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萧统、刘勰同异论
本节讨论萧统与刘勰著述思想与文学观念的同与异。
就其同者而言，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勰的关系，或曰《文选》与《文心雕龙》（以下亦称《文心》）的联系，对治齐梁文学者，颇具魅力。二者一编纂《文选》，为出色选家；一巧雕《文心》，为文论大家。《文选》，《文心》，辉映当时；《选》学，《龙》学，泽润百世。直接记录二者关系的可靠史料，只有《梁书·刘勰传》一条：“天监初，起家奉朝请……除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82]另有一条较间接，似为对“深爱接之” 的具体注释：“（昭明太子—引者注）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83]“赏爱无倦”与“深爱接之”，在语气甚至用词上都很接近，从情理上揆测，刘勰当在与萧统“讨论篇籍”“商榷古今”的文士行列之中。
关于二人交往的时间长度和亲疏密度，顾农君曾作过详细考辨，兹不赘述。[84]本书将从另一角度—审美情趣的相通—分析二者的关系。正式展开论述之前，有必要对前贤在此领域的工作做一番梳理。就笔者见闻所及，学界认为刘勰与萧统有联系，约有五种意见：一、崇佛思想接近。杨明照《梁书刘勰传笺注》：“又《梁书·昭明太子传》：‘太子亦崇信三宝，遍览众经，乃于宫内别立慧义殿，专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谈论不绝。’（《南史》统传同）舍人本博通经论，长于佛理，与昭明之爱接，或亦有关。”[85] 二、折衷倾向相通。王运熙《刘勰文学理论的折中倾向》一文认为，梁代文坛鼎足三分，一为讲究“典”的复古派，以裴子野为代表；二为崇尚“丽”的新变派，以萧纲、萧绎为首；三为折衷于典丽文质之间。从大的分野来说，萧统与刘勰同属一派。[86]三、崇文倾向接近。杨明照《梁书刘勰传笺注》：“舍人深得文理者，与昭明相处既久，奇文共赏，疑义与析，必甚得君臣鱼水之遇，其深被爱接也固宜。”[87]四、具体文学见解相类。户田浩晓《文心雕龙研究》：“两者不仅在文学样式的分类上存在不少共通点，且在关于文学本质的想法方面也极为相似，《文选》的编纂曾受到《文心雕龙》的巨大影响是不容否定的。即使说《文选》实际上是依据《文心雕龙》文学论而构成的诗文集形式的著作，恐怕也不过分。”[88]五、文体观念近似。骆宏凯《文选学》：“《文选》分体凡三十有八，七代文体，甄录略备，而持较《文心》，篇目虽小有出入，大体实适相符合。”[89]又杨明照认为：“又按昭明生于齐中兴元年九月，时《文心》书且垂成，而后来选楼所选者，往往与《文心》之‘选文定篇’合；是《文选》一书，或亦受有舍人之影响也。”[90]
以上五种意见，为目前学界研究二者关系之大观。很明显，其研究轨迹中多有“或亦”“是岂”“很可能”“必其”“大约总是”等揣度之词，可证目前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尚处于“有依据的猜测分析”状态。在这种认识性质的定位下，笔者不避续貂之嫌，聊存美芹之意，试图在这五种说法之外再添加一种研究思路，即从《物色》所反映出的自然审美情趣入手，测析昭明和刘勰的关系。[91]笔者认为，刘勰的自然审美观念可作如下归纳：一为赏玩、亲近的态度；二为注重从四季变化观赏自然；三为注重审美经验的低级阶段，即生理感觉。如本章前文所分析的，萧统的审美趣味与之一一对应。在从审美趣味相通的角度分析萧统和刘勰的关系之后，或许能在学界已有的五种意见之外，为我们观察二人的关系，或曰《文心雕龙》和《文选》的关系，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文化多元的思想意识相近，主张典丽的文学思想类似，加上审美情趣的相通，再来看“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就又多了一种联系，显得更有依据。
就其异者而论，刘勰又与萧统颇多不同之处。首先是著述思想的明显差异。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申明自己的创作动机：“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辨哉，不得已也！”[92]又《文心雕龙·诸子》云：“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93]刘勰之著《文心雕龙》，明显有甄选经典、致用当世的功利性目的，是对自己“梓材”理论的一次实践。他对前人文论，均不满意，就是因其“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于世无补。其以文学活动甄选经典政教的目的十分明确：“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94]这些均源于传统的三不朽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95]而在萧统所涉及的著述观念中，却很难看到这种功利色彩的踪影，相反，常见的是本章前文所分析的“娱玩”式著述思想。恰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文学虽然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但所有的文学都有源流，有脉络，它们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变本加厉，但是根本还在冰异于水，但水的性质并没有变。‘物既有之，文亦宜然。’这个一致性就是‘并为入耳之娱’，‘俱为悦目之玩’。这就是萧统所理解文学的本质，也是他选录文章的当然标准。正是因为文学有这样的特点，所以他会‘历观文囿，泛览辞林’，并且能够在其中‘心游目想，移晷忘倦’，也正是因为体会到文学这样的美妙，他才会在古今文海中做这样一番‘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的工作，成就这样一部《文选》。而这点也是萧统不把子书、史书当作‘文’看，排除在‘文选’之外的真正原因。”[96]
