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思想研究：比喻延伸的思想修辞

比喻延伸，也是思想修辞的范畴之一。所谓比喻延伸，即不只是把“比喻”这种修辞格视为润色、修饰语言的手段，而是将其延伸到思维层面，形成一种新的思想或知识系统。

比喻，即打比方，其特点是借助另外一个形象或事物来表达、修饰自己想要说明的问题和意思。朱熹对此的解释是：“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它是一种通过联想将两个在本质上根本不同的事物由于某一点相似而联系在一起的修辞格。著名修辞学者陈望道先生解释说：“思想的对象同另外的事物有了类似点，文章上就用那另外的事物来比拟这思想的对象的，名叫譬喻。这格的成立，实际上共有思想的对象、另外的事物和类似点等三个要素，因此文章上也就有正文、譬喻和譬喻语词等三个成分。凭着这三个成分的异同及隐现，譬喻辞格可以分为明喻、隐喻、借喻三类。”^[313]如果细分，比喻或譬喻无疑是一个庞大的家族，“除了上述（三种）类型之外，人们还对比喻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比如，属喻、引喻、曲喻、联喻、回喻、缩喻、逆喻、对喻、顶喻、疑喻、合喻、弱喻、等喻、强喻、较喻、讽喻、物喻、事喻、潜喻、反喻、互喻、博喻等等，都是比喻的变体形式。这些比喻类型的划分，其根据多在本体与喻体之间的关系、喻体的属性以及比喻在话语层面上的表现形态”^[314]。

之所以将“比喻”作为一种“思想修辞格”，是因为比喻本身所含有的认知和思想成分。此前，学者对此已有一定认识：“我们认为，比喻既是一种修辞方法，也是一种修辞过程中的思维方式。本体和喻体只是思维过程中的两个支点。各种比喻类型，包括词语、句子成分、句子、句组、语段、语篇，只不过是比喻思维过程中话语层面的不同表现形态。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据说，比喻是一种思维模式。它既有思维的心理基础，也有话语的外在形态。”^[315]这不仅仅是一个学科的认识，而是具有普遍性、跨学科性的，如有的学者所分析的那样：“到目前为止，比喻或隐喻的认知功能研究，已成为许多学科关心的课题，包括语言学、修辞学、哲学、文学、心理学等。人们对比喻的认知功能的阐发已远远超越了传统修辞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有的甚至把隐喻看作是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未免有些过头。不过，比喻确实具有认知功能。我们认为，比喻的认知功能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助于修辞者对思维对象认识的深化，二是有助于话语理解者对认知对象理解的深化，三是有助于对真理的揭示。”^[316]学者们还认识到：在“比喻”这一修辞格中，语言修辞和思想修辞是相互联系的，即思想修辞要以语言修辞为基础，但又明显高于后者。其云：

综上所述，修辞者进行喻化思维和听读者进行比喻的解析时，都需要把不同领域中的事物进行认知比较，并把认知结果凝聚到话语层面或三话语还原到思维层面。其中都蕴涵了对表达对象的一系列的感知、分析、加工过程。比喻是具有认知属性和认知功能的。……人们认为它不仅是一种重要的修辞方法，而且也是重要的思维手段和认知手段，是完全合乎实际的，但这种定位也应该以言语领域或者修辞领域为价值参照系。离开了语言或言语，比喻或隐喻将失去载体，其认知功能也就无从谈起。^[317]

在此基础上，还有人提出了修辞学“转向”“大修辞观”“政治修辞”等观念。其云：“这里所说的‘转向’，是指中国修辞学研究正在走出小修辞观，注意大修辞观。这种修辞学研究的发展会使修辞学研究从语言文字和文学领域逐步转向其他领域，比如政治领域和法律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的修辞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318]

综合以上征引和论述，可知：其一，比喻这一修辞格中含有思维和认知的成分。其二，比喻的认知功能是以语言层面的修辞为基础的。其三，虽然已有学者认识到了比喻的认知价值和思维功能，但这种价值究竟是怎样存在的，这种功能究竟是怎样实施和操作的，还有较大的探究空间与余地。换言之，在“比喻具有思想修辞的价值”这一问题上，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只是隐约感觉到了这一问题，或者说提出了这一问题，但在具体分析和论证的层面上，即“比喻”究竟怎样参与到思维尤其是创新思维的过程中，比喻作为一种思想修辞究竟是怎样实际运作的，还是一片空白。美国学者麦库姆斯在论述“议程设置理论”的发现过程时曾说：

很少有理论刚诞生就羽翼丰满。它们通常始自一种简明扼要的洞见，然后经由许多人的多年探索，才逐渐清晰起来。议程设置理论的形成正是这种情形。这个理论始自一个简单的假设，这个假设描述大众传播如何影响公众对社会与政治议题的关注。由此，这个理论逐渐扩展，又融入许多新的命题，如关于产生这些效果的偶发条件、塑造媒介议程的力量、媒介信息中具体因素的影响以及这个议程设置过程的各种结果。这样，议程设置理论成为关于大众媒介议程及其效果的一张详细图谱。^[319]

