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之所以说曹丕的著述思想是以论为重，还有一个佐证，那就是曹丕对于刘勰的影响。魏晋时代，文论大盛，曹丕《典论·论文》和刘勰《文心雕龙》作为此期文学批评的两大重镇，其间有一定的承继和影响关系。而曹丕、刘勰，二人均以文学批评名世，在厘清二者的关系之中更可看清曹丕著述思想所侧重倾斜的方面，此即为本节论述之目的。
作为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曹丕、曹植的优劣比较是南朝尤其是齐梁文坛上的热门话题之一。由于曹植超人的文学天赋和对文坛的突出贡献，陈思王优于魏文帝似乎已成不争的事实，南朝士人一般都持此种看法。沈约所作《宋书·谢灵运传论》曾说：“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141]这里显然是把曹植、王粲视为建安文化的佼佼者，已给后人品评定下基调。
钟嵘也持这种态度，其《诗品序》云：“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幹、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142]他在《诗品》中，将曹植的作品列为上品，置曹丕的作品于中品，由于《诗品》是诗歌品第的专门著作，更具有一种品评的权威性，其评价曹植云：“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143]赞誉有加中，不无溢美之辞。《诗品序》中列举了古今“五言之警策者”，并誉之为“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首篇就是“陈思《赠弟》”（指曹植《赠白马王彪》诗）。[144]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里也说“若陈思《代马》群章，王粲《飞鸾》诸制，四言之美，前超后绝”。[145]
裴子野论文法古，著《雕虫论》，也以曹植为尊：“其五言为家，则苏、李自出，曹、刘伟其风力，潘、陆固其枝叶。”[146]萧纲《与湘东王书》提到古今文人时说“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147]。
另察萧统所编纂《文选》，共收录曹植赋1篇，各体诗17首，七体8篇，表2篇，书2篇，诔1篇，总计31篇；收曹丕诗5首，书3篇，论1篇，总计9篇。仅从数量看，其收录的曹植诗文约是曹丕的3.5倍。《文选》是一部具有总结性的权威选本，其收录的都是魏晋至齐梁文坛公认的名篇佳作，时流已有定评，收录数量的多少，很能代表编者及其时代的评价。 《文选》收录曹植作品如此之多，可见魏晋以来的文坛上，言及建安文学，必以曹植为代表，其在齐梁人心目中地位不可撼动。甚至曹植字“子建”、王号“东阿”也成为能文的代名词，如梁简文帝萧纲曾很自负地说：“文章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非弟而谁。每欲论之，无可与语，思吾子建，一共商榷。”[148]赞誉萧绎文才，故称之为“子建”。据《梁书》本纪，萧纲六岁能属文，“读书十行俱下，九流百氏，经目必记，篇章辞赋，操笔立成，博综儒书，善言玄理”，梁武帝称赞他说：“此子，吾家之东阿！”[149]而时人对曹丕的评价明显偏低，如钟嵘《诗品》置曹丕的诗作于中品，评云：“新歌百许篇，率皆鄙直如偶语。唯‘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矣。不然，何以铨衡群彦，对扬厥弟者邪？”[150]“厥弟”，即曹植，疑问句式的口吻中，优劣立见。
而在齐梁另一论文巨著《文心雕龙》中，情况似乎起了变化，在陈思、魏文的作品优劣比较中，刘勰明显向后者倾斜，与“时流”定论有一定距离。将建安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刘勰是肯定的；而在涉及二曹的文字中，表面看来，刘勰也持一种均衡的态度，如《文心雕龙·乐府》篇云：“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151]此处并无优劣的比较，三曹的位置是一样的。《文心雕龙·时序》篇也是如此：“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152]虽次序有先后，但在“以……之……”句式的引导下，对曹操、曹丕、曹植的评价也是等同的，用力较为平均。《文心雕龙·明诗》篇里也是这样：“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153]在此，丝毫看不到钟嵘那种“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154]的赞誉有加。
实际上，在这种同等视之的态度背后，已经透露出刘勰向曹丕的倾斜。因为在陈思王的作品优于魏文帝的作品这一点上已达共识的大气候下，同等视之，就是提高了曹丕的地位。
在陈思王、魏文帝的作品孰优孰劣已有定论的齐梁时期，刘勰这样说是很大胆的。这一点，结合分析《文心雕龙》其他篇章，会看得更清楚。在《文心雕龙·才略》篇中，刘勰对二者的优劣正式重新进行了总体评价：“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魏文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155]所谓“未为笃论”，就含有向共识、定评挑战的意味。对曹丕的总体评价是这样，在论述具体问题时，刘勰也透露出抑陈思而崇魏文的倾向。对曹丕的观点，刘勰总是在肯定的语气中透出一种崇敬，如《文心雕龙·总术》篇：“魏文比篇章于音乐，盖有征矣。”[156]《文心雕龙·知音》篇：“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157]即使曹丕有不当之处，刘勰也表现出一种大度和宽容，认为属于“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范围，如《文心雕龙·诏策》篇：“魏文帝下诏，辞义多伟，至于‘作威作福’，其万虑之一弊乎！”[158]而他在提到曹植时，却多有微词，毫不客气，甚至有批评的意味。如《文心雕龙·诔碑》篇：“陈思叨名而体实繁缓，《文皇诔》末，旨言自陈，其乖甚矣。”[159]对曹植不谙诔体写作规范颇有微词。又《文心雕龙·杂文》篇：“至于陈思《客问》，辞高而理疏；庾敳《客咨》，意荣而文悴。斯类甚众，无所取裁矣。”[160]他认为曹植的问对毫无可取之处。又《文心雕龙·论说》篇：“孔融《孝廉》，但谈嘲戏；曹植《辨道》，体同书抄；言不持正，论如其已。”[161]他认为曹植的有关论说的文章形同书抄，还不如不写，评价明显偏低。又《文心雕龙·封禅》：“陈思《魏德》，假论客主，问答迂缓，且已千言，劳深绩寡，飚焰缺焉。”[162]他说曹植虽下笔千言，但风力和光彩都缺乏。又《文心雕龙·指瑕》篇：“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诔》云，‘尊灵永蛰’；《明帝颂》云，‘圣体浮轻’。浮轻有似于蝴蝶，永蛰颇疑于昆虫，施之尊极，岂其当乎？”[163]他对曹植用词不当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又《文心雕龙·知音》篇：“才实鸿懿，而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164]他指责曹植缺乏自知之明。又《文心雕龙·事类》篇：“陈思，群才之英也，《报孔璋书》云：‘葛天氏之乐，千人唱，万人和，听者因以蔑《韶》《夏》矣。’此引事实之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属于“引事乖谬，虽千载而为瑕”之类。