初便兴建崇文院收藏图书，仁宗时，王尧臣、欧阳修等奉敕编纂成《崇文总目》66卷，收书凡36000余卷。宋室南迁后，淳熙间成《中兴馆阁书目》，著录图书44000余卷。另外，太宗至真宗年间，朝廷聚集南北文士，编纂了四部大型文史典籍，后人称之为宋代“四大书”，即《太平御览》1000卷，《太平广记》500卷，《文苑英华》1000卷，《册府元龟》1000卷，均篇幅巨大，卷帙浩繁，堪称隆世盛典，没有先进印刷术的配合是不可能的。宋皇室本身就十分重视刊刻书籍，成立了“兴文署”。王磐云：“朝廷悯庠序之荒芜，叹人材之衰少，乃于京师创立兴文署，署置令、丞并校理四员，咸给禄廪，召集良工，剡刻诸经子史版本，颁布天下。”[27]上层这种重诗书的风气对社会的影响是明显的，正如王磐所说：“昔圯上老人出袖中一书，而留侯为万乘师；穆伯长以《昌黎文集》镂版，而天下文风遂变。今是书一布，不及十年，而国家人材之盛可拭目而观之矣。”[28]
读书多，学问广博深厚，宋代士人的身上，散发着浓郁的书卷气息，并影响和塑造着宋代文学和文学思想。刘克庄论宋代文学云：“迨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逞辩博，少者千篇，多至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自二三巨儒及十数大作家，俱未免此病。”[29]这样批评宋诗是否允当，下面还要讨论，但其中反映出宋人学问大，爱读书，却是真实的，所谓“家藏玉唾几千卷，手校韦编三十秋”（谢逸《寄隐居士》）。浏览宋代文学，表达倾心书卷之意的句子俯拾皆是。陈与义名句“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怀天经智老因访之》），魏庆之《诗人玉屑》将其列入“宋朝警句”中。[30]宋代士人以在书卷里度光阴为乐，陈与义的另一首诗也说“向来贪读书，闭户生白髭”（《正月十二日》）。宋人读书，读得勤奋，如孔平仲诗云：“诸生诵弦何妨静，满席图书不废勤。”（《昼眠呈梦锡》）许月卿诗云：“筮仕弗如归亦好，读书未了死方休。”（《挽李左藏》）清明时节有求讨薪火的习俗，也与读书联系，“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王禹偁《清明》）。家有诗书，以至于“惟有南风旧相识，偷开门户又翻书”（刘攽《新晴》）。山程水驿中也有书影，如“相随小书卷，开读短灯檠”（叶适《赠高竹有外侄》），“贪寻旧日鸥边宿，露湿船头数轴书”（武衍《秋夕清泛》）。而专讲读书技巧的苏轼“八面受敌”读书法更是为人称道，其云：
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31]
黄庭坚自己读书刻苦，孜孜以求，所谓“俯仰之间已陈迹，暮窗归了读残书”（《池口风雨留三日》），并以诗书传家岸— “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木长风烟。”（《郭明甫作西斋于颍尾，请予赋诗二首》）他谆谆告诫文人：“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32]清人翁方纲时，尚亲见黄庭坚读书摘录35幅，732行，所录“皆汉、晋间事”，并说“尝于《永乐大典》中见山谷所为《建章录》者，散见数十条，正与此册相类。然后知古人一字一句皆有来处”[33] 。
处于这种文化氛围浸润之中，宋代文人多为官僚、学者、文士的复合型人才，其知识结构远比汉唐人广博宏大。以欧阳修为例，政治方面，他由进士甲科入仕，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曾参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文学方面，他诗、文、词、赋、文论，样样精通，文入唐宋八大家之列，诗词亦佳，理论批评为诗文革新领袖，提出“诗穷而后工”之说，其《六一诗话》首创诗话这一批评体裁，后蔚为大观，是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形式。史学方面，他主持编纂了《新唐书》，并著有《新五代史》。其《六一居士传》云：“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34] 浓郁的书卷和人文气息中，培养出典型的政治家、文学家及学者的复合型人才，这在唐代是少见的。此外，能代表宋诗风貌的苏轼、黄庭坚，也具备这种三位一体的特点。尤其是苏轼，更是宋型文化孕育出的百科全书式的人才。这与环绕其四周的浓郁人文氛围无疑是分不开的。这对宋人作诗文、讲究学问和功力、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影响无疑是巨大而深远的。
（三）品性涵养：宋型文化的内在体认
品性者，品节心性之谓也。品节，指品格气节；心性，指心术禀性。重视内在的品格心术的修养，是宋型文化的一大特征，并在文学思想中留下了痕迹。终宋之世，品性涵养始终是文官士人群体关注的精神境界。宋人之读书多，学问博大精深，已缕述如上。需要指出的是，宋人所说的“学问”，不仅指读书时融会贯通前人的知识、经验和技巧，以充实丰富自己的知识储藏，更是指高尚品节的涵养、清旷胸襟的陶冶和内在心性的修炼。对外在客观世界的科学认识和知识积累，只是宋人读书求知的第一个层面，其更深一层的内涵在于对主观世界内在心性的体认和反省。(www.xing528.com)