“议程设置”理论是这样，作为“思想修辞格”之一的“比喻延伸”，也是如此。对此，前人研究到了哪里？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还没有解决？没有解决的，就是我们研究的起点。如果说比喻与认知有联系，究竟是什么样的联系？如何把“比喻具有认知功能、参与到思想过程当中”落到实处，建立起具有可操作性的修辞格……在目前相关的研究情况下，笔者欲略人所详，而详人所略，即在目前学者提出了问题但未解决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比喻延伸，是思想修辞的一个重要范畴，或曰是一种重要的思想修辞格。

除了显性的“比喻延伸”之外，在有些学者的创新思维中，还存在着一种隐性的“比喻延伸”结构。所谓隐性，是说它们不像上述柏拉图和李普曼那样，直接用一个比喻阐述自己的思想，而是将其深深地“隐藏”在作者构思时的思维逻辑之中。在这方面，首先让人想到的例子是法国著名文艺美学批评家丹纳的《艺术哲学》。

丹纳之探究美学，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从理论到理论，而是力图从更广阔的社会学视角来考察美学的艺术的发展，提出了“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说。该书带有浓厚的法国实证主义社会学的色彩，初步确立了古典的文学社会学的理论体系。恰如他所分析的：“过去的美学先下一个美的定义，比如说美是道德理想的表现，或者说美是抽象的表现，或者说美是强烈的感情的表现；然后按照定义，象按照法典上的条文一样表示态度：或是宽容，或是批制，或是告诫，或是指导。我很欣幸不需要担任这样繁重的任务；我没有什么可指导你们，要我指导可就为难了。……我唯一的责任是罗列事实，说明这些事实如何产生。我想应用而已经成为一切精神科学开始采用的近代方法，不过是把人类的事业，特别是艺术品，看作事实和产品，指出它们的特征，探求它们的原因。”^[320]丹纳认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这个理论早在十八世纪的孟德斯鸠，近至十九世纪丹纳的前辈圣伯甫，都曾经提到；但到了丹纳手中才发展为一个严密与完整的学说，并以大量的史实为论证。他关于文学史，艺术史，政治史的著作，都以这个学说为中心思想；而他一切涉及批评与理论的著作，又无处不提供丰富的史料作证明。英国有位批评家说：‘丹纳的作品好比一幅图画，历史就是镶嵌这幅图画的框子。’”^[321]

在丹纳的理论表述中，多以自然环境比喻艺术的发展和艺术的成长。如云：“我想做一个比较，是风俗和时代精神对美术的作用更明显。假定你们从南方向北方出发，可以发掘进到某一地带就有某种特殊的种植，特殊的植物。先是芦荟和橘树，然后是橄榄树或葡萄藤，然后是橡树和燕麦，再过去是松树，最后是藓苔。每个地域有它特殊的作物和草木，两者跟着地域一同开始，一同告终；植物与地域相连。”^[322]从本书的视角来看，虽然丹纳所说的是“比较”，即比喻，但这明显是一种“思想修辞”，而非“语言修辞”，因为这种比喻是在构建一种思想体系，是对美学和艺术发展的系统思考。自然界有其特定的环境、气候，精神和艺术世界也是如此—“地域是某些作物与草木存在的条件，地域的存在与否，决定某些植物的出现与否。而所谓地域不过是某种温度，湿度，某些主要形势，相当于我们在另一方面所说的时代精神与风俗概况。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我们研究自然界的气候，以便了解某种植物的出现，了解玉蜀黍或燕麦，芦荟或松树；同样我们应当研究精神上的气候，以便了解某种艺术的出现，了解异教的雕塑或写实派的绘画，充满神秘气息的建筑或古典派的文学，柔媚的音乐或理想派的诗歌。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323]显然，在此，以自然环境比喻艺术环境已经不是简单的语言修辞；它是一种比喻，但已经不是简单的片断的语言层面上的比喻，而是一种比喻的延伸，即不只是把“比喻”这种修辞格视为润色、修饰语言的手段，而是将其延伸到思想层面，形成一种新的思想或知识系统。恰如丹纳所说：“环境与艺术既然这样从头至尾完全相符，可见伟大的艺术和它的环境同时出现，绝非偶然的巧合，而的确是环境的酝酿，发展，成熟，腐化，瓦解，通过人事的扰攘动荡，通过个人的独创与无法意料的表现，决定艺术的酝酿，发展，成熟，腐化，瓦解。环境把艺术带来或带走，有如温度下降的程度决定露水的有无，有如阳光强弱的程度决定植物的青翠或憔悴。”总体看是这样，个案分析也是如此：“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期类似的风俗，而且是在那一类中更完美的风俗，在古希腊好战的小邦中，在庄严的体育场上，曾经产生一种类似而更完美的艺术。也是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期类似的风俗，但在那一类中没有那么完美的风俗，以后在西班牙，法兰德斯，甚至在法国，也产生一种类似的艺术，虽则民族素质的不同使艺术有所变质，或者发生偏向。”于是导出了这样的“艺术环境论”，“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要同样的艺术在世界上重新出现，除非时代的潮流再来建立一个同样的环境”。^[324]纵观丹纳对于艺术分析的思路，思想修辞的内在思维轨迹是很明显的，其主要表现为一种显性的比喻延伸。