此外，刘勰和萧统最大的不同在于对“娱玩”式著述思想和文学观念的认识。简言之，萧统是接受、向往和崇尚，刘勰则是既有接受，亦有批判。萧统《文选》的“娱玩”观念代表了其时代的一种审美思潮和认识，恰如学者所指出的：“这样的选文标准与他在其他场合所说的‘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等论述并不矛盾，既包含了萧统对文学的独特感受、体会与要求，也是那个时代对于文学的共同认识。”[97]
风骨论在《文心雕龙》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洵如罗宗强先生所论：“风骨论是刘勰最激动人心而又最扑朔迷离的理论命题，也是他的理论的最出色成就之一。”[98]自20世纪初，以黄侃先生在北京大学独立讲授《文心雕龙》为标志，现代“龙学”已有80多年的历史。这期间，像其他理论命题一样，风骨论的内涵和外延已在学者的精耕细作中得到了充分阐释，风骨究竟何指？风骨命题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其理论价值何在？学界的分析论证莫衷一是。有人曾作一统计，列出对风骨的不同解释共10组57种，可见研究之细腻。[99]研究刘勰的风骨论，有两种途径：一为微观的，对风骨范畴确切含义的探讨；二为宏观的，对风骨论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的考察。第一种工作，已经做得较为透彻，相比之下，第二种工作则显得薄弱，成果不多。
本书不纠缠于风骨范畴本义的探讨，而试图从《文心雕龙》的《程器》篇入手，考察刘勰风骨论形成的社会文化因素。在众说纷纭的风骨命题定义中，笔者采用罗宗强先生的解释：“风与骨，均指作品之内在力量，不过一虚一实，一为感情之力，一为事义之力。感情之力借其强烈浓郁、借其流动与气概动人。事义之力，借其结构谨严之文辞，借其逻辑力量动人。风骨合而论之，乃是提倡一种内在力量的美。”[100]由“内在之力”这一定义立脚，本书认为，《程器》与《风骨》，一论世，一论文，一为社会批评，一为文学批评，二者实有内在逻辑联系。其理论锋芒所指向的是齐梁时期尚文轻武、无骨乏力的文化弊病。刘勰社会批评的思想左右着他文学批评的态度，而其文学批评中又明显含有社会批评的投影。换言之，《程器》是社会批评中的风骨论，而《风骨》则是文学批评中的程器说。
（二）由《程器》观《风骨》
如前所述，萧统与刘勰所处的齐梁时代文坛，务华弃实，彩饰压倒了风骨。这就是环绕着刘勰的时流风尚，它是举世狂热崇文的必然结果。这种“近代”文学，美则美矣，丽则丽矣，可正如《风骨》篇所概括的，是“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瘠义肥辞，繁杂失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101]所谓“近代”“近世”文学之失，大略难逃此寥寥数语。
这样，从《程器》到《风骨》，由社会批评到文学批评，由人之无骨到文之无骨，其中的逻辑联系就十分清楚了。单从美学角度来说，靡弱文风本身已经有待于纠正，而刘勰本人的贫寒庶族地位，使得他对士族政治的不满极容易转移投射到文化及文学领域，对产生靡弱文风的根源看得更清，纠偏矫弊的心情就更迫切。这无疑使他看问题又深入一层，又多了一种角度，风骨论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心理背景下产生的。
针对近代词人“务华弃实”之弊，刘勰强调文人要通政事、达实务、贵器用。《文心雕龙·程器》开篇即云：“《周书》论士，方之‘梓材’，盖贵器用而兼文采也。”[102]《梓材》为《周书》中一篇，其云：“若作梓材，既勤朴斫，惟其涂丹雘。”孔传曰：“为政之术，如梓人治材为器，已劳力朴治斫削，惟其当涂以漆丹以朱而后成。”[103]实用是根本，丹漆是修饰。齐梁之际，狂热崇文，士大夫肤脆骨柔，多不堪器用。为此，他提出理想的文人应是“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而他理想的士人人格则是“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质，豫章其干”[104]。器用文采，相得益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而当时“时流”所重的风气却是崇文而轻器，与刘勰的理想相去甚远。翻阅《梁书》，士人因文采风流而获皇室宠任的记载随处可见，于此可观时流所重：
一重阐扬经术。《梁书·徐摛传》：“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高祖闻之怒，召摛加让，及见，应对明敏，辞义可观，高祖意释。因问《五经》大义，次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说，末论释教。摛商较纵横，应答如响……更被亲狎，宠遇日隆。”[105]又“之遴好属文，多学古体，……是时《周易》《尚书》《礼记》《毛诗》并有高祖义疏，惟《左氏传》尚阙，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高祖大悦，诏答之曰：‘省所撰《春秋》义，比事论书，辞微旨远’”[106]。
二重辞章之美。《梁书·刘孝绰传》：“高祖雅好虫篆，时因宴幸，命沈约、任昉等言志赋诗，孝绰亦见引。尝侍宴，于坐为诗七首，高祖览其文，篇篇嗟赏，由是朝野改观焉。”[107]又《柳恽传》：“（柳恽—引者注）少工篇什。……尝奉和高祖《登景阳楼》中篇云：‘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翠华承汉远，雕辇逐风游。’深为高祖所美。”[108]又《张率传》：“率又为《待诏赋》奏之，甚见称赏。手敕答曰：‘省赋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皋速而不工，卿可谓兼二子于金马矣。’又侍宴赋诗，高祖乃别赐率诗曰：‘东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虽惭古昔，得人今为盛。’……其恩遇如此。”[109]张峰屹曾著文指出：“魏晋南朝诗坛，普遍存在着逞竞才学、游戏文字的创作情境。此种情形之形成，与其时张扬才学的社会文化氛围、帝王权贵常常招聚文士酬唱的风气以及寒士以文才求仕进的现实密切相关。”[110]具体而言，这种“逞才游艺”风气与重娱乐、尚轻艳文学（诗学）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重娱乐、尚轻艳，是南朝文学思想的主潮，也是其时诗歌创作的风尚。察《艺文类聚》卷五六《杂文部二·诗》收录的三十馀类杂体诗，除柏梁、离合、两头纤纤、藁砧、五杂组五体外，其他各体都是南朝诗人首创。谢灵运、鲍照、何长瑜、谢惠连、王融、范云、沈约、庾肩吾、庾信、萧纲、萧绎、沈炯这些活跃于南朝的诗人，都是杂体诗的重要作手。这便足以说明：南朝诗坛流动着一股浓烈的以作诗为娱乐的风气。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所谓‘立身之道，与文章异 ：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艺文类聚》卷二三），即鲜明地表述着文学追求娱乐、轻艳的风气。由于这些诗歌一般并无真情实感之抒发，故往往表现为逞才游艺，诗人们更多在雕琢诗歌形式上用力。”[111]
