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大兴在谈到气候如何影响文学活动时曾指出：“气候的变化引起了物候的变化，物候的变化触发了文学家对时序的感觉 （生命意识），文学家对时序的感觉（生命意识）被触发之后， 才有了文学作品的产生。气候并不能对文学家的时序感觉（生命意识）产生直接的影响，它必须以物候为中介；物候也不能对文学作品产生直接的影响，它必须以文学家的时序感觉（生命意识）为中介。因此物候与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就成为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45]在萧统的文学欣赏及编纂活动中，也有这种精神轨迹。
从以上分析中可见，在萧统的赏玩态度中，带有“类生命”愉情性质的自然外物是其审美心路历程的起始点，所谓“睹物兴情”是也；但它不仅仅局限于自然景物，还要向其他领域弥漫和延伸。《周易·序卦》认为，盈天地间唯物，“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46]，这种泛物观对文化上崇尚多元的齐梁人也不无影响。在齐梁人观念中，“物”和“文”本有相通之处，物可以是一种“文”，如“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47]。而文章作为人情志精华的凝结，像自然一样，同样具有“活”的生命性质，于是“文”也可以是一种“物”—“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48]，这明显是一种泛文学观。
另外，在《文选·序》中，萧统引用了《易经·贲卦》的一段话：“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后赞叹曰：“文之时义远矣哉！”[49]可见，同刘勰一样，在萧统心目中，天文与人文相通，其宏观视野所持也是一种泛文学观。正是在这样的哲学认识背景下，萧统巧妙地实现了由“物”到“文”的美学过渡— “炎凉始贸，触兴自高，睹物兴情，更向篇什”[50]，赏玩的审美情致由自然之“物”触发，而又自然向具有同样“类生命”结构的“文”—文章篇什延伸扩散。在《与何胤书》中，这种思想表达得更为清楚：“方今朱明在谢，清风戒寒。想摄养得宜，与时休适。耽精义，味玄理，息嚣尘，玩泉石，激扬硕学，诱接后进。志与秋天竞高，理与春泉争溢，乐可言乎！岂与口厌刍豢，耳聆丝竹之娱同年语哉！”[51]这里，由自然审美到文学审美的内在逻辑十分清晰。“朱明在谢，清风戒寒”的物色悄然变化触动了审美情趣兴起，所谓“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然后是这种情趣从自然向文化学术领域的弥漫延伸。可见在昭明心目中，思想学术的精言妙语同可人的物色一样，具有同等的审美内涵。于是，“耽精义”“味玄理”“息嚣尘”与“玩泉石”一样，也具有同等的赏玩价值，由自然所触发的审美感受可以延伸到文化典籍、义理思辨，其间的衔接过渡十分自然。在昭明留下的文字中，这种以赏玩自然的审美态度对待的学术文章随处可见，“玩”字出现的频率很高，如“披庄子之七篇，逍遥物外；玩老聃之两卷，恍惚怀中”[52]。又“栖神鹤驾，眷想龙门，披玩之间，愿无捐德”[53]。又“得五月二十八日疏并诗一首，……首尾裁净，可为佳作，吟玩反覆，欲罢不能”[54]。又“静然终日，披古为事，况观六籍，杂玩文史”[55]。又“与其饱食终日，宁游思于文林”[56]。又“并为入耳之娱”，“俱为悦目之玩”[57]。又“轮动文学乘，笳鸣宾从静。……伊予爱丘壑，登高至节景”[58]。“披玩”“吟玩”“杂玩”“悦目之玩”，在涉及文章学术时，“玩”字出现的频率如此之高，明显具有与赏玩自然同功的审美意味，这绝非偶然，而是体现了作者审美思维的较稳定的内在逻辑。
在萧统的文化视野中，吟诵篇什和赏玩自然经常联袂而行，文史篇章和山水一样，也是一种“物”，可以联袂而行，陶冶性情—“居多暇日，殽核坟史，渔猎词林，上下数千年间无人，致足乐也。知少行游，不动亦静。不出户庭，触地丘壑。天游不能隐，山林在目中。冷泉石镜，一见何必胜于传闻；松坞杏林，知之恐有逾吾就。”[59]即使面对森严的儒家经典，也不无赏玩意味—“静然终日，披古为事。况观六籍，杂玩文史。见孝友忠贞之迹，睹治乱骄奢之事，足以自慰，足以自言。”[60]所涉虽为严肃的经典要籍，但崇仰、宣扬教化的色彩却很淡薄，其目的只是“自慰”“自言”而已。这种以赏玩审美、愉悦精神为主的态度落实到文学上，就容易导致一种“纯文学”的观念，把“篇什”从经、史、子、传中剔除出来。在萧统看来，文学最重要的功用就是给人以审美的愉悦，其他因素则处于辅助地位。在最能体现其文学观的《文选·序》中，虽然也提到了诗歌的“六义”、诗歌“志之所之”的正统定义，及“风雅之道，粲然可观”，但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不过是些不得不说的门面话，一触及问题的本质，即自己心目中纯文学的位置，其“以能文为本”的赏玩式审美态度就表露无遗。