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考察刘勰“唯务折衷”与“中观思维”的联系，须先明了后者与前者相较的不同内涵。
从语源学和概念定义范畴的角度考察，“中观”或“中观思维”，有两个来源。
一是源自佛教。中观，大乘佛学的两大基本潮流之一，创立人为大乘佛教思想家龙树。龙树哲学的中心论题是“空”。空，在原始佛教中就有流露，但龙树赋予它中道的含义。所谓中道，即是介于有与非有的断定之间。龙树并未肯定存在与非存在这两个极端，而仅仅是承认因果关系又否认因或果本身会有自性。龙树提出“八不”命题，即“不生不灭（从实体看）、不常不断（从运动看）、不一不异（从空间看）、不来不去（从时间看）”，以此表述作为他以中道和空论为基础的缘起学说。中观派发挥了大乘初期《大般若经》中空的思想，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以及人们的认识甚至包括佛法在内都是一种相对的、依存的关系（因缘、缘会），一种假借的概念或名相（假名），它们本身没有不变的实体或自性（无自性）。所谓“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在他们看来，只有排除了各种因缘关系，破除了执着名相的边见，才能证悟最高的真理—空或中道。有学者认为，佛教的“中观”思想在中国有一定影响，其云：“魏晋时期，对中观思想的讨论开始上升到较为抽象的水平，对体用、本末、有无等中观的基本观念作了理论探讨。魏晋南北朝以后，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中国大乘佛学吸收了印度佛学中的中观思想，提出了中国自己的佛教中观思想理论，天台宗和禅宗可作为其代表。”[1]
二是源自哲学。“中观思维”一词，语出胡伟希先生。他曾指出：“相对于西方哲学的‘二分法’思维，中国哲学可以概括为中观思维，其基本含义是‘执两用中’。中观思维贯穿中国哲学的始终……中国哲学的这种‘非二分法’思维，本文用一个词来表达，称之为‘中观’。它不仅说明中国哲学思维是非二分法的，还要指出中国哲学在何种意义上是非二分法思维的。换言之，‘中观思维’一词才是中国哲学非二分法思维的具体形态。”[2]胡先生认为，“中观思维”具有普适性，中西均有，但只有在中国发展得比较成熟和完备，可视为中国哲学的标志性特征，其云：
但唯有在像中国这样的东方民族中，中观思维发展为较为成熟的形态，并且构成哲学思考的根本方式。只有从中观思维出发，中国哲学的其他基本特征，如“天人合一”、“内圣外王”之道，才能得以更好地理解其内涵以及其所以然。此外，中观思维也是中国哲学与其他西方文化传统得以区别的根本特性之一。因此，破解中国哲学的中观思维的密码，了解其形成的机制，对于进一步深化中国哲学的研究，以及对于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都有其必要。[3]
本章之论“中观思维”，与上述二义均有不同。本章虽用“中观思维”一词，但不是在佛学或哲学意义上，而是在学术思想的方法论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笔者认为，所谓“中观思维”，是指一种善于融会贯通研究对象的两端、在两个已知的学术观点和学术视角的中间地带发现问题、形成自己的独特视角和学术切入点的思维方式。它有着自己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中观思维，与中庸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儒家之前，中庸或中和的思想，已经散见于各种典籍之中，这从孔子的话中人也可以得到证明。据《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4]程子释“中庸”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释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5]遍考历代诸家诠释，一般而言，“中”指合宜、适度、合理、正确、恰如其分、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庸”，多训为“常”、“用”、不易、不变。其可理解为一种具有稳定性的不偏不倚的处世态度和思想方法，它往往处于两个端点的中间，兼有二者的特性，但又绝不偏向某一极端。它是一种基本原则，有着极广的适用范围。
它可以是一种道德准则。如《尚书·大禹谟》就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6]，成为后来儒家所推崇的“十六字心传”，即孔子所说的“允执其中”。什么是“允执其中”呢？具体而言，《尚书·皋陶谟》中有“九德”之说，分别为“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7]。(www.xing528.com)
它可以解释国家和政府的治国理政行为。如《诗经·商颂·长发》描写商汤的政治状态就说：“不竞不，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8]《韩诗外传》卷五：“诗曰：‘不竞不，不刚不柔。’言得中也。”[9]《尚书·洪范》也说：“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10]它们把持中、不偏执、不走极端作为一种执政原则。
它还是一种艺术审美原则。如《尚书·舜典》记载舜授命典乐之官夔的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11]吴公子季札至鲁国观周乐时，也对《诗经》中的《颂》诗有类似的评价：“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12]《孔子家语·辨乐》曾载：“子路鼓琴，孔子闻之，谓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声以为节，流入于南，不归于北。夫南者，生育之乡；北者，杀伐之城。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养生育之气。……小人之音则不然，亢丽微末，以象杀伐之气。’”[13]《论语·八佾》云：“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淫，过分而至于失当。《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乐不至淫，哀不至伤，言其和也。”[14]朱熹《四书集注》：“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15]后来，《毛诗序》将其发挥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16]其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好色而不淫”“发乎情，止乎礼义”等，就成为后世评价艺术作品的一个基本的美学尺度。所谓“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17]。