三重风神容止。此为贵形似风气在容貌上的另一种表现。《谢览传》：“览为人美风神，善辞令，高祖深器之。尝侍座，受敕与侍中王暕为诗答赠，其文甚工。高祖善之，仍使重作，复合旨。乃赐诗云：‘双文既后进，二少实名家；岂伊止栋隆，信乃俱国华。’”[112]又《王峻传》：“峻少美风姿，善举止。……高祖甚悦其风采，与陈郡谢览同见赏擢。”[113]又《康绚传》：“绚身长八尺，容貌绝伦，虽居显官，犹习武艺。高祖幸德阳殿戏马，敕绚马射，抚弦贯的，观者悦之。其日，上使画工图绚形，谴中使持以问绚曰：‘卿识此图不？’其见亲如此。”[114]“东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二句，准确传神地道出齐梁时期才学与仕途的微妙联系。
齐梁文化氛围及世风，大略如此。
身处这种大的崇文氛围之中，能征惯战的武将深感压抑，不由慨叹：“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肉，甜如甘露浆。觉耳后风生，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遭此邑邑，使人无气。”[115]这种心态，与文士形成鲜明对照。
此种崇文风气，害国误政亦不浅。梁末浩劫，始乱于侯景，再祸于西魏，均与此种风气有关。
（三）重器用与贵风骨
“务华弃实”，其枝叶在文坛，而根则在政坛：政坛轻器用，则文坛无风骨。贵器用与重风骨，一指人，一指文，实为一种思想的两种表现形式。而要在为人上强调器用，就必然要在文风上提倡风骨，二者实有密切内在逻辑联系。如上所云，风骨是一种内在情感之力，最忌华而不实，“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120]。风骨是一美学概念，较为抽象，考之刘勰本人所举具体之例，会更清楚地看到其心目中风骨与器用联系之密切。《文心雕龙·才略》篇谓：“刘琨雅壮而多风，卢谌情发而理昭，亦遇之于时势也。”[121]可见，刘琨之“多风”和“时势”联系密切，什么样的时势呢？《祝盟》篇又云：“刘琨《铁誓》，精贯霏霜。”[122]《章表》亦云：“刘琨《劝进》……文致耿介，并陈事之美表也。”[123]《铁誓》，指《与段匹盟文》，事在建武元年（317年），刘琨临危受命，任并州刺史，四面受敌，乃谋与幽州刺史段匹结盟，以讨石勒。文见《全晋文》。此文先述国家危难是“百罹备臻，死丧相枕，肌肤润于锋镝，骸骨曝于草莽，千里无烟火之庐，列城有兵之邑”，一派伤心惨目，“兹所以痛心疾首，仰诉皇穹者也”，继而盟誓，共赴国难，“自今日既盟之后，皆尽忠竭节，以翦夷二寇。有加难于琨，必救；加难于，琨亦如之。缱绻齐契，披布胸怀，书功金石，藏于王府。有渝此盟，亡其宗族，俾坠军旅，无其遗育”。[124]全文出乎民族大义，情怀激越，义正词严。《劝进》，指劝晋元帝称制江左，创建东晋王朝，亦有功于当世，事见《晋书·刘琨传》：“西都不守，元帝称制江左，琨乃令长史温峤劝进。”[125]《文选》李善注引《晋纪》云：“刘琨作《劝进表》，无所点窜，封印既毕，对使者流涕而遣之。”[126]查严可均《全晋文》收刘琨《劝进表》凡四篇，精忠报国之心，溢于言表，如“臣每览史籍，观之前载，厄运之极，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气之类，莫不叩心绝气，行号巷哭”[127]，故称“精贯日月”“文致耿介”。又刘琨赠卢谌诗的序中曾提到“自顷辀张，困于逆乱，国破家亡，亲友凋残。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128]，情调悲慨激越，雅壮多风，“雅壮，义正而近于悲壮，指其报国之情怀。雅壮之情怀反映在作品中，便是那感人的感情力量，这便是‘风’”。[129]可见，器用和风骨具有一定联系，很符合刘勰那“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的“梓材”标准。钟嵘置刘琨于中品，评曰：“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130]
“风”是如此，再看“骨”，《文心雕龙·檄移》篇云：“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131]陈琳《为袁绍檄豫州》，历数曹操生平之恶迹，言辞激烈，诸如“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狡锋协，好乱乐祸”，“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群谈者受显诛，腹议者蒙隐戮，百寮钳口，道路以目”。[132]字字千钧，刻骨入木，通篇以一种无法辩驳的力量证明，曹操应受到惩治，正义之师必然胜利，这是一种内在之力，一种用精心选择、严密组织的言辞表达出的思想力量。陈琳之才，冠绝一时，史载：“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数加厚赐。”[133]其文才如此。何逊《登石头城》诗云：“薄宦恧《师表》，属辞惭愈疾。”典故即出于此。陈琳虽为文士，却有经国之器，史载：“琳前为何进主簿。进欲诛诸宦官，太后不听，进乃召四方猛将，并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谏进曰：‘《易》称“既鹿无虞”，谚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国之大事，其可以诈立乎？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无异于鼓洪炉以燎毛发。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违经合道，天人顺之；而反释其利器，更征于他。大兵合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只为乱阶。’进不纳其言，竟以取祸。”[134]可见，陈之文章“壮有骨鲠”，背后无疑有他人格上器用风骨的支撑。