[165]“葛天氏之乐”为上古乐舞，究竟几人唱和，已无确证可考，刘勰所依据的是《吕氏春秋·古乐》的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166]《吕氏春秋》编纂时，去古已远，对缺乏文献记载的远古“葛天氏之乐”的表演式样的描述，也只是一种揣度，并非事物原貌。曹植书之以“千人唱，万人和”，完全是一种文学之士的想象夸张之词，而这种不严谨的做派，恰恰是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刘勰所看不惯的。这里近乎苛刻的批评口吻，明白无误地表明曹植在刘勰心目中的地位远远低于同代人的一般水平。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刘勰几乎对曹丕所有重要论点都进行了引用。如《文心雕龙·程器》开篇就引用了“故魏文以为‘古今文人之类不护细行’”[167]，《文心雕龙·知音》里也有“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16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凡提及曹植，都用“陈思，群才之英也”，然后进行批评；而一涉及曹丕，用的都是“故魏文……”的句式，一个“故”字，透露出一种由衷的尊敬和信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用法在《文心雕龙·程器》和《文心雕龙·知音》中都处于开篇的位置，实际上具有导言的性质。
钟嵘等之推崇曹植，立脚点显然在于其文学成就；而刘勰之推崇曹丕，也不是姑妄言之，必然有他自己的理由；而找出这种理由，就可以知道曹丕究竟怎样影响了刘勰。对陈思、魏文一贬一褒的态度背后，刘勰显然有自己的立脚点和视角。笔者以为，这就是批评家的立脚点和视角，或称之为批评家的独立意识。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可以看到曹丕对刘勰的主要影响。对此，任何泛泛而谈都失之空疏，需要的是具体、坐实的结论。王运熙、杨明所著《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认为：“从现存资料看，《文心》受挚虞、陆机两家之说影响更为明显。”理由是：“上半部《明诗》、《诠赋》等篇章中论各体文章的体制和规格，往往采撷《文章流别志论》的见解；下半部论创作构思、文体风格、写作方法与技巧等，则较多接受《文赋》的影响。”[169]这样说，从具体方法和技巧的角度看，大体不错。但笔者以为，若从批评家的立脚点和视角等宏观思想角度考察，曹丕对刘勰的影响要更大些，而刘勰对曹丕的熟悉程度，就是沟通二者的主要精神渠道。下面试就此作一探讨。
（二）批评主体的剥离与确认
鲁迅先生曾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170]这里“文学的自觉”，可作广义理解，不仅指文学创作，也涵盖了文学批评的自觉，或曰批评主体的独立与确认。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十分活跃，理论思辨群雄并起。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几大重镇，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都出现在这个时代，而刘勰为其中之翘楚。这种批评群体繁荣的文化现象再次印证了丹纳《艺术哲学》中的一段话：“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我们隔了几个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尽的歌声，像一大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171]“例如莎士比亚，初看似乎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奇迹，从别个星球上来的陨石，但在他的周围，我们发现十来个优秀的剧作家。” [172]
刘勰也是如此，《文心雕龙》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奇迹，而是继承、汲取、消化前人精华的结果。在他周围，也环绕着近“十来个”优秀的文论家。对此，刘勰说得很坦率，尽管是以一种俯视姿态：“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文论》，陆机《文赋》，仲洽《流别》，宏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 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巧，《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173]这段文字，以“近代之论文者”把魏晋南北朝划入同一时代，它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无论褒贬，都是以曹丕《典论·论文》作为论述的逻辑起点；二是表露对魏晋以来文论思想贫乏的不满；三是坦言自己构思、写作的思想来源：正是有前人如此之多的积累、铺垫及历史的筛选，才促成《文心雕龙》的写作。
在此方面，作为“近代”论文的逻辑起点，曹丕对刘勰最主要的影响是在宏观上批评主体意识的独立。要进行批评，就要把批评从文学创作中剥离出来，有一种独立的批评意识，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根本无法进行批评活动。从现存资料看，曹丕之前，尚无专门论文的著述，也就是说，在当时文人心目中，文学批评还不是一种专门行当，地位很低。要进行批评活动的逻辑前提是要以批评家的身份进行批评。对此，曹丕首次进行了辨析，他认为，文人各有所长，若以作家的身份进行批评，必然存在着许多弊端：“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典论·论文》）并列举孔融等建安七子为例，进行剖析：“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174]文各有体，人有短长，如果成见在胸，“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暗于自见，谓己为贤”，批评活动就很难进行，往往会不欢而散，所谓“以此相服，亦良难矣”。曹丕所论，确是魏晋以来文坛上存在的一个问题。如钟嵘《诗品·序》所言：“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搉不同？淄渑并泛……准的无依。”[175]这描述出文学批评活动的混乱局面。又如主要作为文学家出现的曹植，对文学批评就表现出一种近乎本能的轻视和怀疑，其《与杨德祖书》云：“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其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其断割。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呰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刘生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息乎！”[176]曹植认为，要有高于被批评对象的才华才能进行批评活动，显然，这里的“才”特指创作的才能。他要以作家之长来否定理论批评存在的合理性及必要性，要求批评家具备作家的才华之后才能品评别人，这样不仅失之苛刻，而且违反了理论思维的规律。对此，曹丕的看法则较为圆通，他认为，必须摆脱拘泥于作家的成见，以批评家的身份出现，才能进行文学批评。其意见可概括为：“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审查自己之才而量度别人，才能够免除“文人相轻”的恶习，写出这篇《典论·论文》，从事文学批评活动。显然，这里的“审己而度人”指的是一种客观冷静的角度，它要超脱专门从事创作的文人之间优劣高下的比较，以一种独立的身份进行文学批评。曹丕在此虽没有展开论述，字数也不多，但在文学史上，这却是第一次明确了批评家的身份。批评家的写作水平可能低于作家，照样可以从容论文，进行批评。
