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创作中的悲凉情调分析

曹丕创作是建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作的“悲凉”色彩也较为浓重。要理解这一点，须先明了曹丕人生、人格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其情感类型。

（一）曹丕：人生、人格基调研究

首先，作为曹魏首位君主，曹丕向有其父“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之志。其生命寄托之一就是建功立业，一统寰宇。曹丕生于乱世，幼年时经历了汉末董卓之乱。当年曹丕五岁，生于军，长于乱，曹操有意培养他各种本领和武艺：“上以四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知骑射矣。以时之多难，故每征，余常从。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张绣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从兄安民遇害。时余年十岁，乘马得脱。”曹丕对自己的骑射、击剑等技能颇为自赏，每谈及此，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其云：“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旅之间，是以少好弓马，于今不衰，逐禽辄十里，驰射常百步。日多体健，心每不厌。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贡良弓，燕代献名马。时岁之暮春，句芒司节，和风扇物，弓燥手柔，草浅兽肥，与族兄子丹，猎于邺西终日，手获獐鹿九，雉兔三十。”^[77]这在其《诗》中也有所反映：“行行游且猎，且猎路南隅。弯我乌号弓，骋我纤骊驹。走者贯锋镝，伏者值戈殳。白日未及移，手获三十余。”建安元年（197年）曹操攻张绣，交战中曹操被流矢所中，长子曹昂、侄子安民遇难，年仅11岁的曹丕因善骑在混乱中得以逃脱。其后，曹丕常随曹操出征，较重要的有：建安十三年（204年）随曹操南征刘表；建安十四年（209年）随曹操驻军合肥；建安十七年（212年）至十八年（213年）随曹操征孙权等。曹操殁后，曹丕即皇帝位，又多次亲自率军伐吴，志在一统。

可以说，驰骋沙场，建功立业，军旅生涯，是曹丕人生的重要内容，这也在其创作中多有反映。如《董逃行》：“晨背大河南辕，跋涉遐路漫漫。师徒百万哗喧，戈矛若林成山，旌旗拂日蔽天。”又《述征赋》：“建安十三年，荆楚傲而弗臣，命元司以简旅，予愿奋武乎南邺。伐灵鼓之硼隐兮，建长旗之飘飖；跃甲卒之皓旰兮，驰万骑之浏浏；扬凯梯之丰惠兮，仰乾威之灵武；伊皇衢之遐通兮，维天纲之毕举；经南野之旧都，聊弭节而容与；遵往初之旧迹，顺归风以长迈；镇江汉之遗民，静南畿之遐裔。”^[78]其《饮马长城窟行》写魏军远征，军容之雄壮：“浮舟横大江，讨彼犯荆虏。武将齐贯錍，征人伐金鼓。长戟十万队，幽冀百石弩。发机若雷电，一发连四五。”大兴水军，当为伐吴之役所作。《浮淮赋》与此呼应，其云：“建安十四年，王师自谯东征，大兴水军，泛舟万艘，时予从行，始入淮口，行泊东山，睹师徒，观旌帆，赫哉盛矣！虽孝武盛唐之狩，舳舻千里，殆不过也。”^[79]又《黎阳作诗》在行军的艰辛中抒发武王、周公安天下之志，其云：“朝发邺城，夕宿韩陵。霖雨载涂，舆人困穷。载驰载驱，沐雨栉风。舍我高殿，何为泥中。在昔周武，爰暨公旦。载主而征，救民涂炭。彼此一时，唯天所赞。我独何人，能不靖乱。”在这类描写军旅生活的诗文中，没有曹丕笔下常见的忧伤、哀愁，而是代之以一种昂扬向上的气势和情感。其父曹操《苦寒行》云：“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而曹丕《至广陵于马上作诗》却表达了异样的情怀：“观兵临江水，水流何汤汤。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将怀暴怒，胆气正纵横。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不战屈敌虏，戢兵称贤良。……兴农淮泗间，筑室都徐方。量宜运权略，六军咸悦康。岂如东山诗，悠悠多忧伤。”总之，作为一位政治家和一代君王，曹丕想在建功立业方面有所作为，也曾为此做出了种种努力，其中也包括一些政治策略。其为君主后，亦然显露很深城府，据载：“《汉献帝传》曰：太史丞许芝条上魏王代汉图谶。王令曰：昔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公旦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终然复子明辟。吾虽德不及二圣。吾敢忘高山景行之义哉。吾作诗云云。庶欲守此辞以自终。卒不虚言也。诗云：丧乱悠悠过纪，白骨从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将以时整理。复子明辟致仕。”^[80]《令诗》即《令》中之诗。其令为《答许芝上代汉图谶令》。据《三国志·文帝纪》载：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汉献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臣，告祠高庙，准备禅位给魏王丕。^[81]在此期间多人用所谓的“谶语”“河图”等说明禅位必不可免。曹丕于此又一再谦让，表示仍维护刘汉政权。这当然不无历史禅让传统的虚伪成分，但亦可见在曹丕的人格构成中政治抱负和立功欲求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知人论世，欲完整理解曹丕及其创作、著述思想，就要看到建功立业、驰骋沙场、军旅生涯，是曹丕人生的重要内容。但贵为君王，并不能使他得到满足，他有更高层次的精神世界追求。

