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与时流产生距离的原因之二，是士庶之别。这种距离和区别不仅是社会地位上的，更是文化心理上的。关于刘勰究竟属于士族还是庶族，王元化的《刘勰的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一文对此辨析甚详 ，我倾向于刘勰是庶族出身这种判断。但感觉辨明刘勰士庶属性这一成果的学术价值尚未被充分利用，仍有思考延伸的空间。笔者认为，辨明刘勰士庶属性的最大价值在于：据此又找到了判定刘勰与时流保持不即不离之距离的另一把钥匙。
南朝齐梁，文在皇室宫廷，故社会主流和文坛主流、政治主体与文学主体具有同构共趋性，刘勰与社会时流的距离是由其庶族地位决定的。据《梁书》本传：“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50]关于刘勰依僧佑的原因，有王元化的逃避租役说，及张少康的结交名流说。逃避租役是由于出身微贱，结交名流是寻找登仕捷径，从不同角度证实了刘勰的庶族地位，也正微妙地说明了他与主流若即若离的社会地位因素。入寺清贫著书，而不是出没于官场文坛，这本身就是一种距离。《文心雕龙》约在此期成书，就是这种距离的产物。据《梁书》本传，书成后，无人赏识，而刘勰本人却是“自重其文”，可见时流所轻和他自己所重是矛盾的，其间有一段不可逾越的距离。
应该看到，形成这种距离，并非刘勰的主观愿望，而是“士庶天隔”的社会产物。刘勰想通过主观努力改变命运，但时代对他的接纳十分苛刻，尤其在《文心雕龙》构思、酝酿及写作的齐末梁初，他尚为贫寒庶族，与主流社会如隔天壤。距离既是一种拒绝，也是一种旁观者清的有利位置。处于社会底层，对锐意求仕进并且自视、自期均极高的刘勰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其心态中常有压抑、愤懑、不满的阴影，对士庶天隔这一社会不平等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在《文心雕龙》中时有表露。如《文心雕龙·史传》的尖锐批评：“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喣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51]《文心雕龙·程器》中慨叹“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52]。又如《文心雕龙·知音》篇：“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也。”[53]结合《文心雕龙》终齐梁之世“未为时流所称”的史实，可以见出其中个人怀才不遇的愤激之情。出于庶族立场，刘勰对世家大族多有批评，集中表现在《程器》篇中。由于旁观者清，所言寄慨遥深，多愤世嫉俗之语。尤其可贵的是，在南朝狂热尚文的氛围中，刘勰能够指出：“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彼扬马之徒，有文无质，所以终乎下位也。”[54]
齐梁之世，举世崇文，所谓“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55]。刘勰此说，略显突兀。但考之史实，可知其有极强的针对性。刘跃进先生在考察了东南豪族尤其是吴兴沈氏在东晋南朝的兴衰遭际后，得出结论说：“以吴兴沈氏在政治上的衰微及沈约在文化上的振起为显著标志，东南最有影响的豪族都已纷纷弃武从文，先后从武力强宗转向文化士族。”“宋齐以来，同东南豪族一样，绝大多数侨姓士族也相继弃武从文，逐渐走上文化士族的道路。至齐梁之际，这种转变已经大体完成。”[56]《梁书·到洽传》载任昉对梁武帝语：“臣常窃议，宋得其武，梁得其文。”[57]这极简洁地道出这一士风的嬗变。这种崇文时尚导致的弊端就是士人“迂诞浮华，不涉世务”，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终日“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其风俗柔脆至于此。及侯景乱起，这些“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的虚弱文士，多不堪一击，“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58]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刘勰提倡文武并重：“文武之术，左右惟宜，却縠敦书，故举为元帅，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59]此种崇文弊端，害国误政不浅。以朱异为例，此人以文起家，“遍治《五经》，尤明《礼》《易》，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弈书算，皆其所长”。“高祖召见，使说《孝经》、《周易》义，甚悦之，谓左右曰：‘朱异实异。’”大同六年，“异启于仪贤堂奉述高祖《老子义》，敕许之。及就讲，朝士及道俗听者千余人，为一时之盛”。颇得宠任，所谓“四官皆珥貂……四职并趋卤簿，近代未之有也”。[60]而在是否收纳侯景这一关乎国家命运的问题上，朱异善窥人主之意，阿谀以承上旨，以致酿成梁末大乱。此为单纯崇文之恶果，亦可见刘勰不幸而言中，他对举世崇文、士人不堪器用的担忧含有一种“后之视今”的远见。