宋人所谓学问之道，实乃包含两个相互重叠交融的世界，王禹偁有句云“子美集开诗世界，伯阳书见道根源”（《日长简仲咸》），即极其简明地透露出其中端倪。崇尚读书，“客子光阴书卷里”“读书未了死方休”，向杜甫等大师前贤学习，是一种境界；但这还不够，还要修身养性，治心养气，以求“见道根源”，这才是更博大的精神气象。读书穷理与治心养性密切关联。黄庭坚尝云：“读书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纯不欲杂。读书务博，常不尽意；用心不纯，讫无全功。治经之法，不独玩其文章，谈说义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养心治性。”[35]又：“但须勤读书令精博，极养心使纯净，根本若深，不患枝叶不茂也。”[36]洪炎赞扬黄庭坚“其发源以治心修性为宗本，放而至于远声利、薄轩冕，极其致，忧国爱民，忠义之气蔼然见于笔墨之外”[37]。司马光亦云：“玉蕴石而山木茂，珠居渊而岸草荣，皆物理自然。虽欲掩之，不可得已。”[38]这里既有士人领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格品质的自觉培养，有儒家心性对主体内在道德人格的日锻月炼，也有庄、禅那种建立在直觉顿悟内心体验基础之上的超越世间是非荣辱的生存智慧，还有与自然物理相激荡推摩而从中获得的艺术感悟。所有这些，都属于内在品格心性的涵养范畴，都对宋代文学面貌及文学思想发展产生了影响。
负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是宋人品性涵养的第一层面。生长于文官政治的社会氛围中，宋代士人群体本身就负载着治国安天下的直接使命，对社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他们尤重气节，高扬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积极入世思想，对社会、政治投注了极大热情。与民同忧乐，是一种古老的儒家学说，《孟子·梁惠王下》：“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而范仲淹则更进一步提出“先天下而忧而忧，后天下而乐而乐”的著名士大夫处世原则，道德更高，境界更美，成为有宋一代士风的精神旗帜，使得尊奉政治品节和高尚人格成为士人处世的群体自觉。南宋人王十朋《读岳阳楼记》诗有云“先忧后乐范文正，此言此志高孟轲”，朱熹也推崇范仲淹“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39]。苏舜钦有云：“奋舌说利害，以救民膏肓。不然弃砚席，挺身赴边疆。喋血鏖羌戎，胸胆森开张，弯弓射搀枪，跃马埽大荒，功勋入丹青，名迹万世香。”（《舟中感怀寄馆中诸君》）万丈豪气，颇有盛唐边塞气象。有宋一代，兴衰安危，此起彼伏，而士人的精神面貌始终昂扬不衰，实有赖于这种博大人生境界的塑造。诚如《宋史·忠义传序》所论：“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40]有宋一代忠臣义士的数目，超越前代。《宋史·忠义传》，皇皇10卷，所载278人。而查《新唐书》只有3卷，所载仅59人。在人数上，宋为唐的4倍有余，可见宋代崇尚节气之一斑。魏时曹植有“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的豪言，但毕竟未亲身实践，曹植抑郁而死，而非战死沙场；而宋人文天祥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却是用自己的生命去实践了的，并且凝结成一股充塞天地的浩然正气，世世代代为后人楷模。在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前提下，宋人之积极参政，表现在方方面面，兹举两端。一为结党“为公”。《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宋代党争，素称激烈。但它不同于唐代牛李党争，恩怨是非皆出于私门意气，而是为如何治理好天下的“公事”而争，为不同政见而争。北宋时期围绕庆历、熙宁变法而展开的新旧两党之争，颇有近代政党竞争的萌芽性质。由于是“为公”而争，细查《宋史》，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家虽形同水火，但并非为私利而要置对方于死地，而是仍有交往过从，如范仲淹与吕夷简、苏轼与王安石、王安石与吕惠卿等。欧阳修所著《朋党论》大倡“君子之朋”，其特征是：“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41]这种理论之所以产生在宋代，绝非偶然，它是宋代士风孕育出的积极参政议政意识。二为限制君权。由于晚唐五代一幕幕君主无能的闹剧，在儒家“民为邦本”的思想基础上，宋代士人逐步萌生出对君权神圣性的怀疑。苏轼则大胆提出“事君不以私”的原则：“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42]刘黻也曾上书皇帝：“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43]邓牧则进一步发挥道：“所谓君者，非有四目两喙，鳞头而羽臂也；状貌咸与人同，则夫人固可为也。”[44]陆游《家世旧闻》记其高祖陆轸，曾对仁宗“举笏指御塌曰：‘天下奸雄睥睨此座者多矣，陛下须好作，乃可长保’”，而仁宗不以为念，次日“以其语告大臣，取陆轸淳直如此”。[45]这实在是宋代士风培育出的自由言论精神。欧阳修《镇阳读书诗》云“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实为这种精神的生动写照。