其次，曹丕的另一个社会角色是情感丰富、多愁善感的文士。建功立业，贵为君王，并不是他人生追求的全部意义。他在世俗生活中感受到了生命无常、人生有限的无奈，这种无奈并不会因荣华富贵而消除，因而很需要寻求解脱之道。生命短暂，人生如寄；物犹如此，人何以堪。解脱之道之一就是在现世求长生，曹丕曾写过一首《折杨柳行》，试图从道家炼丹服药、修炼长生来获得解脱，其云：“西山一何高，高高殊无极。上有两仙僮，不饮亦不食。与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服药四五日，身体生羽翼。轻举乘浮云，倏忽行万亿。流览观四海，茫茫非所识。彭祖称七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适西戎，于今竟不还。王乔假虚辞，赤松垂空言。达人识真伪，愚夫好妄传。追念往古事，愦愦千万端。百家多迂怪，圣道我所观。”但细读相关资料，曹丕对于道教浸染并不深，此类作品也不多见，这种念头只是偶尔闪现，并未构成曹丕主流的心理和行为，但求道服药中所表现出的不朽意识确是很值得注意的。《古诗十九首》云：“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服药，求仙，并非曹丕解决忧生的最终选择与方案。其解决之道之一是及时行乐，因而饮美酒，服纨素，聆丝竹，酒酣耳热，诗歌酬酢，不断出现在他的诗文中，构成其人生解脱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夏日诗》云：“夏时饶温和，避暑就清凉。比坐高阁下，延宾作名倡。弦歌随风厉，吐羽含徵商。嘉肴重叠来，珍果在一傍。棋局纵横陈，博奕合双扬。巧拙更胜负，欢美乐人肠。从朝至日夕，安知夏节长。”白日如此，继之以夜晚，其《芙蓉池作诗》如此描述夜宴之乐：“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双渠相溉灌，嘉木绕通川。卑枝拂羽盖，修条摩苍天。惊风扶轮毂，飞鸟翔我前。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鲜。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诗中已经透露不从道家修炼中求得长生的信息，亦可印证从道修炼念头之于曹丕，只是偶尔闪现。《善哉行》更是细腻地描述了宴乐丝竹歌舞之美：“有美一人，婉如清扬。妍姿巧笑，和媚心肠。知音识曲，善为乐方。哀弦微妙，清气含芳。流郑激楚，度宫中商。感心动耳，绮丽难忘。离鸟夕宿，在彼中洲。延颈鼓翼，悲鸣相求。眷然顾之，使我心愁。嗟尔昔人，何以忘忧。”俞绍初先生认为：“建安文学以群体性的诗赋酬酢、互相倡和为其主要的创作方式。这种创作方式，大约起始于建安十四年。在此之前，建安文人可以说处于一种人各自为的阶段，创作格局大体上承继了两汉文学的余绪，没有呈现出显著的特色。到了建安十四年，王粲归附曹操未久，以七子为主体的邺下文士已然齐集于曹操手下，邺下文人集团由此而正式形成。就在这年春天，曹操因赤壁失利而回师北上，曾途次于汉水之滨的襄阳，文士们有鉴于汉水神女的故事，便受命撰写同题《神女赋》，其中王粲、陈琳、应玚和杨修之作至今犹残存于世。这即是诗赋唱和的开始，从此诗赋唱和或者同题命作便不绝如缕。及至建安十六年，因有南皮之游，遂将邺下文人集团群体性的诗赋创作推向了极致，呈现出高潮。这时候的诗作，以宴饮游乐为其主要题材内容。由于是在酒席宴上即兴写出的，文士们难免互相逞才使气，又受‘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文心雕龙·时序篇》）的时代环境的影响，往往洋溢着慷慨激昂之情；在语言风格上也由此而不事雕饰，很少用典使事，表现出直抒胸臆、爽朗平易的共同特色。”^[82]