当然，《文心雕龙》是一部论文著作，但从贫寒庶族的立场和心态出发，刘勰可以把对社会的批判精神融注到文学批评之中。如他强调风骨，明显是针对文风靡弱；而文风之靡弱，又与士大夫重文轻武、其中多“肤脆骨柔”之辈有关。《文心雕龙》对柔靡文风批评的最原始动力，无疑来自他郁郁不得志的庶族地位，对此，《序志》篇已言之甚详。刘永济分析说：“盖自魏文时创为九品中正之法，日久弊生……宋齐以来，循之未改……是六代甄拔人才，终不出此制，于是士流咸重门第，而寒族无进身之阶，此舍人所以兴叹也。于后义可见尔时显贵，但以辞赋为勋绩，致国事废弛。盖道文既离，浮华无实，乃舍人之所深忧，亦《文心》之所由作也。”[61]可谓切中肯綮。世风之重文轻武和文风之弃质崇文，本来就具有同根共生的性质；被社会主流拒绝，与被文坛主流排斥，也明显有一种内在联系。(www.xing528.com)
欲接近主流社会而被排斥，自重其文而难遇知音，就决定了刘勰对南风劲吹的文坛有一种清醒冷峻的批判态度。齐梁之际，以沈约为代表的南方派统领文坛，追求新变，构成“近代”文坛主流。《文心雕龙·程器》云“近代词人，务华弃实”[62]，《文心雕龙·物色》云“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63]，《文心雕龙·明诗》云“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64]，《文心雕龙·定势》云“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65]，《文心雕龙·通变》云“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66]。在这种对“近代”极高的批评频率中，可见刘勰对文坛上南风劲吹的态度。这里“近代”“近世”云云，即指由北趋南、至齐梁达到极盛的文风演变，这种南北风气易位的变化实滥觞于魏晋。刘师培认为，建安七子还“悲哀刚劲，洵乎北土之音”，但到魏晋之际，“文体变迁，而北方之士，侈效南文……嵇、阮诗歌，飘忽峻佚，言无端涯，其旨开于庄周，及其弊也，则宅心虚阔，失所旨归。左思歌赋广博沉雄，慨慷卓越，其旨开于苏、张，及其弊也，则浮嚣粗犷，味厥修辞。北方文体至此始淆……诗歌亦然，故力柔于建安，句工于正始。此亦文体由北趋南之渐也”[67]。此期文学，颇染浓厚的南国地域色彩，讲究形式美的文风弥漫朝野内外。理论的研讨，也都围绕着文学特质、形式技巧进行，如文笔之辨，模山范水之作，声律音韵的探索，格律诗雏形的出现，用典使事的讲求，骈体文的成熟，宫体诗的流行等。其主流趋势一言以蔽之曰：文贵形似，气尚阴柔。其文学思想如影随形，同样重文轻质，求新思变，所谓“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萧纲《与湘东王书》，萧绎《金楼子·立言》，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叙》，都十分注重“文”的特质。萧统编纂《文选》，更是迂回委婉地把经、史、子、传排除在外，向辞采情思倾斜：“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他把佳诗美文比作愉悦视听感官的音乐锦绣—“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68]这就是环绕着刘勰的时流风尚，刘勰对“近代”“近世”的频繁批评，多指此而言。
士庶天隔，郁郁不得志，是刘勰指摘社会弊端的动力，也是批评文坛病态的角度。与时流所保持的距离使他能站在主流圈外，清醒地观察，冷静地思考，看到表面热闹喧嚣背后的种种病态。这种视角，主流圈内的人是不会具备的。加之以上所举萧纲至萧统、沈约等“贵盛”者，都是倡导一时风气的人物，他们独步文坛，领袖群伦，常醉心于自己所倡导的时尚之中，口吻中多有欣赏、自负、得意之态。萧纲就说：“文章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非弟而谁。”[69]沈约也认为“音律调韵”乃为诗之关键，很自负地说：“自《骚》人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此秘未睹。”[70]他把声律视为一己独得之秘。有这种孤芳自赏心态，不可能意识到自己所热衷倡导、参与的文学运动中的弊端。因为无论时代或社会，都没有赋予他们这种冷眼旁观的位置和视角。刘勰被主流社会排斥，始终“未为时流所称”，从他个人发展、命运角度看，是不幸；但从他因此得以冷眼旁观文学主流圈内弊病的角度看，又是大幸之事。身在圈外，才能看到圈内的弊端；知道什么是弊端，才会萌生矫正、超越的意识。犹如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贵形似、尚阴柔的南方文坛本身显然也不会提供这种自我批评与更新的武器。于是，借助北方的气质风骨以纠其偏、矫其弊，乃有一种文学理论逻辑上的必然。
从思想意识角度，刘勰借用纠偏的武器是儒家伦理政教；而从文质角度，刘勰矫弊的武器则是建安风骨。《文心雕龙》的《时序》《明诗》《风骨》中多次提到建安文学“雅好慷慨”“梗概多气”的特征，尤其是《风骨》篇强调了曹丕的“文以气为主”，并一一分列孔融、徐幹、刘桢“气”之不同，总结建安文学特点为“重气”。值得注意的是，《风骨》篇中，有时“风”“骨”对举，有时“风骨”连用，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能找到与气同等的关系。前者如“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后者如“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71]刘勰作《程器》篇，是提倡政事练达，文武兼备，纠士风之靡柔，作《风骨》篇，则是提倡情感饱满，刚柔相济，矫文风之靡弱，从而合南北两长，树立一种“风清骨峻，篇体光华”[72]的理想文风。“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73]，这本来就是以人体生理之道喻为文之理；所以，《程器》与《风骨》，一说人，一论文，实有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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