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著述思想：速老与不朽分析

（一）速老：曹丕时代士人普遍心态

如前述，人生之忧、离丧之忧、漂泊之忧、功业之忧、生命之忧……面对这么多的忧患，曹丕也曾试图排解，如建功立业、驰骋畋猎、丝竹美酒、及时行乐…… 但这些均非最终解脱之道。曹丕深知：财富、王位可以遗传后代，而唯独打上个性痕迹的生命难以遗传，所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112]。于是他最终将目光转向了具有个性特征的著述。曹丕之倡“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有着建安士人特定的社会文化心理背景，其或可一言以蔽之曰“速老”。细读曹丕这段有关文章不朽的论述，可以深深感觉到作者对岁月不居、时光飞逝的敏感和惧怕。他已认识到“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寿命、享乐都有其终止之时，“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是有为之士最大的痛苦。迁化，即迁移和物化的合称，迁移指时间的流逝和人寿的变化，物化指百年之后回归自然，与万物为一。

王瑶先生说：“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动人心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113]曹丕以立言追求不朽的思想，与建安文人集团整体上的速老心态有关，而速老又与当时人的寿命长度、时间意识及心理年龄紧密联系。如若溯源，这种从时间意识出发所形成的心态老境实滥觞于创于汉末的《古诗十九首》，试看“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行行重行行》），“同心而离居，忧饬以终老”（《涉江采芙蓉》），“生年不满百，长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生年不满百》），“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回车驾言迈》）。其中已是“老”字满眼，凉意袭人了。换言之，“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是“速老”的另外一种表述和合理延伸。

由于所处的末世战乱时代环境大致相同，这种速老的心态也就薪尽火传，由建安诗人继承下来，并发挥得淋漓尽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人生的生命只有一次。人生在世，本来就很短促，而汉末连绵不绝的战乱、瘟疫、灾荒更加快了人衰老、死亡的速度，所谓“焉得不速老”是也。一幅幅伤心惨目的人间图景，使建安文人触目惊心。试看：“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 “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曹植《送应氏》）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王粲（七哀诗》）曹植写过一篇《髑髅说》，是对“白骨蔽平原”的最好注解，其云：“曹子游乎陂塘之滨，步乎蓁秽之薮。萧条潜虚，经幽践阻，顾见髑髅，块然独居。”^[114]曹操《军谯令》开宗明义就说：“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115]除了战乱，还有瘟疫，曹植《说疫气》文云：“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116]曹丕《与吴质书》就饱含深情地记述：“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何图数年之间，零落殆尽，言之伤心。”^[117]

黑格尔《历史哲学》说：“在感觉世界中，时间是否定性因素。”叔本华《论存在之虚伪》则对这一抽象表述做了详尽解释：“人会十分惊讶地发现，在以前的千千万万年中他不曾存在，而后却突然地存在了；他只生存了很短的一段时间；随后，同样又会出现一段很长的时间，当然，此时他已不复存在了。人的内心是与此相对立的，并且觉得，这不可能是真的。知识粗浅的人，不可能对这个问题加以推究，因为他没有这样一种预感即时间从本质上讲是某种理想之物。”亦可以此来观照建安文人。人生短促，即使正常享其天年，亦如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对此，敏感的建安文人已有领悟，曹操就曾慨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短歌行》）；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龟虽寿》）。曹植云“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薤露行》）。其他建安文人也正视这一现实，徐幹说“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时不可再得，何为自愁恼”（《室思诗》）；又阮瑀云“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七哀诗》）。此外，由战争、疾病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使这一问题更为严重和突出，目睹一个个智慧、美好而又脆弱的生命的毁灭，对他们心灵的震撼是巨大的。黄初四年（223年），任城王曹彰暴薨于京城洛阳，曹植作诗哀悼之—“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存者忽复过，亡殁身自衰。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唏。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自顾非金石，咄嗟令心悲！”（《赠白马王彪》）低回咏叹，欲说还休，哀婉之情，溢于言表。生命多么美好，昔日令人留恋，请看—“公子爱敬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曹植《公宴诗》），“行则连舆，止则接席……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曹丕《又与吴质书》）。^[118]然而美好的东西往往又是脆弱的—“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以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曹丕《又与吴质书》）