重视内在心性的反省与修炼，是宋人品性涵养的第二层面。治心养气，是有宋一代学术之精华，弥漫渗透到文化的各个层面。庄、禅讲究直觉顿悟、重视内心体验以超越世间是非荣辱的哲学，被宋儒消化吸收，融会贯通，取精用宏，发展成一种忽略向外在事功用力（如治国平天下）而重视内在心性修养（如格物致知）的儒者智慧。而治心养气，正是儒、道、佛三家合流的思维交汇点。它不仅指道德追求，还是一种心性智慧。追求道德挺立、品节高尚的儒家境界与庄、禅向往超然物外的清旷胸襟，实有相通之处。要之，宋学之儒、道、释三家交融，关键在深入心灵世界，探索内心奥秘，其思维之敏锐、深刻和细腻，大大超越了专注训诂考据的汉儒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唐代士人。治心养气对苏、黄等一代大师的心态产生了深刻影响，使作家具有深于情而不为情所困，寓意于物而不滞着于物的清旷胸怀，具有超然物外、与道为一、将生活艺术化的品格。苏辙曾论苏轼说：“亡兄子瞻，予师友也。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以为士生于世，治气养心，无恶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为苟生也。”[46]苏轼贬谪黄州后即讲究禅理气数，以安心调气为养生之法。其《答秦太虚书》云：“吾侪渐衰，不可复作少年调度，当速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47]所以其弟子秦观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48]而秦观自己也是讲究心性涵养的高手，其《心说》认为，“心不在我”，“心不在物”，“心不在物我之间”，“虽不在我，未始离我；虽不在物，未始离物；虽不在物我之间，而亦未始离乎物我之间者：此心之真也。譬如虚空焉，虚空者，即之不亲，远之不疏，万物方有则与之有，万物方无则与之无。俯仰消息，唯万物之与俱”。[49]晁补之称黄鲁直“于治心养气，能为人所不为。故用于读书为文字，致思高远，亦似其为人”[50]。黄庭坚有《听崇德君鼓琴》诗云：“两忘琴意与己意，乃似不著十指弹。禅心默默三渊静，幽谷清风淡相应。丝声谁道不如竹，我已忘言得真性。罢琴窗外月沉江，万籁俱空七弦定。”[51]苏、黄诸公将庄禅智慧潜移默化地融入艺术思维，不仅与宋文化发展的反省思考相吻合，开有宋一代以内心涵养论诗之先河，而且与程朱理学讲究心性诚明的哲学体认和道德修养相关联。
（四）人文气象：宋代文化的艺术底蕴
受文教风气陶染，宋人的赏玩审美趣味多向负载着文化及智力活动的物象倾斜，这与“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52]的外向型审美倾向有明显不同。宋初，古文运动先驱之一王禹偁作《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就已透露出这种讯息：
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毁，蓁莽荒秽，因作小楼二间，与月波楼通。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夐，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鹤氅，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销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53]
在此，突出的是琴、诗歌、围棋、投壶、《周易》、香等人文意象，而自然景致退居次要位置。南宋陆游有诗，名为《书室明暖，终日婆娑其间，倦则扶杖至小园，戏作长句二首》，题目中就已透露出流连书卷、赏玩人文的意味，诗云：“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又如《临安春雨初霁》云：“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秦观《浣溪沙》词：“淡烟流水画屏幽”，“宝帘闲挂小银钩”。古砚、矮纸、画屏、银钩，无不暗示着宋人对这些作为文化心智物质载体的浓厚兴趣。王国维云：“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如金石学亦宋人所创学术之一。