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中庸之道的一些思想原则，兼有人伦行为准则和艺术审美评价的双重内涵，因而天然地具有学术思维的特征，即中观思维。但中庸思想与中观思维不是完全对等、重合的关系，从中庸思想的普遍哲学原则到中观思维的具体学术方法，有一个思维加工及模式转换的中间环节。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刘勰“唯务折衷”的思想方法。
唯务折衷，是贯穿《文心雕龙》通篇的一种原则。近年来，不断有学者提出从“唯务折衷”的角度重新认识《文心雕龙》。现实社会，是观念形态的土壤。“唯务折衷”，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其形成与刘勰所处的社会地位有着密切联系。因此，探讨“唯务折衷”问题，不仅要寻绎概念、范畴之间的联系，也要注意社会地位、社会距离等因素的影响。刘勰与当时领袖文坛之“时流”存在一定距离，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边缘性角色的微妙状态。即者，入乎其内也；离者，出乎其外也。不即不离者，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者也。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如能对这种边缘性状态把握准确，分析透彻，无疑就找到了剖解“唯务折衷”思想形成的另一把钥匙。
刘勰与齐梁文坛主流究竟合拍还是异趣，他倾向于新变派还是复古派，学界仍有异议，今后还会争论下去。笔者以为，争论双方都能拿出能够自圆其说的确凿证据，说明《文心雕龙》本身就包含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丰富原质，具有极大的理论弹性，所以，导致“东向而望，不见西墙”式的剖解，毫不奇怪。攻其一点，是一种方法；窥其全貌，也不失为一种角度。《文心雕龙·序志》篇云：“夫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24]唯务折衷，即调和对立双方，取其中正，持论周洽，无所偏颇。这可视为刘勰分析问题的一种原则性方法，《文心雕龙》几乎通篇都留下了这种思维痕迹。
不断有学者从“唯务折衷”的角度重新认识《文心雕龙》。 这些意见，笔者基本同意。这样，确实能使一些争执不休的问题得到圆满解释。例如刘勰思想属于儒家、道家还是佛家？他与文坛主流合拍还是异趣？他倾向于新变派还是复古派？他对“文贵形似”的时流风尚是赞同还是反对？等等。从资料分类还原梳理的层次看，这一问题似乎已解决。但是，深入探讨刘勰这一思想的成因，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笔者注意到，已有学者试图从齐梁时代文化崇尚多元入手，剖析“唯务折衷”思想形成的原因。确实，齐梁之际宽松的文化氛围是孕育多元思想的温床，但在时代氛围面前人人平等，多元的文化精神同样可以影响其他人，况且多元的时代也可产生较为偏激的见解，如裴子野的《雕虫论》。由此入手，只能解释问题的普遍性，却未能解释为何偏偏是刘勰产生了“唯务折衷”思想这一特殊性。具体情况还需具体分析。
笔者欲略人所详，而详人所略，拟从刘勰与时流的距离关系探讨“唯务折衷”思想的成因。时流者，一代之时尚名流也。《宋书·蔡廓传》：“廓年位并轻，而为时流所推重。”[25]本书认为，刘勰与当时领袖文坛之“时流”存在一定距离，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边缘性微妙状态。实际上，《梁书·刘勰传》已透露出了这种消息。即者，入其环内也，其云：“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离者，出其圈外也，其云：“（《文心雕龙》—引者注）既成，未为时流所称。”[26]结合二者，就是亦南亦北，不即不离。不即不离者，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者也。如对刘勰这种边缘性社会角色状态把握准确，分析透彻，就找到了解释“唯务折衷”思想形成的另一把钥匙。亦南亦北，是刘勰的边缘性社会角色之一。
刘勰与时流产生距离的原因之一，是他骨子和血脉里遗存的浓厚北人意识。
齐梁之际，南风劲吹。不仅政坛南人秉政，文坛也是南人的一统天下。作为南渡北人的后裔，刘勰有借助北方思想文化矫正时弊的意图。《文心雕龙·序志》中，他对前人文论最不满的就是“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27]。而他用来“寻根”“索源”的武器恰恰是北方儒家的思想意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寻根”“索源”“述诰”云云，并非书面上简单的引经据典，而是有深层的文化心理内涵。