要进行批评，首先要具备批评的自信，对批评家的身份有强烈的自我认同。据《梁书》本传，刘勰文笔精妙，“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并有“文集行于世”。[177]从《文心雕龙》所反映的写作水平来看，其文笔不让同时代的任何骈文高手。但作为一个主要从事理论总结的文论家、批评家，刘勰有着强烈的独立意识，他不仅没有追随流俗从事骈体文的创作，还表现出更高的理论追求。在《明诗》《情采》《风骨》《丽辞》等中，他一次次地对“近代”文学之失进行了严厉批评，口吻中毫无低于任何作家的谦卑之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曹丕只是品评了建安七子，而刘勰则以一种集大成的姿态，对“近代”以来文坛得失进行了批评和总结，历代文人都是其品评对象。首先是以创作为本的作家，试看：“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178]不仅对作家可以说三道四，就是对批评家，也可以品头论足。在《序志》篇中，他明确表露出对“近代”文论家的不满，批评他们“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都只着眼于局部，不够全面，不能够担当起羽翼经典、矫正文风的任务，所谓“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179]这样，刘勰不仅把自己从作家行列中冷静地剥离出来，而且将自己的身份置于一般的文论家之上，这种批评姿态源于曹丕，而无疑又比曹丕进了一步。因为曹丕身为太子、帝王，作为其品评对象的建安七子，尚在其权威控制之中；刘勰所面对的是古今文人，后者身份、地位、文学成就都高于自己，而他却没有丝毫胆怯，名正言顺地“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很有底气。由此点推测，他对曹植所谓“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其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其断割”必然难以苟同，甚至相当反感，这或许是他抑陈思而扬魏文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看看《知音》篇中的一段话认识会更清楚：“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敬礼请润色，叹以为美谈，季绪好诋诃，方之于田巴，意亦见矣。”[180]刘勰认为，曹植的偏颇之处在于：其本人有文才，就极力贬低陈琳；丁廙请他修改文章，他就叹以为文坛佳话；刘修好批评别人的文章，他就将其比作古代乱说话的田巴；这样以作家的身份进行批评，准的无依，自然很难进行规范的批评活动。敬礼为丁廙字，曹植《与杨德祖书》说：“昔丁敬礼尝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181]刘勰之批评，即指此而言。在他看来，曹植尚不具备批评家的基本素质。
由于坚信批评主体从作家群体中剥离出来的正确性，即使在自己的努力得不到“时流”承认的情况下，刘勰也没有自轻其文。据《梁书》本传：“（《文心雕龙》—引者注）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182]这段已经被学界多次引用的文字，完全也可以有另外一重意义，即证明刘勰对自己所从事的批评事业的自信：先是没得到社会承认，而刘勰却是“自重其文”；然后是敢于争取当时文坛领袖沈约的承认，尽管方法比较曲折。
另外，作为魏晋文学批评开山之作的《典论·论文》（“魏文述典”），其中的主要思想无疑也影响了刘勰，这比较集中地反映在《知音》篇中。《知音》篇换了一种说法来阐释“文人相轻”，刘勰称之为“知音其难”，导致了“文情难鉴”，即文学鉴赏和批评之难。其主要观点明显源于曹丕，但又有所深化。《典论·论文》论述“文人相轻”时，引“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183]，《知音》亦引此例子为据，只不过词语排序稍有变化。又《知音》云：“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所谓‘日近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也。”[184]《典论·论文》云：“常人贵远而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185]二者如出一辙。鉴赏和批评之难，难就难在“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刘勰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发挥：“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186]这说得比曹丕更加深入细致。曹丕说：“以此相服，亦良难矣。”刘勰也认识到：“形器易征，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187]与曹丕一样，刘勰也认为若进行批评活动，必须摆脱作家本体意识，而代之以批评家本体意识。曹丕说：“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188]刘勰也认为博学、冷静、客观是批评家必备的素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189]
在此圆融通识的基础上，刘勰提出了著名的“六观”说：“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190]在此不对六观的精蕴奥义进行剖解，只是从“六观”说可以看出，受曹丕的影响，或者说沿着曹丕的思路，刘勰的批评主体意识才充分确立起来，他“自重其文”，更加自信，相信自己独特的批评家的才华，因而议论也更加精彩，涉及一些文艺规律性的东西：“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暸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191]作家的本领是“情动而辞发”，由外至内；而批评家正好相反，是“披文以入情”， 做到“心敏则理无不达”。由外在的形式风貌探索内在的情志意蕴，这样虽有“世远”的时空阻隔，但再幽深隐晦的内容也能显露出来。“心敏”，才能够“披文以入情”“沿波以讨源”，这就是批评家独特的才能。因而我们可以说，《知音》篇的意义不仅在于承续、阐扬了《典论·论文》的思想，更大的价值在于彻底树立了批评的独立意识，以自己的理论思辨才能自诩，为自己的批评才华而自豪，表现出一种成熟的、独立批评意识。《知音》中的“六观”说就是这种独立批评意识成熟的标志。