如此佳人美酒、轻歌曼舞、美轮美奂的情境下，带给曹丕的并非全是欢乐，还有哀伤，一种欢乐达到极限转向忧愁的悲哀。所谓“眷然顾之，使我心愁”“嗟尔昔人，何以忘忧”都说明了这种哀愁之难以排遣，越是欢乐达到了极点，越易生悲。如《善哉行》：“朝游高台观，夕宴华池阴。大酋奉甘醪，狩人献嘉禽。齐倡发东舞，秦筝奏西音。有客从南来，为我弹清琴。五音纷繁会，柎者激微吟。淫鱼乘波听，踊跃自浮沉。飞鸟翻翔舞，悲鸣集北林。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为摆脱生命之忧而寻求欢乐，而在欢乐的极限中又会感到哀愁的升级，所谓“乐极哀情来”，此时之哀、之愁，则更加难以排遣。这种心理和情感逻辑在曹丕诗中多次出现，又《大墙上蒿行》：“奏桓瑟，舞赵倡。女娥长歌，声协宫商。感心动耳，荡气回肠。酌桂酒，鲙鲤鲂。与佳人期为乐康。前奉玉卮，为我行觞。今日乐，不可忘，乐未央。为乐常苦迟。岁月逝，忽若飞。何为自苦，使我心悲。”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西征汉中，曹丕留驻于孟津小城，曾给他的旧交吴质写过一封信，即《与朝歌令吴质书》。其中追忆南皮之游，既有游宴之愉悦，亦有无常之感伤，其云：“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83]据俞绍初先生考证，南皮之游，陈琳、阮瑀、徐幹、王粲、应玚、刘祯及曹植等七人均参与其事。^[84]曹植所作《公宴诗》即记载此事：“公子爱敬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此处“清夜”，明显与前文“继以朗月”相呼应。又吴质《答魏太子笺》中亦记载此事：“昔侍左右，厕坐众贤，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弦之欢。置酒乐饮，赋诗称寿。自谓可终始相保，并骋材力，效节明主。”^[85]可知这种帝王权贵聚会文士的主要活动和主要内容为砺学、游戏、清谈、赏乐、饮酒、赋诗等。《文心雕龙·明诗》云：“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86]以上即是对这次游宴的最好概括。对此，《文心雕龙·时序》里亦有描述：“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幹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87]

仔细玩味这类诗歌，会感到欢乐与忧伤情感的复杂交织状态，这种基调在曹操《短歌行》中就已奠定，在“对酒当歌”“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的场景中，体验到的并非丝竹美酒的快乐，而是更深层次的忧伤，所抒发的情绪十分复杂。所谓“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所谓“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均是在欢乐场景中夹杂着痛苦和哀愁，乐到极处痛苦更深、哀愁更广。王夫之《姜斋诗话》所谓“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并非只是一种艺术手法，而是一种生命情怀。从本质上看，这是人在俗世难以摆脱的宿命，恰如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所云：“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伯，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夫倦厌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有能除去此二者，吾人谓之曰快乐。然当其求快乐也，吾人于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且快乐之后，其感苦痛也弥深。故苦痛而无回复之快乐者有之矣，未有快乐而不先之或继之以苦痛者也。又此苦痛与世界之文化俱增，而不由之而减。何则？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故也。”^[88]