如果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社会现状与他们的生活还有一定距离的话，那么周围亲友正当壮年就倏然先后“以为鬼录”“零落略尽”，则是发生在身边的残酷现实，不可回避。建安文学集团中，只有曹操活了66岁，孔融56岁，其他都是多才而短命，平均寿命的上限为40岁。建安七子中，孔融死得最早，于建安十三年（208年）死于非命；随后建安十七年（212年），阮瑀死；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洛阳地区大疫，王粲、徐幹、陈琳、应炀、刘桢五人染病同年先后谢世，英年早夭。其中王粲享年41岁，徐、陈、应、刘约在40岁或更早。曹丕贵为帝王，也只享年40岁，曹植41岁。俞绍初认为：“自此之后，随着阮瑀、王粲相继去世，加以曹丕、曹植兄弟为争立太子之事而兄弟阋墙失和，邺下文人集团群体性的诗赋唱和遂日渐稀少。到了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疫，‘徐陈应刘，一时俱逝’（曹丕《与吴质书》），邺下文人集团随之而自然解体，群体性的诗赋唱和的创作方式也就戛然而止了。从此，只有曹植一人仍专致于诗歌写作，因其遭受政治迫害，更多地采用隐喻、象征的手法来抒泄怨愤，吐露心声，导夫正始诗人阮籍的先路，与以南皮之游为标志的建安诗风大异其趣了。由此而言，南皮之游，包括西园宴集在内，其时所产生的诗作不仅昭示着建安文学创作高潮的到来，同时还集中地反映了建安文学的基本创作特征，在建安文学史上的意义是非同一般的。后世沈约以‘南皮高韵’来指称建安文学，其原因也正在于此。”^[119]生命苦短，英年早逝，这种现实，对他们的心灵震撼是十分强烈的，这就在建安文人中形成早衰速老的心态，他们普遍感觉衰老期提前来临。年龄有生理和心理之分，李贺《赠陈商》自称“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就是一种心理年龄。曹丕《又与吴质书》云：“年行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暝。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120]此文作于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曹丕方才32岁，就自称老翁，就是一种心理年龄上的提前衰老。这种感觉是以当时人们的平均寿命为参照尺度的，建安文人大多亡于40岁左右，30多岁确实也开始步入老年期。阮瑀卒时，不过40余岁，可这之前的《自述诗》已经是老态毕露了—“白发随栉堕，未寒思厚衣。四肢易懈倦，行步益疏迟。常恐时岁尽，魂魄忽高飞。自知百年后，堂上生旅葵。”（《自述诗》）

速老是建安文人的精神底色，处于这种心态，就使人生苦短、生命无常成为他们迫切关注的头等大事，使其对自己的寿命长度十分敏感。孔融为盛孝章向曹操求情，开头就提年岁：“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为始满，融又过二。海内知识，零落殆尽，惟会稽盛孝章尚存。”^[121]（《论盛孝章书》）在建安文人的诗文中，人生短促如寄，岁月漂流不居的句子俯拾皆是，兹不赘举。在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文学群体对生命本身如此关注，又如此敏感地低回咏叹，还是第一次。建安文学之浓烈的情思、细腻的情感世界，与建安文人中普遍存在的这种人生速老从而更加珍惜生命长度的心态有关。

与建安文人速老心态紧密联系的，是他们的忧患意识。如果说速老还只是对生命个体本身的忧虑的话，那么，忧患意识则扩展弥漫到生命个体之外的人生、社会、自然和宇宙。可以说，忧患意识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心理意义上的悲凉，是速老心态的合理逻辑延伸。青春年少，血气旺盛，容易出现岁月无限延伸的幻觉，所谓“飘飖放志意，千秋长若斯”（曹植《公宴诗》），所谓“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曹丕《又与吴质书》）。只有步入老境，血气渐衰，生命处处拉响了示警的汽笛，才能真正静下来认真思考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这包括生前和身后，恰如曹丕所云：“年行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暝。”（曹丕《又与吴质书》）