对批评家的自身素质，刘勰也有自己的思考。首先不能利用独特的“话语权”，凌驾于作者之上。目空一切，所谓“历诋群才”“竞于诋诃”，即“好骂”，是批评家之大忌。《程器》篇云：“韦诞所评，又历诋群才。”[192]史载韦诞之“历诋群才”见于《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戆：“仲将云：‘仲宣伤于肥戆，休伯都无格检，元瑜病于体弱，孔璋空自粗疏，文蔚性颇忿鸷。’”[193] 这里，对一些著名作家一一诋呵，无一句好话。刘勰对这种号称批评却利用职业之便骂倒一切的做法十分不满，特标出以示忌戒。《文心雕龙·奏启》又称：“是以世人为文，竞于诋诃，吹毛取瑕，次骨为戾，复以善骂，多失折衷。若能辟礼门以悬规，标义路以植矩，然后逾垣者折肱，捷径者灭趾，何必躁言丑句，诟病为切哉！”[194]这些话本指“奏”中的情况，但从中也可看出作为批评家的刘勰对有人利用这一职业便利而“历诋群才”的不满。刘勰提出，解决的方法是树立规矩与标准，而不必“躁言丑句，诟病为切”，这或许更适合于文学批评。魏晋南北朝时期，有的作家（如曹植）偏颇地认为，批评家应该比作家更有创作水平，否则免开尊口。而批评家则开始认识到，有创作才能的作家只有超脱自己的作家身份才能正确地进行批评，批评家们以自己的理论水平自诩，他们或者就是偏具批评才能的人。批评家日益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批评家的独立身份，于是，他就要求自己不是以一个读者身份鉴赏式地对待作品，而是要有理性，自觉地进入批评状态；同时，批评家认识到自己有着批评家独特的社会责任与职业责任。这确实表明了此期批评家的成熟。
成熟的另一标志是，与出言谨慎相对应，刘勰亦清醒地认识到文学批评的社会价值和学术权威。《书记》篇尝云：“公幹笺记，丽而规益，子桓弗论，故世所共遗，若略名取实，则有美与为诗矣。”[195]这里是说，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长于写笺记，其文采华丽而又有益于劝诫，而由于曹丕未加评论、弘扬，所以没能引起世人的重视，但如果不考虑声名而看实际，那么刘桢的笺记实在比诗歌写得更好些。刘桢以诗名世，文章不显，钟嵘《诗品》将其列为上品，而上品之中，其位又在王粲之上，评价云：“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已下，桢称独步。”[196]刘桢在魏晋时代诗人中的地位仅次于曹植，远在曹丕之上，故时人称建安文学，以“曹、刘”为代表。文献中记载其著述情况，最早为《三国志·魏志》：“著文赋数十篇。”[197]裴松之注引《典略》有刘桢《答魏太子曹丕借廓落带书》1首。萧统编纂《文选》，共收刘桢作品10首，全为诗，计公宴1首，赠答8首，杂诗1首，不见文的踪迹，盖此时刘桢诗文共存，但昭明自有选编标准，故只收诗，不录文。又考《隋书·经籍志·集部》：“魏太子文学《刘桢集》四卷（录一卷）。”后未注明“亡”字，可知隋时仍存其集四卷，并目录一卷。而著录“魏太子文学《徐幹集》五卷”之下就注明“梁有录一卷，亡”。 [198]后严可均编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从《三国志·魏志》注、《文选》注、《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辑出刘桢10首佚文，其中赋6首，书3首，碑文1首。严可均在序里称：“有《毛诗义问》十卷，集四卷。”[199]可知刘桢还有其他著作行于世，由于散佚，难窥全貌。刘勰《书记》篇里说：“公幹笺记，丽而规益。”可见齐梁时尚能见到其文采斐然的书信札记，据推测应在《隋志》所言的“魏太子文学《刘桢集》四卷”之内。古籍图书的散佚原因很多，齐梁至于隋唐，中华典籍屡遭劫难，《隋书·牛弘传》中就总结了古今千余年的图书“五厄”，仅承圣三年（554年）一次，梁元帝就尽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使隋初书籍“比梁之旧目，止有其半”[200]。其后，唐武德五年（622年）伪郑王世充平，唐军收其典籍图书，尽载之以船，“行经底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时有残缺”[201]。可见，《隋志》所录《刘桢集》四卷散佚失传的原因很多，而刘勰却认为，刘桢之文，没有流传下来的重要原因在于：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曹丕没有很好地评论宣传—“子桓弗论，故世所共遗”，并认为其文足以和其诗相媲美。以刘勰的文学鉴赏能力，可知此言不虚；又以刘桢之诗在《诗品》列为上品来推测，其文的档次也不会太低。这里，虽然暗含着对曹丕的批评，但其传达出的思想却与曹丕惊人地一致，即文学批评的独立意识已经成熟，它不仅可以品评、指导文学创作，而且可以决定其能否流传。文学批评家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充满了自信，这显示出，在起码在刘勰眼里，文学评论工作有其独特的重要性，这足以为刘勰“自重其文”作一注脚。
“生年不满百，长怀千岁忧”，人作为有理智、会思考的高级生物，对彼岸永恒的追求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生与死是任何一种文明都必然要面对的问题，也是任何一个受过文明熏陶的人都要思考的问题。对此，西方及其他文化用宗教意识来解决。无论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佛教，几乎都假设了一个极乐世界来安抚慰藉生命无常的痛苦和焦灼，在那里此岸的灵魂被保证将获得永恒的幸福。而中国文化系统中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宗教，统治中国文化思想的始终是意识形态化的儒家伦理哲学，儒家解决灵魂不朽问题的办法是立德、立功、立言。曹丕从周围士人速老的无情事实及自身体验中感悟到著述的迫切，将其置于与生命同等的地位。著述不朽这一思想经过曹丕自己深切人生体验的咀嚼和理论阐发，讲得更为清楚透彻，其文化涵盖面及影响力自然也就更大，衣被后学，非一代也。
本章主要讨论曹丕“文章不朽”的著述思想。表面上看，曹丕此言论及立言不朽，似乎沿袭和承接《左传》“三不朽”说而来，但实际上曹丕此说并非对前人成说的简单摹写，而是打上了自身真切体验的印记和个人命运的色彩。《左传》提出的“立言不朽”，还只是一个抽象概念，而在曹丕笔下，我们却看到了其内在的丰满血肉和逻辑，在中国古代著述思想史上，“立言不朽”从而具有了生命的立体感。而欲全面理解曹丕“文章经国大业，不朽盛事”的著述思想，必须理解其创作的悲凉情调以及“速老”的文人社会心态，而悲凉情调又牵涉到中国古代物候审美的一些问题，如“楚辞悲秋”与“建安悲凉”的联系，如悲凉作为北方物候之花的特质，还有曹丕本人创作的悲凉情调等。而分析这些问题又要借用“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以及气候—物候—生命意识—文学面貌的分析逻辑及链条，从而使得问题更具有学理性。
总之，悲凉、速老、不朽，构成全面理解曹丕著述思想的内在分析逻辑。要看到，曹丕之倡“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有着建安士人特定的社会文化心理背景，即“速老”。速老，即无可挽回地迅速地衰老，它本是人生的一种必然和无奈，但在以三曹为统领的建安文人的特殊群体意识中，它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可以说，“速老”是理解曹丕著述思想不可或缺的精神底色，并由此将著述作为追求“不朽”的最终归宿。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曹丕所重之“立言”著述，不是流俗所尚的诗赋，而是深思熟虑、足以传世的学术著作和批评评论性著作。魏晋时代，文论大盛，曹丕《典论·论文》和刘勰《文心雕龙》作为此期文学批评的两大重镇，其间有一定的承继和影响关系。而厘清二者的承继关系，从曹丕对刘勰的影响看清曹丕的著述思想以议论、理论为重，则更可看清曹丕著述思想之所侧重倾斜。