（二）曹丕创作：忧患意识与悲凉情调

读曹丕诗文，亦能感受到内中充满忧伤之情。细梳理之，其忧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忧民生多艰。屈原《离骚》云：“长太息以掩泣兮，哀民生之多艰。”曹丕生于汉末乱世，经历董卓之乱，对此，他在《典论·自叙》中有清楚的描述：“初平之元，董卓杀主鸩后，荡覆王室。是时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恶卓之凶逆。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山东牧守，咸以《春秋》之义，卫人讨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讨贼，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兖豫之师，战于荥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卓遂迁大驾，西都长安。而山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并。会黄巾盛于海岳，山寇暴于并冀。乘胜转攻，席卷而南。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百姓死亡，暴骨如莽。”^[89]如此乱世，使人的生命更加短促，人生如朝露、飘蓬的感受会更加真切。曹丕《感物赋》云：“丧乱以来，天下城郭丘墟，惟从太仆君宅尚在。南征荆州，还过乡里，舍焉。乃种诸蔗于中庭，涉夏历秋，先盛后衰，悟兴废之无常，慨然永叹，乃作斯赋：伊阳春之散节，悟乾坤之交灵。瞻玄云之蓊郁，仰沉阴之杳冥。降甘雨之丰霈，垂长溜之冷冷。堀中堂而为圃，植诸蔗于前庭。涉炎夏而既盛，迄凛秋而将衰。岂在斯之独然，信人物其有之。”^[90]

二忧亲人离丧。离，离别；丧，辞世。曹丕一生，多经历亲人离丧，从中感受到深切的忧伤。其《感离赋》云：“建安十六年，上西征，余居守，老母诸弟皆从，不胜思慕，乃作赋曰：秋风动兮天气凉，居常不快兮中心伤。出北园兮彷徨，望众慕兮成行。柯条憯兮无色，绿草变兮萎黄。脱微霜兮零落，随风雨兮飞扬。日薄暮兮无悰，思不衰兮愈多。招延伫兮良久，忽踟蹰兮忘家。”^[91]离别的惆怅与痛苦，推己及人，试看其《见挽船士兄弟辞别诗》：“郁郁河边树，青青野田草。舍我故乡客，将适万里道。妻子牵衣袂，抆泪沾怀抱。还附幼童子，顾托兄与嫂。辞诀未及终，严驾一何早。负笮引文舟，饥渴常不饱。谁令尔贫贱，咨嗟何所道。”《燕歌行》（其二）更是将离别的痛苦描述得淋漓尽致，其云：“别日何易会日难，山川悠远路漫漫。郁陶思君未敢言，寄书浮云往不还。涕零雨面毁形颜，谁能怀忧独不叹。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户步东西。展诗清歌聊自宽，乐往哀来摧心肝。悲风清厉秋气寒，罗帷徐动经秦轩。仰戴星月观云间，飞鸟晨鸣，声气可怜，留连怀顾不自存。”离别如此，亲人辞世更令人悲从中来，其《悼夭赋》云：“族弟文仲亡时年十一，母氏伤其夭逝，追悼无已，予以宗族之爱，乃作斯赋：气纡结以填胸，不知涕之纵横。时徘徊于旧处，睹灵衣之在床。感遗物之如故，痛尔身之独亡。愁端坐而无聊，心戚戚而不宁。步广厦而踟蹰，览萱草于中庭，悲风萧其夜起，秋气憯以厉情。仰瞻天而太息，闻别鸟之哀鸣。”^[92]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病逝，曹丕时年三十四岁，作《短歌行》思亲，以表怀念：“仰瞻帷幕，俯察几筵。其物如故，其人不存。神灵倏忽，弃我遐迁。靡瞻靡恃，泣涕连连。呦呦游鹿，衔草鸣麑。翩翩飞鸟，挟子巢栖。我独孤茕，怀此百离。忧心孔疚，莫我能知。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一何早。长吟永叹，怀我圣考。曰仁者寿，胡不是保。”人的寿命本来就短暂，加之建安时期疾病流行，更加速了生命“无常”的速度，对此，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有细致的描述：“昔年（建安二十二年—引者注）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以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93](www.xing528.com)