读建安诗文，会感觉其中弥漫着浓郁的忧患意识。曹操《短歌行》就唱出了这种声音：“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忧的是什么？未明言。人生朝露？战乱频仍？功业未建？思贤若渴？或许是，或许不是，或许由它们组合成一种难以言传的深层忧患，是一种模糊的存在，弥漫于建安文人的每—个神经细胞中。如曹植所言：“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鳝篇》）曹植还专门写过一篇《释愁文》，描述他对愁的感受：“愁之为物，惟惚惟恍，不召自来，推之弗往。寻之不知其际，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长夜，或群或党。去来无方，乱我精爽。……温之以火石不消，摩之以神膏不稀，受之以巧笑不悦，乐之以丝竹增悲。”^[122]在三曹和七子的诗文中，愁、忧、苦、哀、悴、伤、悲、凄、摧等表达否定性情感的字眼不可胜数，相互交织重叠，构成一种浓烈感人的忧患氛围。一接触它们，就会被感染，随便拾起一首，就有忧患，试看—“端坐苦愁思，揽衣起西游。树木发春华，清池激长流。中有孤鸳鸯，哀鸣求匹俦。……欲归忘故道，顾望但怀愁。悲风鸣我侧，羲和逝不留。重阴润万物，何惧泽不周？谁令君多念，自使怀百忧。”（曹植《赠王粲诗》）短短一首小诗，这种否定性情绪的字眼就出现了8次之多；其所怀又是“万端”，又是“百忧”，可见心内郁结的忧患有多么深厚。苏东坡曾说自己“一生忧患，倍于常人”，借此来描绘建安文人的内心情感世界，也很恰切。(www.xing528.com)

（二）著述立言：不朽的归宿

曹丕自幼受家庭影响遍读诗书，其《典论·自叙》云：“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所著书论诗赋，凡六十篇。至若智而能愚，勇而能怯，仁以接物，恕以及下，以付后之良史。”^[123] 这种思考在《与王朗书》中表现得更为充分，其云：“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124]在此，曹丕清醒地认识到，在生死问题上，帝王贵胄与平民布衣无异。于是转向如何使生命延续的思考—“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由此可知，他编纂《典论》的直接刺激来自建安二十二年的疾疫流行，其中文采斐然的徐、陈、应、刘，“一时俱逝”，活泼的生命转眼阴阳两隔，于是将“不朽”之意寄托于文章，将“三不朽”坐实到具体行为。于是才有了《典论·论文》这段议论，展示曹丕对生死不朽问题的全面思考：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论，成一家言。^[125]

值得注意的是，建安文人的忧患意识不是非理性的盲目躁动，而是充满了积极的理性反思精神。在感受到生命痛苦、人生无常的同时，他们主动地、有意识地对生命现象、人生价值进行思索。曹操就说：“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126]（《述志令》）56岁时已经在考虑身后事。其中最典型的是曹丕，《三国志·文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曰：“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凋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127]由时人凋伤，很理智地联想到自己，虽贵为帝王，也是血肉之躯，难免速朽而为“一棺之土”。于是要抓紧现世的时间，做点儿事情。曹植也曾说：“如微才弗试，没世无闻，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虚荷上位而忝重禄，禽息鸟视，终于白首，此徒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128]（《求自试表》）这种理智的论断不是来自传统的书本教诲，而是来自积极的思考，是由自己亲身体验到的生命的凋伤与痛苦推导出来的。这就常令他忧心忡忡，担忧自己是 “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动见瞻观，何时易乎？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也。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烛夜游，良有以也”^[129]（《与吴质书》）。想通了生死之理，其忧患意识就自然有了宣泄的方向和渠道。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心理背景下，献身创作、著书立说才被提到日程上。建安文学之繁荣，是有明确的理性思考和文化心态为基础的。除了热爱文学创作、陶冶情操之外，他们是把文学创作作为解决人生忧患问题的途径来看待的。人生意识的苏醒带来文章著述的苏醒，他们之追求文学著述，是主动的、自觉的，是从人生苦短中悟出来的，是要解决人生不朽的问题。在这方面，觉悟最高的首推曹丕，年寿有限和追求不朽的矛盾意识老是困扰着他，从士人凋落中他悟出了“余独何人，能全其寿”的道理。于是进而担忧时光的飞逝—“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典论·论文》）及时行乐，感官娱悦，虽可以暂缓生命的痛感，但任何快乐都是有长度的，难以持久，此为人生之大痛。经过自己头脑的思索，他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130]（《典论·论文》）在此，可以看出，追求文章著述始终是和生命的忧患意识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认识到寿命、享乐之有限，于是转而致力于“不朽”“无穷”的文章事业。事实证明，这一认识含有真理的颗粒，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曹丕声名之不朽，不是由于他贵为帝王，有何功业，而是由于其思想和著述，他生前的理想通过自己有意识的主动追求变成了现实，真正在历史长河中实现了“不朽”和“无穷”。现在我们正在讨论这一问题本身，就是证明。建安文人热衷创作的背后，是这种理性精神的指导。这种忧患和解决的方式无疑具有文化上的永恒意义。