很明显，这里所举刘琨、陈琳之文都属于经国务实的应用文体，刘、陈作为文人，无疑都有“纬军国”“任栋梁”之材。当然，不是说风骨必然与军国器用相联系，但军国大事、大理、大情关乎家国命运、社稷存亡，比较容易产生激越刚健、风清骨峻之作，也是不争的事实。刘勰所举两例来具体说明自己的美学概念，一风一骨，均与“纬军国”“任栋梁”有关，体现出贵器用与重风骨的明显逻辑关系，绝不是偶然的。
由《程器》观《风骨》，实际上是对刘勰一种思想两种表现方式的考察。它涉及两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方面：从社会批评到文学批评，及从贵器用到重风骨。《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深的论文力作，其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这样，就又多了一种考察刘勰风骨论的角度。
简言之，“贵器用”与“重风骨”，是对以文学为“入耳之娱”和“悦目之玩”的批评与反拨，其大的环境背景就是魏晋齐梁以来诗文趋于绮靡轻艳的风气。更具体而言，是弥漫于帝王君臣周围“逞才游艺”的风气，其形态恰如张峰屹先生所指出的：
魏晋南朝诗坛，普遍存在着逞竞才学、游戏文字的创作情境。此种情形之形成，与其时张扬才学的社会文化氛围、帝王权贵常常招聚文士酬唱的风气以及寒士以文才求仕进的现实密切相关。逞才游艺的诗歌创作，其社会价值固然不是很大，但对于文学自身发展却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从创作和诗体而言，它对魏晋南朝时期诗歌风貌的形成，对诗歌表现艺术的进步，乃至古典诗歌某些基本特质的形成，都发生了重要作用 ；从文学观念之形成而言，它与南朝“文笔之辨”以及重娱乐、尚轻艳的诗学主潮，都有显见的因果关系。[135]
“逞才游艺”的本质，不是“为情造文”，而是“为文造文”，把文学作为一种驰骋才华以迎合主上、争竞诗才以显示才华、追求辞藻声韵以游戏人生的工具。张峰屹先生指出：“逞才游艺的诗歌创作普遍存在于魏晋南朝时期，只要翻检一下相关的史传、笔记尤其是总集、别集，即可得到深刻印象。约略言之，这个时期逞才游艺的诗歌，主要在以下四类之中 ：（一）杂体诗 ；（二）游宴诗 ；（三）拟代诗 ；（四）宫体诗 。当然，这四类诗歌逞才游艺之表现有所不同：一般地说，杂体诗、游宴诗和宫体诗，逞竞才学、游戏文字的特征比较明显；而拟代诗则往往逞才游艺与言情述志兼而有之。但总的说来，这四类诗作显然并非郁结在心、不得不发之属，而主要是在某些无关实际社会人生的情境下诗人的逞才游艺欲望—也即并非“为情造文”，而是“为文造文”。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很多诗人尤其是一些著名诗人和名流雅士，如曹植、傅玄、张华、潘岳、陆机、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王融、庾信、江淹以及萧衍、萧统、萧纲、萧绎、刘孝绰、庾肩吾、何逊、吴均、徐陵、沈炯、陈叔宝等，都有为数不少的逞才游艺诗作。”[136]游艺、游戏、赏玩、娱玩等词语，表述各异，本质实同，也就是把文学视为“入耳之娱”和“悦目之玩”。验之历史，萧统实处于这种大的氛围之中，因而“睹物兴情，更向篇什”就合乎情理与逻辑地成为促成他编纂《文选》的动机要素之一。
综上，“入耳之娱，悦目之玩”是萧统对待精神文化的底色，这也必然影响到其著述思想。萧统的著述思想有浓郁的审美色彩，体现为一种广义的“物色”态度，即著述取舍与自然审美具有同一性，都有赏玩的痕迹。这样，“物色”的审美态度影响到他以“娱玩”作为《文选》的选篇标准。这代表着齐梁时期“务华弃实”、重文轻质的美学思潮和著述倾向。萧统对刘勰“深爱接之”，二人观念有同有异。就其同者而言，刘勰对齐梁文风所表现出的尚华彩、贵形式的风气不是绝对排斥的；就其异者而论，刘勰对萧统深深卷入的“娱玩”式文风和著述态度也表现出不满和批判，风骨论就是这种批判态度的结晶。
当然，从审美态度观照萧统的著述思想，本章所论只是一种分析角度，它意在强调与侧重，在强调与侧重中把问题挖深说透，并不意味着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判断。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学界对于萧统编纂《文选》的动机有各种解释和相应材料的支撑。综观其文献和立论剖析，以“尊王教化说”和“官书说”为例，都有一定材料和文献的支撑，也就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此尚有探讨余地的空间在于：尽管不无“尊王”“教化”“修官书”的背景，但作为具体负责编纂全局的萧统个人也不是毫无作为，也会在所谓编纂“官书”中注入自己的个性化因素，而这种“个性化因素”无疑应该包括其个人的审美态度及其对文学的基本判断。
要之，由于文学和著述思想的复杂性，构成一个问题的原因往往也是复杂的、多元的、多层面的，而由于立论、持论的明晰性要求，作为一篇论文的分析角度又往往是单一的，而单一又往往容易流于片面。本章所论，只是一种分析角度，并力求从这一角度把问题挖深说透，它并不否定其他说法，而是和其他分析角度一起，构成问题的全貌。本章之论萧统编纂《文选》的动机就是如此。
要之，萧统的著述思想有浓郁的审美色彩，体现为一种广义的“物色”态度，即著述取舍与自然审美具有同一性，都是赏玩的对象，即所谓“入耳之娱”“悦目之玩”。如上所论，这样的“物色”审美态度显然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他以“娱玩”作为《文选》的选篇标准。这背后的大环境、大氛围就是齐梁时期“务华弃实”、重文轻质的美学思潮和著述倾向，“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137]如同丹纳《艺术哲学》所说的“精神气候”，制约着这种或那种“精神产品”的出现、发育和生长。当然，这种判断只是理解问题的一种角度，只是一个侧面，只有和其他因素结合起来，才是问题的全貌，才可窥见“全象”。此前学界对此讨论得并不充分，故撰此章详尽论析之。
【注释】