【注释】
[1]《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3—1004页。
[2]萧统编：《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20—721页。
[3]王运熙、杨明：《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4]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6页。
[5]古春梅、王小平：《曹丕“不朽说”的超越及其归因》，《中华文化论坛》2009年第2期。
[6]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3页。
[7]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89页。
[8]詹冬华：《时间视野中的“文章不朽”说—对曹丕文学观的一种新解》，《中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4期。
[9]周发样：《意象统计—国外汉学研究方法评介》，《文学遗产》1982年第2期。
[10]俞平伯编著：《唐宋词选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11]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一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65页。
[12]张璋、黄畬编：《全唐五代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3]李清照著，王延梯注：《漱玉集注》，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4]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93页。
[15]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
[16]滕守尧：《审美心理描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24—325页。
[17]《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尔雅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页。
[18]《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7页。
[19]《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20]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25—226页。
[21]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1页。
[22]陈新、杜维沫选注：《欧阳修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74页。
[23]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93页。
[24]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8页。
[25]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7页。
[26]陈新、杜维沫选注：《欧阳修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74页。
[27]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96页。
[28]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一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65、466页。
[29]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审美直觉心理学》，滕守尧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30]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审美直觉心理学》，滕守尧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28页。
[31]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32页。
[32]《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4页。
[33]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0页。
[34]《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4、471页。
[35]《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21、523页。
[36]陈新、杜维沫选注：《欧阳修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74页。
[37]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审美直觉心理学》，滕守尧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27页。
[38]莱辛：《拉奥孔》，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91页。
[39]曾大兴：《岭南诗歌清淡风格与气候之关系》，《学术研究》2012年第11期。
[40]曾大兴：《岭南诗歌清淡风格与气候之关系》，《学术研究》2012年第11期。
[41]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6页。
[42]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三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60页。
[43]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50页。
[44]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56页。
[45]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对象和性质》，《临沂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46]曾大兴：《气候（物候）的差异性与文学的地域性—以中国古典诗歌为例》，《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47]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人文杂志》2016年第5期。