在那段著名的区分文与经、史、子界限的论述中，昭明先赞之以“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冰释泉涌，金相玉振”“事美一时，语流千载”等语，然后委婉地用“岂可”“不能”“不取”“不同”等语巧妙地将经、史、子、传等典籍排除在外，理由是其种种非文学的属性—“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盖以立意为宗”，“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属于文学范畴的只有那些符合“综辑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等篇什标准之作。[61]对此，笔者同意《中国美学史》（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的意见，尤其考虑到要结合萧统的赏玩式审美态度来观察其文学观念，这里的“沉思”不能理解为一般之深思，“沉”应为“沉吟”之意，“思”应为“属文之道，事出神思”（《南齐书·文学传论》）之“思”。故“沉思”是一种审美创造状态，即刘勰所说的“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62]。这种状态包括审美感受、联想、想象、构思、形成意象等。这里的“事”也不是一般意义的，而是受社会自然外物刺激感发之“事”。“事出沉思”，是说文学不像经、史、子等出于伦理的阐发、义理的辨析及事实的陈述，而是要遵从文学形象思维的规律，出于对外物的审美感受，即钟嵘《诗品·序》所云：“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63]或如萧纲所云：“至如春庭乐景，转蕙成风；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云在野，明月入楼，时命亲宾，乍动严驾……或乡思凄然，或雄心愤薄，是以沉吟短翰，补缀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64]所谓“因事而作”，即有感而发、言之有物之意，与白居易所说“歌诗合为事而作”意思不同，而是要向赏玩式审美倾斜，可视为对“事出沉思”的最好注解。这种赏玩物色的态度极大地影响了《文选》的选文标准。
另外，应注意到，赏玩，并非意味着只面对愉悦之物，哀怨伤感也属“事出于沉思”一类，所谓“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是也，亦可成为审美赏玩的对象。钱锺书先生曾指出：“韩愈的‘不平’和（司马迁的—引者注）‘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65]依照此理反推之，则赏玩式审美也并非仅局限于欢乐愉悦之物，而是包含愤懑哀伤等情思在内。人“性”的原始状态是平静，“情”是“性”遭到了外物的触动骚扰，失去了平静。正如《乐记》所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66]后儒发挥了这一说法：“性之与情，犹波之与水，静时是水，动则是波；静时是性，动则是情。”[67]“湛然平静如镜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势不平，便有湍激；或风行其上，便为波涛汹涌。此岂水之性也哉？……然无水安得波浪，无性安得情也？”[68]可见，任何形式的“情”都是本“性”失去了平静的结果，韩愈《送高闲上人序》就说：“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69]明乎此，则更能了解萧统之“睹物兴情，更向篇什”无疑也含有“喜怒窘穷，忧悲愉佚”两方面。实际上，萧统也是这样做的。查《文选》赋辛为“哀伤”立目，收文7篇：司马相如《长门赋》、向秀《思旧赋》、陆机《叹逝赋》、潘岳《怀旧赋》《寡妇赋》、江淹《恨赋》《别赋》。其或表现女性失宠的哀怨，或感叹时光的流逝，或是对离情别绪的渲染，等等；完全突破了儒家“哀而不伤”的诗教规范。史载，昭明之母丁贵嫔染病，“太子还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带。及薨，步从丧还宫，至殡，水浆不入口，每哭辄恸绝。……虽屡奉敕劝逼，日止一溢，不尝菜果之味。体素壮，腰带十围，至是减削过半”[70]。从其真情至性富于哀伤悲艳之美，可知萧统立“哀伤”一目的用心所在。《颜氏家训·文章篇》认为文章出于《书》《易》《诗》《礼》《春秋》五经，之后说：“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71]将五经之文视为大道，而“陶冶性灵”“入其滋味”之作不过是小技，而萧统之所重，正是颜之推所轻，可见其趣味所在。(www.xing528.com)