[1]邸宏香：《〈文选〉编纂研究述略》，《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2]陈祥谦、谭亚菲：《萧统编纂〈文选〉的真实意图考论》，《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3]曹道衡：《关于萧统和〈文选〉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5期。
[4]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064页。
[5]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序言第2页。
[6]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067页。
[7]罗书华：《萧统文学观念与〈文选〉选文标准之重释》，《求是学刊》2008年第1期。
[8]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067页。
[9]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19页。
[10]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062页。
[11]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68页。
[12]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549页。
[13]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67页。
[14]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65页。
[15]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68页。
[16]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1页。
[17]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64页。
[18]滕守尧：《审美心理描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24页。
[19]曾大兴：《物候与文学家的生命意识—论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学术研究》2015年第6期。
[20]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064页。
[21]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062、3063页。
[22]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86页。
[23]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93页。
[24]《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4页。
[25]《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7页。
[26]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62页。
[27]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
[28]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81页。
[29]《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30]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3页。
[31]王利器校笺：《文心雕龙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55页。
[32]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64页。
[33]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93、695页。
[34]达·芬奇：《芬奇论绘画》，戴勉编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21页。
[35]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93—694页。
[36]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62页。
[37]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
[38]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93、495页。
[39]滕守尧：《审美心理描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4页。
[40]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28—1129页。
[41]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0页。
[42]刘德谦：《浅论〈文选〉的旅游文学视野》，《旅游学刊》1996年第1期。
[43]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94页。
[44]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346页。
[45]曾大兴：《物候与文学家的生命意识—论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学术研究》2015年第6期。
[46]《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5页。