[48]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页。
[49]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42页。
[50]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56页。
[51]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10页。
[52]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7、271页。
[53]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49—351页。
[54]《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98页。
[55]顾迁译注：《淮南子》，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7页。
[56]顾迁译注：《淮南子》，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1页。
[57]顾迁译注：《淮南子》，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10页。
[58]陈新、杜维沫选注：《欧阳修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74页。
[59]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91页。
[60]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68页。
[61]洪兴祖：《楚辞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92页。
[62]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92页。
[63]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996页。
[64]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74页。
[65]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78页。
[66]钟惺、谭元春选定：《古诗归》卷七，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
[67]陈祚明评选：《采菽堂古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页。
[68]曾大兴：《物候与文学家的生命意识—论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学术研究》2015年第6期。
[69]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5页。
[70]郦道元：《水经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45页。
[71]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2页。
[72]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8页。
[73]曾大兴：《气候、物候与文学—以文学家生命意识为路径》，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5页。
[74]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7页。
[75]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22页。
[76]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
[77]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96页。
[78]魏宏灿校注：《曹丕集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页。
[79]魏宏灿校注：《曹丕集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
[80]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03页。
[81]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2页。
[82]俞绍初：《“南皮之游”与建安诗歌创作—读〈文选〉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文学遗产》2007年第5期。
[83]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89页。
[84]俞绍初：《“南皮之游”与建安诗歌创作—读〈文选〉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文学遗产》2007年第5期。
[85]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25页。
[86]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6-67页。
[87]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73-674页。
[88]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一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89]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96页。(www.xing528.com)
[90]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73页。
[91]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73页。
[92]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73页。
[93]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89页。
[94]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8页。
[95]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73页。
[96]《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页。
[97]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7页。
[98]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72页。