宋人治此学，其于搜集、著录、考订、应用各方面无不用力，不百年间，遂成一种之学问。”[54]对此结论，李清照著《金石录后序》是极妙的形象诠释。赵李夫妇嗜金石，对人文器物一往情深，其每“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笺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日积月累，其成果“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甗、鬲、盘、彝、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靖康之难，赵李仓皇南奔，“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人者”，即使这样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55]可见其收藏之丰富。宋人之嗜好人文，于此可见一斑。
对此，宋人赵希鹄之言可视为一总结：“唐张彦远作《闲居受用》，至首载斋阁应用而旁及酝醢脯羞之属。……谁谓君子受用如斯而已乎？……殊不知吾辈自有乐地。悦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声。尝见前辈诸老先生多畜法书、名画、古琴、旧砚，良以是也。明窗净几，罗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古人妙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娑钟鼎，亲见商周，端砚涌岩泉，焦桐鸣玉佩，不知人世。所谓受用清福，孰有逾此者乎？”[56]其中描绘出一幅典型的宋代人文气象图画，形象地诠释了王国维“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一语。其直接结果，就是形成了宋代文学的人文优势。以宋诗为例，人文意象上升到突出的地位。琴、棋、书、画、笔、墨、纸、砚、金石、书法、绘画等人文心智的文化载体，频繁出现，取代唐人所尚的自然意象而在诗歌中出现的次数占压倒优势，兹不赘举。苏轼曾作《凤翔八观》，所咏为石刻、绘画、陵墓、雕塑、建筑等，全为人文意象；黄庭坚诗中，书册出现了120次，翰墨53次，茶82次，人文对象所占比重亦极大。题画诗，唐人中杜甫写得最多，但也不过2首，而苏、黄二人就写了200余首。即使在激愤悲慨的爱国诗中，人文意象亦有所体现。陆游《追忆征西幕中旧事》诗云：“关辅遗民意可伤，腊封三寸绢书黄。亦知虏法如秦酷，列圣恩深不敢忘。”《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云：“冈峦极目汉山川，文书初用淳熙年。”“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浓烈的爱国情怀凝聚在蜡封、文书、服饰等人文意象上。此外，陆游写农村生活，描写对象也富于人文色彩，如《游山西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箫鼓、春社、衣冠、负鼓说书，都十分富于人文气息。
自然意象历来是文学的根基，可在宋人笔下，也多呈现出人文气。如陈师道《春怀示邻里》云：“断墙着雨蜗成字，老屋无僧燕作家。”曾巩《雪咏》云：“沙水渺相合，扁舟在画屏。啄草鸟雀踪，篆字遗纵横。”林逋《孤山寺端上人房写望》云：“阴沉画轴林间寺，零落棋秤葑上田。”刘敞《微雨登城二首》：“浅深山色高低树，一片江南水墨图。”经宋人心灵的过滤，自然风景化作了篆字、画屏、画轴、棋盘等文物载体。宋人笔下，自然意象表现得抽象化、概括化，成为一种负载人格精神的人文符号。唐人写桃花，是一次性体验的具体之象，如“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崔护《题都城南庄》），地点、人物、桃花之象，确有其物。而宋人写桃花，则有一种抽象意味，如黄庭坚《答黄几复》：“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桃李春风，江湖夜雨，是多次人生体验的沉淀叠印，而不是一次性的此情此景。其他如陈与义《再登岳阳楼》：“草木相连南服内，江湖异态栏干前。”陆游《南定楼遇急雨》：“江山重复争供眼，风雨纵横乱入楼。”以上都有这种写意化、概括化的倾向，与“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杜甫《登楼》）的实地、实景及具象明显不同。另外，这种人文化指向在散文和词的创作中亦很突出，如范仲淹《岳阳楼记》、苏轼《前赤壁赋》《后赤壁赋》、欧阳修《秋声赋》等，亦有此种倾向，兹不展开论述。当然，这点体现最充分的是对梅、竹、莲、菊精神内蕴的描写。唐人咏物，重在外在之感官经验，如“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过故人庄》），“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滁州西涧》），即使写景高手如王维，其名句“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书事》），“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杂诗》）等，对外物的出色描摹，同时不无意趣点染。而宋人注重的是其内在精神意蕴，把品性涵养等人文精神灌注其中。