从家世渊源看，刘勰的“根”和“源”都在北方。刘勰为南渡北人之后，其祖籍莒（今山东莒县），属齐鲁旧邦。莒，周时为莒国，春秋属齐。后又入楚，楚灭鲁后，迁鲁君于此。《论语·子路》所云“子路为莒父宰”，即此。《宋书·州郡志》记载，南东莞太守治下有三个县：东莞，莒，姑幕。“户一千四百二十四，口九千八百五十四。”[28]西晋末年之北人南渡，往往有举族迁徙、聚居的特点，易地而不移俗。《宋书·州郡志》载：“南琅邪太守，晋乱，琅邪国人随元帝过江千余户，太兴三年，立怀德县。”[29]南东莞一郡领户不过千余，而琅邪郡[30]一次性过江就有千余户，几与之相埒。可见其整族迁徙之人多势众。东莞郡的迁徙也有千户规模。事见《晋书·徐邈传》：“徐邈，东莞姑幕人也。祖澄之为州治中，属永嘉之乱，遂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31]同属一郡，姑幕乱则莒必无宁日。以姑幕移民的数量推之，刘勰祖上一族由莒南迁的规模也不会太小。勰祖灵真，据《梁书》本传，灵真为宋司空刘秀之的弟弟，而秀之则为刘宋开国元勋刘穆之的从兄子，《宋书》刘穆之本传云其“东莞莒人”“世居京口”[32]。这种北人整族整郡南迁的直接结果就是易地而不改名，不移俗，身居南土，不忘北音，保留了许多北方的社会习俗，并把北方思想文化直接带到南方。正如《通典·州郡》所云：“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33]处于这种特殊的南迁文化氛围中，刘勰祖上也不会例外。杨明照曾分析说：“南朝之际，莒人多才，而刘氏犹众，其本支与舍人同者，都二十余人；虽臧氏之盛，亦莫之与京。是舍人家世渊源有自，于其德业，不无启厉之助。”[34]这不无道理。
这种聚族迁徙、群居的移民特征，不仅保留了北方风俗，而且遗传了北方的思想意识。中华文明，崛起北土；齐鲁旧邦，斯文尤盛。作为有着齐鲁文化背景的南迁北人后裔，其血脉和骨子里北方文化的正宗意识和自负感是非常浓厚的。如颜之推祖籍山东琅邪，永嘉南迁至之推这一代已历四代，可他《观我生赋》还念念不忘自己祖籍是北方：“吾王所以东运，我祖于是南翔。去琅邪之迁越，宅金陵之旧章，作羽仪于新邑，树杞梓于水乡。”[35]同时，在刘勰的《文心雕龙·序志》篇中，我们也看到了这种痕迹：“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36]一曰“南翔”，一曰“南行”，传播齐鲁文化的荣幸和自负之意溢于言表，可见其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北土观念。正如汪春泓所说，假如刘勰的籍贯潜意识是世居之京口，淡忘了北方祖居之地，那就应称“迎”仲尼而南“来”，而不应称“随”仲尼而南“行”，这一“随”一“行”，明显透露出刘勰身为孔子乡人的骄傲。《文心雕龙·序志》又说：“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37]梦里梦外，以与至圣孔子同乡为荣的口吻溢于言表。此外，在《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诸篇中，刘勰一再盛赞孔子对中华文化的卓越贡献。《文心雕龙·原道》云：“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38]《文心雕龙·宗经》云：“譬万钧之洪钟，无铮铮之细响矣。”[39]此不赘言。(www.xing528.com)
作为圣人同乡和齐鲁移民后代，在心态感觉上，刘勰对南方主流社会不无俯视之态，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文化心理上的距离感和优越感。当他处于想进入又难以进入这种主流文化圈的边缘状态之时，这种距离感就尤为强烈，对圈内风气看得就更清楚，言辞也趋于激烈—“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40]这种距离感使他本能地从北方圣贤的著述中去寻找思想武器，其见解超出圈内人士，超出南方时流，乃有一种逻辑上的必然—“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41] 文化传承意义上的优越感溢于言表。可以这样说，当他以齐鲁文化后继者自任，有意识地借助北方儒家经典矫正时弊之日，就是他无意识地超越了自己所处的南方主流文化氛围之时。他在《文心雕龙·序志》中明确提出：“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42]
这种思想，与齐梁之际儒学衰微和文坛求新变、贵形似的整体风气是大异其趣的。《文心雕龙》成于齐末，这是学界较通行的认识，也有学者认为其书成于梁初。与日渐繁荣的文坛相比，此期儒术的情况很不妙。据《梁书·儒林传》，魏正始时代以后，南方儒学，式微已甚—“自是中原横溃，衣冠殄尽，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于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及十年，盖取文具，废之多历世祀，其弃也忽诸。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三德六艺，其废久矣。”[43]刘勰之欲用北方儒家思想规范文体，提倡《原道》《征圣》《宗经》，其社会背景正是这种局面。这对以齐鲁文化传人自居的刘勰来说，更有一种文化优越感和责任感。何况他著书立说，本来就有弘扬圣贤经典之意，所谓“敷赞圣旨，莫若著经”是也。只是因为“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44]。可见，在他心目中，论文著述与著经有着同等地位。