它还可以解释人的性情、性格和日常行为。《中庸》首章即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朱熹释为：“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中庸或中和，是君子之道。《礼记·中庸》载：“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18]具体而言，《论语·述而》说孔子“威而不猛”，因为“猛”就到了性格的一个极端。又，“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反之则是：“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孔子曾把人格分为四等：中行之人、狂者、狷者、乡愿。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所谓“中行”就是符合中和之道的行为，就是合情合理的行为，也就是无过不及的行为。“狂者”勇于进取，但又往往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狷者”处事谨慎，爱惜羽毛，宁愿不为而不妄为。显然，“狂”与“狷”是两种对立的品性，“中行”就是不偏于狂，也不偏于狷。人的气质、作风、德行都不偏于任何一个方面，对立的双方应互相牵制，互相补充，这样，才符合于中和的思想。[19]
如前所述，本章是从学术思想的方法意义上来分析、论证“中观思维”的，那么，中国传统的中庸或中和思想，和本章所论“中观思维”究竟有无联系？如果有，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这种联系具体细节又是怎样的？哪位学者的思想曾体现出这种思维？这些，都是本章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庸或中和思想作为一种处世态度和基本思想方法，具有哲学意义上的普遍性，必然也会在学术思想或思维上留下痕迹。恰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儒家的“中和”思想，经过历代儒者的努力弘扬，渗透到了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哲学、艺术、伦理等各个方面，对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影响很大，构造了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成为中国人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行为准则，使中和之道成了治国安民的根本哲学与根本法则。[20]
同理，它也会潜移默化地渗透、体现在学术思维和治学方法上。例如“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本为论人之语，是所谓“君子人格”的组成部分，也可以移用来作为一种艺术审美标准，强调文质兼备之美。又如《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孔颖达《礼记正义》释曰：“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21]很明显，在此，“温柔敦厚”既指一种人的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又可移用于艺术审美领域，作为一种艺术原则，故云“诗教”。清人况周颐《蕙风词话》就据此曾提出“柔厚”说，强调词在艺术表现上要蕴藉含蓄，微宛委曲；内容上要深郁厚笃，既不叫嚣乖张，又不浅显直露。即使有怨刺和批判，也要“止乎礼义”和“主文而谲谏”，只允许“怨而不怒”地委婉劝说，不能直接地、尖锐地揭露批判。叶嘉莹先生在谈到词之异于诗的特质时曾说：“我们可以对词之特美归纳出一个触及本质的美感之共性，假如可容许我为之杜撰一个名词来加以指称的话，或可称之为一种‘弱德之美’。这种美感所具含的乃是在强大之外势压力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属于隐曲之姿态的一种美。如此我们再反思前代词人之作，就会发现凡被词评家们所称述为‘低徊要眇’‘沉郁顿挫’‘幽约怨悱’的好词，其美感之品质原来都是属于一种‘弱德之美’。”[22]而这样命名的一个理由就是源于儒家之德 —“词体的弱德之美，是指感情上那种承受，而在承受的压抑之中的自己的坚持。所以虽然是弱，但是是一种德。弱德之美，而弱德是我们儒家的传统，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是我在承受压抑之中坚持我的理想、我的持守，坚持而不改变。这是从情理来说，之所以造成如此的美感，和词体产生的性别文化的语境有关。从体式来说，词体的那种抑扬顿挫，那种吞吐低回，就是适合表现这种美感的。”[23]
由此可见，“中庸”或“中和”的原则，在“为人”和“为文”上有着极强的互通、同构及互动性。于是，中庸思想就可以合乎逻辑地转化为艺术准则、思维方式或学术思想，也就可以转化构成本章所讨论的思想方法意义上的“中观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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