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中观思维：发现与创新的起点

如前所述，本章所谓“中观思维”，是指一种“善于融会贯通研究对象的两端、在两个已知的学术观点和学术视角的中间地带发现问题、形成自己的独特视角和学术切入点的思维方式”。在此，关键词是发现和创新。刘勰持守“唯务折衷”的学术态度，收获的不仅仅是客观、公允、通融看待问题的思维方式，更重要的是，其中还蕴含着很强的思维创新性。其具体表现就是，他在文学史上，首次较为清楚且系统地提出了“合南北文学两长”的问题。

融合南北文化两长、重铸与实践一种新的美学理想，为六朝文学向盛唐文学转变的一大理论关键，历来为治文学思想史者所关注。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这一理论主张的“专利”，似乎已无可争议地归之于唐初史臣，如魏徵、李延寿等。目前学术界讨论、涉及这一问题，也多引其议论为依据。对世人颇多微词的南朝媚软、齐梁香艳，初唐君臣采取了较为宽容、兼收并蓄的态度，其思想集中体现在魏徵等所撰的《隋书·文学传序》之中：

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123]相似的文字还出现在李延寿所撰的《北史·文苑传序》中，可视为唐太宗君臣的文学思想。在学术界，这段话一直被公认为是第一次提出融合南北文学两长的主张。这样说，粗看上去，不无道理，然而若深究慎思之，却并不严密。

在刘勰所著《文心雕龙·风骨》篇中，有这样一段话：

夫翚翟备色，而翾翥百步，肌丰而力沉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124]

在此，虽未明言南朝尚“清绮”、北方重“气质”以及融合二者的必要，却形象地提出了风骨与文采、形式与内容的对立统一问题，实际上已触及了魏徵等人所言的融合南北问题。刘勰以其文学批评家的感觉敏锐地指出，辞采华茂，缘情绮靡，如同五彩缤纷的野鸡，肌肉丰腴，羽毛美丽，但难以展翅高翔；而质朴无华，骨劲气猛，则像毛羽粗糙的老鹰，可以一飞冲天，却无文采可观。文采和骨力，本是文学的两翼，只注重发展其中之一端，都失之偏颇。只有结合二者的长处，文采绚丽多姿又有翰飞戾天的骨力，才是一种理想的美学境界。这与魏徵等人所说的“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说可以互相参照，互为注释。

这种惊人的相似之处，不由地把我们的研究目光从魏徵、李延寿等移向刘勰，移向《文心雕龙》的有关篇章。如果沿着其《风骨》篇中的提示再深入一步，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刘勰比魏徵等人更早地提出了融合南北这一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这样，就可以把“融合南北文学两长”的思想提前至南朝齐梁时代，比魏徵、李延寿等人所论提早了约100年。这是一个发现，而这种发现无疑是源于刘勰“唯务折衷”、文质兼顾、不失度亦不过当的思维方式，体现出“中观思维”的典型特征—“善于在两个已知的学术观点和学术视角的中间地带发现问题、形成自己的独特视角和学术切入点”。

刘勰所生活的萧梁时期，由于社会上层的倡导，文学蔚成风气，极度繁荣，文贵形似，气尚阴柔。刘熙载所谓：“齐梁小赋，唐末小诗，五代小词，虽小却好，虽好却小，盖所谓‘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也。”^[125]向内收敛的偏安心态，任情适意的精神自足，与物性的细腻、精巧、富于层次感交相作用，培养出南朝士人特有的精微、细致的审美心性。较之前人，南朝士人的审美感觉敏锐、细腻多了，概括而言，就是追求形式美的唯美主义倾向空前发展。南朝五代，文在宫廷，《南史·文学传序》云：“自中原沸腾，五马南度，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具集。”^[126]对南朝君臣来说，文学是感官欲望的精神升华。故此期各种文学实践和理论上的探索，无一不围绕着追求、增强形式美而进行。如文笔之辨，山水诗的兴起，音韵声律的探讨，用典使事的讲求，骈体文的成熟，宫体诗的流行等。洵如王瑶先生所言：