刘勰生活在南北分裂之时，主要活动在以建康（今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这些都明显限制了他对北朝或北方文学本质特征的观察与认识。但文学是一种通过书写符号传播、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艺术形式。刘勰一生虽缺乏在北方生活的亲身体验，但并不缺乏间接了解、认识北方文学审美特质的精神渠道，这种渠道就是建安文学或“建安风骨”。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多次提到建安风骨，字里行间充溢着欣赏、赞美之意。如《文心雕龙·时序》篇：“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45]其中不仅描绘出其文学活动的生动图画，而且指出其“雅好慷慨”“梗概多气”这一精神上的本质特征。又《文心雕龙·明诗》篇：“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容，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取貌，唯取昭晰之能。”[46]《文心雕龙·风骨》篇中，还从尚“气”这一理论高度总结了建安文人的整体美学追求，其云：“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幹，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逸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47]可见他对建安文学的高度重视和积极评价，而他心仪和嘉许曹丕之意也溢于言表。这一点已在前面分析曹丕对刘勰的影响中有所论述，此不赘言。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建安文学都带有明显的北方文化审美特征。刘勰抓住了建安文学“多气”“任气”“重气”的特点，等于抓住了北朝或北方文学的核心审美特征。从多种角度观察，建安风骨具有鲜明的北方艺术审美属性，是北方精神孕育出的一朵文学之花。简略言之，其北方属性主要有以下几点：一为地域性文学集团，主要活动在中原一带，这决定了其慷慨悲凉带有鲜明的北方地域性特征；二为文武兼备型文学集团，尚武为其精神内核，不仅曹操一生戎马，曹丕亦“长于戎旅之间……逐禽辄十里，驰射常百步”，曹植也是“生乎军，长乎乱”，其《白马篇》中骁勇的幽并游侠儿就是他内心精神的写照，这与单一崇文的南方文学集团很不一样，很符合刘勰“文武之术，左右惟宜”的观点；三为征服意识、一统愿望强烈的军事集团，北方古为华夏政权中心所在，所谓“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北胜南是中国历史军政格局演变的规律之一，从地利上看，曹魏集团已处于征服者的地位，这就决定其诗多有忧患意识和刚猛之气。钟惺论曹氏父子，称其“高古之骨，苍凉之气”；谭元春评曹操云“此老诗歌中有霸气”[48]；《世说新语·豪爽》记：“王处仲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49]以上均就其刚健力度而言。
从三曹七子的籍贯、活动范围和其作品反映的内容三方面来看，建安文学具有浓烈的北方地域色彩，有一种“铁马秋风冀北”式的阳刚博大之美，是地道的北方文化产物。从籍贯看，三曹和七子都是北方人，血脉和骨子里就有北人的刚性血气；从身份看，他们是统一中原的君臣，以北方为基地，怀有进而扫荡天下的雄心霸气；从活动范围看，其洒笔酣歌、耳濡目染的环境都被南北分裂的条件限制在北方；从其接触的景物看，视野开阔、线条劲直的北方山川，不仅体积巨大，气魄雄伟，而且人文历史积蓄深厚，古代圣贤、帝王的精神灌注其中，易于寄托感悟人生、建功立业的博大情思；从其吟咏的对象看，由于建安文人所处动荡、战乱的社会环境的特殊性，局势变化不定，人的寿命变短，于是生命意识特别敏感、强烈，形成其独有的一种忧患意识和悲凉风格。这与处在温暖环境中、重感官享乐的南朝文化精神是大异其趣的。慷慨悲凉的人生感悟，建功立业的浓烈情思，哀怜民生多艰的人世咏叹，构成“建安风骨”重刚健、尚骨力的审美特征。
刘勰骨子和血脉里遗存着浓厚的北人意识，他对借助北方思想文化来规范文体和文坛风气，本来就有一种本能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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