梅与竹，是宋诗、宋词及宋画的描写对象，几乎成为宋人精神品格的集体象征。林逋爱梅，梅花在其笔下，实际已成为一种高洁人格的象征，其《梅花二首》云：“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咏梅不仅描绘其外在形状特征，更贵写出内在精神，从此，林逋之梅花就成为宋代士人高洁品格的一种象征。另外陆游有《卜算子·咏梅》词，其云：“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虽意绪惨淡，却也不著一字，而尽得梅花之神，洁白孤高之品性，尽在其中。梅花精神，传至宋末，南宋谢枋得《武夷山中》云：“十年无梦得还家，独立青峰野水涯。天地寂寥山雨歇，几生修得到梅花？”在此，梅花又象征着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江湖派大师刘克庄因《梅花》诗被编入《江湖集》中，被诬讥刺权相史弥远，遭受文字狱而免官。史弥远死，刘复出，作《病后访梅九绝》，其一云：“梦得因桃数左迁，长源为柳忤当权。幸然不识桃并柳，却被梅花累十年。”在此，桃、柳、梅花都极富人文内涵。除梅外，宋人亦喜竹。唐人咏竹，重在意趣，如“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王维《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山居秋瞑》）。宋人则重内在意蕴，文同诗《此君庵》咏竹云：“斑斑堕箨开新筠，粉光璀璨香氛氲。我常爱君此默坐，胜见无限寻常人。”苏轼《于潜僧绿筠轩》云：“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以竹寄托人文情怀，以是否爱竹作为雅俗之分界，出语警策，议论精辟，足见宋人精神寄托之高雅。
宋人周围环绕的人文气象，对文学思想的影响是明显的。宋代文学思想的精华，多与绘画有关，如苏轼之“不俗”的思想，就是以竹为寄托对象（无竹令人俗），而竹是宋人丹青的主要对象。苏轼本人爱画竹，并激赏文同画竹，并且产生了诗中有画及诗画同源思想，审美意蕴丰富。这无疑与宋代士人较高的人文涵养及浓郁的绘画意识有关，而它又是以绘画艺术的繁荣为前提的。宋人绘画，自荆浩、关仝、董源、巨然之后，继之以黄筌之花卉，李公麟之人物，郭熙、米芾及其子友仁之山水，崔白之花鸟，皆卓绝一时。郭熙著《林泉高致集》，郭若虚著《图画见闻志》，从山水人物画的实际经验深入探讨绘画美学内涵，为绘画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宋人的又一功绩，是变唐人画工之画为士大夫之画。对此，苏轼有专论：“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卷。”[57]宋徽宗赵佶爱画，本人又是杰出画家，画风承袭黄筌、徐熙、崔白等，在花鸟画方面造诣极高。他于崇宁三年（1104年）所建立的画学，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绘画专业学院，有着系统完备的招生、考试、教学制度。赵佶亲任院长，亲自教学，从而造就了一大批“院体画”派艺术家。皇室上层及士大夫中有如此浓郁的醉心绘画的赏玩心态，对其他艺术门类不会没有影响，且画本身就是沟通不同艺术门类的媒介。宋代皇家画院招生，用诸如“踏花归来马蹄香”的写景诗句作为考试题目，要求画家用诗歌的情思来构思境界。徽宗时，蔡京执政，任命著名书画家、苏轼的挚友米芾为书画院院长，把以画为诗的文艺政策落到实际操作的层面。而诗人们也普遍追求画意，笔下出现了“江山如画”的思想。在此方面，文同尤为突出，他是画家，观察自然时多以色彩、构图、线条的画眼，寻觅诗意。试看：“客路逢江国，人家占画图。”（《江山主人》）“独坐水轩人不到，满林如挂《瞑禽图》。”（《晚栖湖上寄景孺》）“见山楼迥倚晴虚，看展终南百幅图。”（《寄永兴吴龙图给事》）诗情画意，融合一体。如此丰厚的绘画意识积淀，直接催化了画论与诗论、文论的联姻。此方面之集大成者，当推苏轼，所以在此以他为例。除善诗能文之外，苏轼还工于书画，是北宋文人画的中坚人物，与表兄文同、挚友米芾形成了一个绘画流派。相传是苏轼作的画，如《木石图卷》等，枯竹怪石，萧散空寂，重在写意，人称“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58]。苏轼还明白宣示了自己所属文人画派的宗旨：“东坡虽是湖州派，竹石风流各一时。前世画师今姓李，不妨题作辋川诗。”（《次韵子由题憩寂图后》）文同善墨竹，萧散飘逸，为文人画“湖州派”主将；李，即文人画家李公麟，画亦超逸；从“辋川诗”的赞语中，可看出苏轼对王维的推崇。苏轼本人的绘画素养也很高，对画理进行了细心揣摩，曾云：“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59]他称赞文同之画曰：“与可之于竹石枯木，真可谓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挛拳瘠蹙，如是而条达畅茂根茎节叶，牙角脉缕，千变万化，未始相袭，而各当其处。合于天造，厌于人意。盖达士之所寓也欤。”[60]。概括而言，苏氏画论精华有三：