三忧离乡漂泊。严羽《沧浪诗话》中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94]曹丕生于军，长于乱，幼年即随父出征，多经战伐。可以说，以曹丕经历之丰富，征戍、迁谪、行旅、别离尽情品味，故其道路辛苦、羁旅愁思、离乡漂泊、类如转蓬等情感，屡屡见于笔端。其《离居赋》写出离乡客居的悲凉：“惟离居之可悲，块独处于空床。愁耿耿而不寐，历终夜之悠长。惊风厉于闺闼，忽增激于中房。动帷裳之晻暧，对明烛而无光。”^[95]离居，离开居处，流离失所。语出《尚书·盘庚下》：“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孔颖达疏：“播荡分析，离其居宅，无有安定之极。”^[96]《文心雕龙·辨骚》：“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97]曹丕又有《杂诗》，叙述漂泊之苦：“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吴会非我乡，安得久留滞。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又作《陌上桑》，尽述军旅征战之苦：“弃故乡，离室宅，远从军旅万里客。披荆棘，求阡陌，侧足独窘步。路局笮，虎豹嗥动，鸡惊禽失，群鸣相索。登南山，奈何蹈盘石，树木丛生郁差错。寝茭草，荫松柏，涕泣雨面沾枕席。伴旅单，稍稍日零落。惆怅窃自怜，相痛惜。”在外漂泊，雨雪风霜，倍增艰难，《愁霖赋》：“脂余车而秣马，将言旋乎邺都。玄云黯其四塞，雨蒙蒙而袭予。途渐洳以沉滞，潦淫衍而横湍。岂在余之惮劳，哀行旅之艰难。仰皇天而叹息，悲白日之不旸。思若木以照路，假龙烛之末光。”^[98]

四忧王位不得。据载，曹丕在与曹植争夺王位继承中颇费心机，最终获胜：“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99]可见，曹丕被定为魏太子、承继大统，最初并非板上钉钉，而是经历了诸多曲折，其心理煎熬可想而知。据学者分析：“从建安十六年开始到建安二十二年得立太子的六七年之间，是曹丕生命中最艰难的时期，现实生存的困境，使得他时时处于一种‘乐极哀情来，廖亮摧肝心’（《善哉行》）的尴尬境界，‘何尝快独无忧？’（《艳歌何尝行》）没有一刻心灵的轻松。”^[100]曹丕《杂诗》云：“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辗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汉回西流，三五正纵横。草虫鸣何悲，孤雁独南翔。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愿飞安得翼，欲济河无梁。向风长叹息，断绝我中肠。”据学者分析，如下资料证明此诗作于“魏武欲易太子时”：何焯《义门读书记》（《文选》卷三）说：“此篇恐子建夺嫡而自言欲为泰伯而不能也。”张玉毂《古诗赏析》卷八：“诗有疑惧意，应作于操欲易太子时。”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此二首（杂诗）有疑惧意，应作于魏武欲易太子时。”张凤翼《文选纂注》卷十二里说：“二诗（杂诗）有疑惧意，应是操欲易世子时作。”^[101]牛建宏分析说：“前人都从这首诗里看到了曹丕内心蕴涵的疑惧之意以及无法摆脱的悲凉感伤的情绪：秋夜天凉，北风烈烈，内心在一片忧情之中，辗转彷徨，不能入寐，以致于白露沾衣，明月西沉。感觉自己是那样地孤独无助，就像在草间悲鸣不已的小虫，就像在空中失群难飞的孤雁，欲飞不能，欲渡不得，心中的向往在无翼无梁的困境里化作一声声悲叹，回荡在漫漫秋夜无边的长风里，此情此景，怎不使人痛断中肠？观此诗，曹丕‘忧’之深之切可见一斑。”^[102]