[47]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48]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49]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序言第1页。
[50]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064页。
[51]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064页。
[52]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062页。
[53]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063页。
[54]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064页。(www.xing528.com)
[55]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064页。
[56]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064页。
[57]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序言第2页。
[58]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97页。
[59]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064页。
[60]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064页。
[61]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序言第2—3页。
[62]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93页。
[63]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
[64]萧纲著，肖占鹏、董志广校注：《梁简文帝集校注》，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57页。
[65]钱锺书著，舒展选编：《钱钟书论学文选》（第六卷），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155页。
[66]《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3页。
[67]《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3页。
[68]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4页。
[69]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03页。
[70]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67页。
[71]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86页。
[72]罗书华：《萧统文学观念与〈文选〉选文标准之重释》，《求是学刊》2008年第1期。
[73]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05页。
[74]查屏球：《由〈文选〉诗赋立目看萧统情感意识及宫体诗审美机制》，《江海学刊》1994年第4期。
[75]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62页。
[76]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90、691页。
[77]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25—226页。
[78]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99页。
[79]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序言第2页。
[80]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91页。
[81]萧绎著，陈志平、熊清元疏证校注：《金楼子疏证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82]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10页。
[83]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67页。
[84]顾农：《试论〈昭明文选〉与〈文心雕龙〉的关系》，《南开学报》1995年第1期。
[85]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02页。
[86]王运熙：《刘勰文学理论的折中倾向》，载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编：《文心雕龙研究荟萃》，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194─202页。
[87]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02页。
[88]户田浩晓：《文心雕龙研究》，曹旭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89]骆鸿凯：《文选学》，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4页。
[90]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02页。