一为神似贵于形似，其《传神记》云：“传神之难在目。顾虎头云：‘传形写影，都在阿睹中。’……吾尝见僧惟真画曾鲁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见公，归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于眉后加三纹，隐约可见……遂大似。”[61]又《书鄢陵王主簿画折枝二首》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62]
二为诗画有共同艺术规律，其云：“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淡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63]（《书鄢陵王主簿画折枝二首》）又《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64]
三为论物我同一，主客交融，其云：“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疑神。”[65]（《书晃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二首》）又《文与可画筜谷偃竹记》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66]
这几点，都对宋代文学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
除苏轼外，其余宋代大家的文学思想亦有此种人文化的倾向，如欧阳修论琴艺：“弹虽在指声在意，听不以耳而以心。心意既得形骸忘，不觉天地白日愁云阴。”（《赠无为军李道士二首》）其《盘车图》论画“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少，不若见诗如见画”，“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走、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67]。黄庭坚更是直接把书画与文章结合而论，其云：“凡书画当观韵。往时李伯时为余作李广夺胡儿马，挟儿南驰，取大黄弓引满以拟追骑，观箭锋所直发之，人马皆应弦也。伯时笑曰：‘使俗子为之，当作中箭追骑矣。’余因此深悟画格，此与文章同一关纽，但难得人入神会耳。”[68]弃形取神，为艺术共同规律，绘画与文章实有相通之处。打通书、画、诗、文，实为黄庭坚文学思想的一大特色，他在《题乐毅论后》的名句“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69]，就是由书法所悟出的文艺规律。在《道臻师画墨竹序》中他说：“与可之于竹，殆犹张（旭—引者注）之于书也。”[70]书画共同之处于在“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他引申阐述说：“夫心能不牵于外物，则其天守全，万物森然出于一镜，岂待含墨吮笔槃礴而后为之哉！故余谓臻：欲得妙于笔，当得妙于心。”[71]宋人文论，此类例子还很多，如道学家邵雍就有《诗画吟》，探讨诗歌与绘画这两门不同艺术的共同艺术规律：“画笔善状物，长于运丹青。丹青入巧思，万物无遁形。诗笔善状物，长于运丹诚。丹诚入秀句，万物无遁情。”其他不一一赘举。很显然，对书画的品评使宋人对艺术的理解有所深化，从而给文学思想带来一种博大贯通的人文气象。
要之，有宋一代，实施文官政治，优待士人，使大批文人通过科举渠道走向仕途，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有发言权，在文坛上也是左右风气的领袖人物。大批文人进入政界，使宋型文化在形成之初就弥漫着浓郁的书卷气息，形成迥异于唐型文化的人文气象。文官政治，是理解宋型文化的入手处；书卷风流，是宋代文人的普遍具备的文化素质；而人文气象，则反映出宋人审美趣味更趋向内倾式的人文心智活动。这些文化心理背景，是宋代文学存在的社会基础，对文学思想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如宋人讲究以议论为诗，以博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与宋人读书多、学问广博深厚就有明显联系。更为重要的是，宋代文人多入仕途，带来的并非仅仅是书卷风流和人文气象，还有深刻地影响了其精神世界的另一面，即：其在仕途，多遇险恶，而这又形成了宋代文人多变命运，从而塑造着其双重人格和二元心态，最终对著述思想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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