这种内在逻辑洵如有学者所分析的那样：“回过头来再看刘勰不录经书、子书、史书的几条理由，如说经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子书‘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史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原来都是因为它们太崇高、太严肃、太道德、太说教、太正经、太公众、太没有个人情味，总而言之，都表现出与‘入耳之娱’‘悦目之玩’背道而驰的性质。至于‘沉思’‘翰藻’与‘篇什’，则只不过是‘入耳之娱’‘悦目之玩’性质的表现。……正因为此，像论赞这样本来不是单篇，却具有一定的娱玩性，兼具‘沉思’‘翰藻’的特点，能够使人‘心游目想，移晷忘倦’的话，萧统仍然会变通地将它们剪裁编入《文选》。”[72]
由此，还可以透析萧统与萧纲、萧绎文学集团的瓜葛。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萧统的文学思想有别于萧纲、萧绎，罗宗强先生就指出：“但它也与重娱乐、求轻艳的宫体诗一派明显不同。”[73]这是就其异者而言之；而就其同者而观之，二者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人说《文选》与《玉台新咏》出于同一审美机制—“萧统与萧纲的文化心理和审美追求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区别，事实上这两书都是同一种审美机制的不同表现形式。”[74]这虽不无偏颇，但能看出二者的联系，确有一定道理。如萧统追求纯文学观念，典丽之中，偏重于“丽”，讲究“综辑辞采”“错比文华”，“沉思”与“翰藻”并重，并在诗赋中立有“哀伤”一目，恰与萧绎所说的“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暗合。萧统又云：“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75]所追求的也是一种纯文学观念。萧纲也说：“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并批评复古派先锋裴子野“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76]。而篇什之美正是萧统所尚。可见二者确实形成于同一文化土壤之中，思想意趣十分接近。
此外，这种非功利的审美态度还体现在萧统的著述思想上。齐梁之际，文化昌盛，朝野著述成风。所谓“制造礼乐，敦崇儒雅，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77]。细考之，时流所热衷的文化活动主要有三：一为吟咏性情、流连哀思的诗赋，以山水、声律、宫体诗为代表；二为对儒、道、释三家经典的注释与阐发，如萧衍著《尚书大义》《老子讲疏》《涅盘》经义等，涵盖三教；三为史书的编纂，如沈约著《晋书》《宋书》《齐纪》等二百余卷。据《梁书·吴均传》记载：“寻有敕召见，使撰《通史》，起三皇，迄齐代，均草本纪、世家功已毕，唯列传未就。”[78]这种风尚，仅从梁武帝萧衍一人著述中就可见出。据《梁书·武帝纪下》，萧衍著有《周易讲疏》《毛诗答问》《春秋答问》《中庸讲疏》《孔子正言》等，共二百余卷，称制断疑何佟之等所修五礼凡一千余卷，《涅盘》《大品》诸经义记数百卷，《通史》及序赞共六百卷，诸文集百二十卷，《金策》三十卷（其中当然不无水分）。据《梁书》载，著述超过百卷的还有沈约、任昉、裴子野、萧子显、吴均等32人，可见当时著述风气一斑。而观察萧统，于此并不热衷，颇有述而不作之风。
编纂《文选》，是萧统文学活动的主要成果，与直接著书立说相比，这种行为中透着一种淡泊功利的意味。而编纂这种著述形式正是昭明对外物持赏玩态度的结果。《文选·序》尝叙及昭明编纂动机，其云：“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79]编纂的初衷是“略其芜秽，集其清英”，以便更好保存，更便于“泛览辞林”“心游目想”。与同时代人比较，这种编纂而不创作的著述思想功利色彩很淡薄。萧统殁后，简文帝萧纲入主东宫，热衷轻艳，成为“宫体诗”的开创者，他在给萧绎的一封信中就说：“文章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非弟而谁。每欲论之，无可与语，思吾子建，一共商榷。辩兹清浊，使如泾、渭；论兹月旦，类彼汝南。”[80]俨然以文坛盟主自居，可见其文学活动有极强的目的性。而萧绎《金楼子》也说：“余于天下为不贱焉。窃念臧文仲既殁，其立言于世，曹子桓云‘立德著书，可以不朽’，杜元凯言‘德者非所企及，立言或可庶几’，故户牖悬刀笔，而有述作之志矣。常笑淮南之假手，每蚩不韦之托人。由是年在志学，躬自搜纂，以为一家之言。”[81]著述不朽之意，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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