[91]刘畅：《从〈物色〉测析昭明对刘勰的“深爱接之”》，《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92]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25页。
[93]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07—308页。
[94]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20页。
[95]《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3—1004页。
[96]罗书华：《萧统文学观念与〈文选〉选文标准之重释》，《求是学刊》2008年第1期。
[97]罗书华：《萧统文学观念与〈文选〉选文标准之重释》，《求是学刊》2008年第1期。
[98]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30—340页。
[99]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30页。
[100]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38—339页。
[101]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13页。
[102]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18页。
[103]《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6页。
[104]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20页。
[105]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47页。
[106]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574页。
[107]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80页。
[108]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31页。
[109]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75页。
[110]张峰屹：《逞才游艺与魏晋南朝诗歌及诗学》，《文学评论》2011年第5期。
[111]张峰屹：《逞才游艺与魏晋南朝诗歌及诗学》，《文学评论》2011年第5期。
[112]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65页。
[113]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20—321页。
[114]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91页。
[115]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81页。
[116]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295页。
[117]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293、4294页。
[118]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93、594页。
[119]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295页。
[120]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13页。
[121]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01页。
[122]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78页。
[123]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07页。
[124]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083页。
[125]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85页。
[126]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701页。
[127]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080页。
[128]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9页。
[129]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32页。
[130]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10页。
[131]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78页。
[132]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70页。
[133]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01页。
[134]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00页。
[135]张峰屹：《逞才游艺与魏晋南朝诗歌及诗学》，《文学评论》2011年第5期。
[136]张峰屹：《逞才游艺与魏晋南朝诗歌及诗学》，《文学评论》2011年第5期。
[137]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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