对偶和数典用事的追求，是要求一种建筑雕刻式的美；辞采声色和永明声律的调谐，是追求一种图画音乐式的美；而题材逐渐转换到宫闱私情，则是追求一种戏剧式的美。^[127]

公允地说，在狂热的唯美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南朝人在追求纯文学形式、技巧及艺术本位精神上的智慧和贡献堪称前无古人，其后来者如唐宋人只是在其规范好的领域里锦上添花。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形式，要讲形式美，但问题是他们在弃质崇文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其结果是：南朝君臣在把形式美推向极致的同时，也把阴柔之美推向了极限，把《楚辞》以来的柔婉哀怨变成了香软、绮艳，使南朝文学总体上呈女性化倾向：“‘采’是一天天地缛下去，‘力’是柔得几乎没有了。追求采缛的结果便发展凝聚到声律的协调，这就是永明体；力柔的结果便由慷慨苍凉的调子，逐渐软化到男女私情的宫体诗。”^[128]

身处这种大的社会气候和文化氛围中，刘勰对南朝文学的利弊有着清醒的认识，其基本态度是有肯定，亦有批评。对文学要不要讲求辞采和形式美，他的态度是很鲜明的。《文心雕龙·情采》篇开头就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华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129]在《原道》篇中，他把凡物皆有文采的原则扩大到人类社会之外的宇宙空间，描绘了一幅“日月叠壁，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的美丽图画，自然界万物也是这样：

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岂无文欤！^[130](www.xing528.com)

可见，刘勰对讲求形式美基本是持肯定态度的。

但在肯定的同时，刘勰对南朝文坛上唯美主义倾向的过度泛滥也有尖锐批评。对此，前文已多有引证，此不赘言。这种认识和分析，实际上已很接近其后隋代李谔，唐初魏徵、陈子昂等人所达到的认识水平。试看李谔对江左齐梁的批评：“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131]魏徵的批评为：“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之说，骋末学之博闻，饰雕虫之小伎，流宕忘反，殊途同致。”^[132]陈子昂的批评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133]两相比较，不仅思想观念、认识水平接近，就连用词、句式也不无相同之处。因此可以说，刘勰虽身处南朝，却并未因身在此山而不识其真面目，他对南朝文学利弊得失的认识显然是先于魏徵、陈子昂等人的。

刘勰对南朝文学的认识基本已如上述，对北朝或北方文学的认识前已详论，此不赘述。

尚刚健，重骨力，精神气韵饱满，是建安文学北方文化审美属性的特征。刘勰重视并推崇建安风骨，实为找到了一条与北方文化审美精神沟通的渠道。他总结的建安文学“雅好慷慨”“梗概多气”，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之处。这种评价不仅适用于建安文学，而且可以扩展到评价整个北方文学的审美特征，为他进一步思考融合南北文化两种长处的问题奠定了基础。

认识到南朝文学偏重形式，尽得“杏花春雨江南”式的阴柔之美，又了解到以建安风骨为代表的北方文学偏重气质，崇尚“铁马秋风冀北”式的阳刚之气，刘勰进一步思考如何避免二者的偏颇，融合二者的长处，创造出一种兼有南北文学优点的美学类型。这种融合、兼美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文心雕龙》的《情采》《风骨》《物色》等篇章之中。如前所说，在刘勰的文学视野中，“唯务折衷”主要表现为文质兼顾、情文并茂、避免偏颇、兼顾两端，是“文质彬彬”在论文时的具体体现。他论文与质、情与采、内容与形式时，总是能兼顾两端，避免偏颇，有一种辩证的态度。此不赘。