[99]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57页。
[100]牛建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忧”—试论曹丕的生存困境及其消解方式》，《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101]以上皆转引自牛建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忧”—试论曹丕的生存困境及其消解方式》，《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102]牛建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忧”—试论曹丕的生存困境及其消解方式》，《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103]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89页。
[104]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89页。
[105]曾大兴：《气候、物候与文学—以文学家生命意识为路径》，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7—28页。
[106]曾大兴：《物候与文学家的生命意识—论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学术研究》2015年第6期。
[107]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75页。
[108]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73页。
[109]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89页。
[110]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73页。
[111]魏宏灿校注：《曹丕集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7页。
[112]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271页。
[113]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2页。
[114]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152页。
[115]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60页。
[116]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152—1153页。
[117]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89页。
[118]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89页。
[119]俞绍初：《“南皮之游”与建安诗歌创作—读〈文选〉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文学遗产》2007年第5期。
[120]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89页。
[121]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22页。
[122]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158页。
[123]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八，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97页。
[124]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8页。
[125]萧统编：《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20—721页。
[126]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页。
[127]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8页。
[128]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67页。
[129]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89页。
[130]萧统编：《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20—721页。
[131]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721页。
[132]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27页。
[133]杨朝蕾：《魏晋论体文兴盛之内部动因》，《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134]杨朝蕾：《魏晋论体文兴盛之内部动因》，《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135]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263页。
[136]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94页。
[137]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89页。
[138]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360页。
[139]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263页。
[140]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362页。
[141]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78页。
[142]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
[143]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17—118页。
[144]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59页。
[145]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07—908页。
[146]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262页。
[147]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90页。
[148]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91页。
[149]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9页。
[150]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56页。
[151]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02页。
[152]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73页。
[153]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6页。
[154]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18页。
[155]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00页。
[156]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56页。
[157]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14页。
[158]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59页。
[159]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13页。
[160]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55页。
[161]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27—328页。
[162]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94页。
[163]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37页。
[164]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14页。
[165]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16页。
[166]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18页。
[167]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18页。
[168]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14页。
[169]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28页。
[170]朱德发、韩之友选注：《鲁迅选集·杂文卷》，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74页。
[171]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页。
[172]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
[173]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26页。
[174]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270页。
[175]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74页。
[176]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02—1903页。
[177]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12页。
[178]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26页。
[179]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26页。
[180]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14页。
[181]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02页。
[182]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12页。
[183]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270页。
[184]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13页。
[185]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271页。
[186]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14页。
[187]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14页。
[188]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270页。
[189]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14—715页。
[190]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15页。
[191]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15页。
[192]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18页。
[193]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04页。
[194]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23页。
[195]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57页。
[196]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
[197]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01页。
[198]魏徵、令狐德棻：《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58页。
[199]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828页。
[200]魏徵、令狐德棻：《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299页。
[201]魏徵、令狐德棻：《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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