五忧生命无常。曹丕贵为君王，享尽人间荣华富贵，但正因如此，根据马斯洛所揭示的人生需求层次的逻辑，已经实现的人生目标不再成为人生的动力，一欲既偿，他欲随之，故其内心时常萦绕着对人生短促、生命无常的忧虑之情，其焦虑往往倍于常人。恰如其《大墙上篙行》所云：“阳春无不长成，草木群类，随大风起，零落若何翩翩。中心独立一何茕，四时舍我驱驰，今我隐约欲何为？人生居天壤间，忽如飞鸟栖枯枝。今我隐约欲何为？……奏桓瑟，舞赵倡。女娥长歌，声协宫商。感心动耳，荡气回肠。酌桂酒，脍鲤妨。与佳人期为乐康。前奉玉卮，为我行觞。今日乐，不可忘，乐未央。为乐常苦迟，岁月逝，忽若飞，何为自苦，使我心悲。”岁月飞逝，人力难挽，美酒丝竹，倍增其哀。《与吴质书》中也透露出这种情绪：“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诚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方今蕤宾纪时，景风扇物，天气和暖，众果具繁。时驾而游，北遵河曲，从者鸣笳以启路，文学托乘于后车，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我劳如何！”^[103]这在其《又与吴质书》中表达得更为充分：“年行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光武言‘年三十余，在兵中十岁，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与之齐矣。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动见瞻观，何时易乎？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也。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烛夜游，良有以也。”^[104]

短暂、易逝的生命苦感使得建安诗人对同样充满变化、变幻无常的季节性因素十分敏感，恰如曾大兴所指出的那样：“文学是一种生命体验。文学家不仅能够对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等物候现象有着更敏锐、更细腻、更强烈的体验，不仅能够由此而感知生命的流程、状态、质量、价值和意义，而且能够用一种诗化的形式，把他们的这些体验和感知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105]又：“生命意识对所有思维健全的人都是重要的， 对文学家尤其重要。一个文学家如果没有敏锐、细腻而强烈的生命意识，不能算是优秀的文学家；一个读者如果不能从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感受到生命的流程、状态、质量、价值和意义，他（她）对于生命的体验和思考，乃至他（她）的生命质量，也是要大打折扣的。”^[106]曹丕也是如此，对于时节推移、物候变换十分敏感，并善于借助悲凉秋景抒发其人生情怀。这种审美逻辑也反映在曹丕的创作之中。

建安二十年，曹丕作《柳赋》，序云：“昔建安五年，上与袁绍战于官渡，时余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载矣。左右仆御已多亡。感物伤怀，乃作斯赋。”颇有“物犹如此，人何以堪”之情。赋云：“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围寸而高尺，今连拱而九成。嗟日月之逝迈，忽亹亹以遄征。昔周游而处此，今倏忽而弗形。感遗物而怀故，俯惆怅以伤情。”^[107]由外物变化顿生忧生之叹，由物是人非感叹人生无常。其《感物赋》序云：“丧乱以来，天下城郭丘墟，惟从太仆君宅尚在。南征荆州，还过乡里，舍焉。乃种诸蔗于中庭，涉夏历秋，先盛后衰，悟兴废之无常，慨然永叹，乃作斯赋。”^[108]这里，则直接申明“感悟无常”是创作的直接心理动因。“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读曹丕诗，常能感受到其受到由外界景物触发所致的情感哀伤，从而体验人生无常。曹丕也喜欢采纳凉物入诗，一曲“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流传百代，读来寒气灌注，凉意袭人，不让其父。他在《与吴质书》中回忆南皮之游的情趣是“高谈娱心，哀筝顺耳……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109]。他的《感离赋》以悲凉之景写真切之情，也是满眼瑟瑟凉意：

秋风动兮天气凉，居常不快兮中心伤。

出北园兮彷徨，望众慕兮成行。

柯条憯兮无色，绿草变兮萎黄。

脱微露兮零落，随风雨兮飞扬。^[110]

在此，“柯条憯兮无色，绿草变兮萎黄”，恰恰是从宋玉的《九辩》中演化而来，宋玉的原句为：“叶菸邑而无色兮，枝烦挐而交横。颜淫溢而将罢兮，柯仿佛而萎黄。”曹丕作《寡妇诗》，序云：“友人阮元瑜早亡，伤其妻孤寡，为作此诗。”其篇多以萧瑟秋景入诗，充满悲凉情调：“霜露纷兮交下，木叶落兮凄凄。候雁叫兮云中，归燕翩兮徘徊。妾心感兮怅惆，白日急兮西颓。守长夜兮思君，魂一夕兮九乖。怅延伫兮仰视，星月随兮天回。徒引领兮入房，窃自怜兮孤栖。愿从君兮终没，愁何可兮久怀。”^[111]哀怨悲情与萧瑟秋景，相互呼应，构成曹丕笔下的悲凉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