于是，在《风骨》篇中，刘勰系统地论述了两种不同美学类型的对立统一问题，从而也涉及了如何兼融南北文学两长，创造一种兼有二者优点的美学风格。《风骨》篇中，有时“风”与“骨”对举；有时“风骨”二字并用，与文采构成一对范畴；其主旨在于强调一种内在精神气韵充实的生动之美，“风”与“骨”实际上都与思想感情有关。其云：“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134]这里是“风”与“骨”对举讨论，骨如身体形骸，风如精气神采，都是一种从属于创作主体的内在之美。紧随上文，刘勰又说：“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135]文采丰富而没有风骨内在精神的树立，那么文章就会缺乏感人的力量，这里明显又是以文采与风骨对立并举。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作者又将风骨与气联系起来，其云：“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136]上文提到过“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下文还说“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这里又提到“务盈守气”，可见“气”与“风骨”有一种同等的关系。风骨饱满，气韵生动，就有一种刚健之气充盈其中，作品就有新的光辉，就能气势飞动，高翔冲天。可见“气”在讨论风骨时的重要性。这里的“气”究竟何指，刘勰有自己的解释，在讨论“风骨”问题时，他以一定篇幅提到了建安文学之“重气”，其云：“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幹，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逸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137]

对“近世之所尚”，即片面追求形式美，刘勰是明确、严厉批评的。除上文所引外，又如《诠赋》篇：“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138]《情采》篇：“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139]《定势》篇：“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140]这种眼光，与几百年后唐代文学革新健将陈子昂已很接近，其云：“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141]而对只讲气质骨力，不讲究文采修饰，刘勰的意见也很明确—“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岂无文欤！”^[142]“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143]北方尚刚，南方偏柔，一个讲文采，一个重气质，都有其片面处。正如刘勰所指出的：“夫翚翟备色，而翾翥百步，肌丰而力沉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144]文采和骨力，本是文学的两翼，南方绮丽华美的形式需要北方那刚猛苍劲的气质去灌注，同时，后者也需前者去修饰。

于是刘勰总结道：“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145]倘使只有风骨而缺乏文采，文艺园林中就只有老鹰一样的猛禽；而只具文采而缺乏风骨，就只能看到野鸡在文苑中乱窜。理想的美是结合二者的长处，既文采照耀又骨劲冲天，才是文苑中的凤凰。这是刘勰心目中的理想之美。对此种理想，他还描述道：“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146]“若能”云云，只是一种对未来的推测和想象，这与后来魏徵等人所言“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口吻相同，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初唐陈子昂提出理想的文风是“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147]。盛唐时人殷璠编著《河岳英灵集》，提出其审美标准是—“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148]。这些都与刘勰有相似之处。众所周知，盛唐之音是成功地融合了南北文学两长的结果，魏徵、陈子昂、殷璠所论，与刘勰多有暗合之处，可见身处齐梁文风炽盛之时，刘勰感觉之敏锐，认识、把握之准确，有一种正确预测未来文学发展脉络的理论前瞻能力。

要之，在《文心雕龙》中，虽未明确出现关于南北文学的区别及融合二者的文字，但从审美思想和理论思维层面上着眼，贯穿各篇，触类旁通，刘勰实际上已经触及这一问题。刘勰身处齐梁之际，不仅对尚文采、重形式美的南朝审美思潮有切身的体验和一定程度的参与，还对以建安文学为代表的尚刚健、重骨力的北方文学思想也有整体的把握。二者一北方，一南方，各有所短，亦各有长处，未来理想的美学类型应是内容形式并重，风骨、文采齐飞，风清骨峻，篇体光华。这种理想的美学境界，刘勰只是从理论思维的层面上去想象和预测，它的真正完成和具体实施操作，是在结束南北分裂局面、客观上提供了融合二者的社会、文化条件之后，即盛唐之音的来临。

单独地看，刘勰之论合南北文学两长只是他的一种文学思想；但若综合考虑，结合其“唯务折衷”的整体思想和一般原则，结合“中观思维”这一体系，可以说这种具有创新意义的思想得益于“中观思维”的思想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