（三）曹丕著述思想：以论为重

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曹丕所推重的著述文章，不是流俗所尚的诗赋，而是深思熟虑、足以传世的学术著作和批评性著作。结合其所处时代，有诸多原因。其一是：打破思想禁锢，改换治学方式，由烦琐的注经之学转向更有深度的刑名之学。傅玄所谓云：“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远，而天下践守节。”^[131]（《举清远疏》）《文心雕龙·论说》也说：“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132]有学者研究认为：“在曹操、曹丕的倡导下，刑名之学日渐兴盛。……当时‘校练名理’的不只是王、傅二人。其他如邵俞‘辩于论议，采公孙龙之辞以谈微理’；钟会‘博学精练名理’；阮侃‘有俊才，而饬以名理’；嵇康‘研至名理’；王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通辩能言’，‘（钟）会论议以校练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然而，汉魏之际大多数士人尚不能娴熟地运用名学知识于论体文的写作中，除少数作家外，多数操觚者还不善于持论，刘勰批评‘孔融《孝廉》，但谈嘲戏；曹植《辨道》，体同书抄’。明张溥认为：‘曹氏父子，词坛虎步，论文有余，言理不足。嗣宗视之，犹轻尘之于泰岱。’魏晋玄学家几乎都注重逻辑训练，人们常常称赞他们‘善名理’，王弼自称：‘不能辩名，则不可与言理；不能定名，则不可与论实。’李充在《翰林论》中指出：‘研核名理，而论难生焉，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魏晋论体文之所以能‘锋颖精密’，就是因为此时大多数论文作者自觉地应用刑名学的逻辑方法，有些玄学家还严格地遵循刑名学规则来建构其理论体系。”^[133]其二是：魏晋时期，经过长期发展，论，作为一种文体，已蔚为大观，数量激增。据杨朝蕾统计：“论，是一种用来议事说理或陈述意见的文体，是我国古代散文之大宗。作为一种文体，经过先秦的孕育、两汉的发展之后，论体文在魏晋时期繁盛起来，流传于今的作品就达200多篇。这个数字大约是今存两汉400年间论体文总数的7倍，是南朝170年间论体文总数的3倍。另外，据《二十五史补编》中《补后汉书艺文志》、《补三国艺文志》与《补晋书艺文志》中辑录的魏晋时期论体文篇目有90多篇，论体文集有120 多部，其时论风之盛于此可见一斑。在魏晋时期，论体文堪称仅次于诗、赋与书信的第四大文体。”^[134]作于魏晋之时的桓范《世要论·序作》也推崇论述性的著述，其云：“夫著作书论者，乃欲阐弘大道，述明圣教，推演事义，尽极情类，记是贬非以为法式。当时可行，后世可修。且古者富贵而名贱废灭，不可胜记，唯篇论俶傥之人，为不朽耳。”^[135]其三是：汉末魏晋，言论一统的藩篱既被打破，同时也亟需有对事物是非的大致一致的标准，否则就会准的无依，言人人殊。曹丕《典论》曾对此作出评价云：“桓灵之际，阉寺专命于上，布衣横议于下；干禄者殚货以奉贵，要名者倾身以事势；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由是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常检，事无定价。”^[136]

《典论·论文》云：“融等已逝，唯幹著论，成一家言。”“成一家之言”，原为太史公司马迁之语，意在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学术以传世，这显然不包括诗歌辞赋。在《又与吴质书》中，曹丕也提到，徐幹“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又说“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137]考徐幹所著《中论》，显然以为学术著作价值高于诗赋，其《中论序》就清楚地说：“见辞人美丽之文并时而作，曾无阐弘大义、敷散道教、上求圣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废诗、赋、颂、铭、赞之文，著《中论》之书二十二篇。”^[138]桓范作《世要论》，也是有很清醒的“著述”意识，其云：“夫著作书论者，乃欲阐弘大道，述明圣教，推演事义，尽极情类，记是贬非，以为法式。当时可行，后世可修。且古者富贵而名贱废灭，不可胜记，唯篇论俶傥之人，为不朽耳。夫奋名于百代之前，而流誉于千载之后，以其览之者益，闻之者有觉故也。岂徒转相放效，名作书论，浮辞谈说，而无损益哉？”^[139]（《世要论·序作》）可知自建安时，在诗歌辞赋繁荣的同时，思辨性学术著作尤其是文学理论性著作，在士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很高。成一家之言，足以传世，是立言不朽的定义。曹丕本人就是一个典范。他之不朽，《典论·论文》功在其首，而诗赋次之。《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序》说：“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140]从中也可见出其历史地位之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