此外，从边沁到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也为我们理解什么是“比喻延伸”的隐性结构提供了一种佐证。

“全景敞视”建筑，是英国哲学家耶利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构思的一种由“权力技术”构成的建筑。其构造的基本原理如下：“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然后，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中心瞭望塔安排一名监督者，在每个囚室里关进一个疯人或一个病人、一个罪犯、一个工人、一个学生。通过逆光效果，人们可以从瞭望塔的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四周冈室里被囚禁者的小人影。这些囚室就像是许多小笼子、小舞台。在里面，每个演员都是茕茕孑立，各具特色并历历在目。敞视建筑机制在安排空间单位时，使之可以被随时观看和一眼辨认。总之，它推翻了牢狱的原则，或者更准确地说，推翻了它的三个功能—封闭、剥夺光线和隐藏。它只保留下第一个功能，消除了另外两个功能。充分的光线和监督者的注视比黑暗更能有效地捕捉囚禁者，因为黑暗说到底是保证被囚禁者的。可见性就是一个捕捉器。”^[325]

其后，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将边沁的这一思想延伸，把其从具象的监狱建筑延伸到抽象的社会学范畴，提出了“全景敞视主义”的概念：

但是，全景敞视建筑不应被视为一种梦幻建筑。它是一种被还原到理想形态的权力机制的示意图。它是在排除了任何障碍、阻力或摩擦的条件下运作的，因此应被视为一种纯粹的建筑学和光学系统。它实际上是一种能够和应该独立于任何具体用途的政治技术的象征。^[326]

…………

如果说西方的经济起飞始于导致资本积累的技术，那么或许也可以说，人员积聚的管理方法导致了一种脱离传统的、讲究仪式的、昂贵和粗暴的权力形式的政治起飞。那些陈旧的权力形式很快就被废弃了，被一种巧妙的、精致的征服技巧所取代。……我们可以说，规训（纪律）是一种能够用最小的代价把肉体简化为一种“政治”力量同时又成为最大限度有用的力量的统一技巧。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造成了规训权力的特殊方式。它的征服各种力量和肉体的一般公式和技巧，即“政治解剖学”能够运用于极其多样化的政治制度、机构和体制中。^[327]

“微观权力”观念及其分析方法，是福柯思想中最有价值的理论遗产。福柯认为，权力分析应从国家机器、王权、司法权等传统观念中走出来，要“砍掉国王的头颅”，而代之以一种多元性、多极化的“微观权力”观。他指出：“权力无处不在，这并不因为它有特权将一切笼罩在它战无不胜的整体中，而是因为它每时每刻，无处不在地被生产出来，甚至在所有关系中被生产出来。权力无处不在，并非因为它涵括一切，而是因为它来自四面八方。”^[328]因此，他认为边沁的“全景敞视”道出了权力之“政治技术”的本质，指出：“这是一种重要的机制，因为它使权力自动化和非个性化，权力不再体现在某个人身上，而是体现在对于肉体、表面、光线、目光的某种统一分配上，体现在一种安排上。这种安排的内在机制能够产生制约每个人的关系。……因此，由谁来行使权力就无所谓了。……全景敞视建筑是一个神奇的机器，无论人们出于何种目的来使用它，都会产生同样的权力效应。”^[329]但是福柯的创新在于，他沿用边沁的“全景敞视”观念，但又有所延伸。他认为，所谓“全景敞视”不应仅仅局限于特定空间，如监狱，而是延展、弥漫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例如：

它在使用上具有多种价值。它可以用于改造犯人，但也可以用于医治病人、教育学生、禁闭疯人、监督工人、强制乞丐和游惰者劳动。它是一种在空间中安置肉体、根据相互关系分布人员、按等级体系组织人员、安排权力的中心点和渠道、确定权力干预的手段与方式的样板。它可以应用于医院、工厂、学校和监狱中。凡是与一群人打交道而又要给每个人规定一项任务或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时，就可以使用全景敞视模式。除了做必要的修改外，它适用于“建筑物占用的空间不太大，又需要对一定数量的人进行监督的任何机构”。^[330]

这样，所谓“全景敞视”就印证了他“权力无处不在”的观点，使得权力变成一种“关系中的存在”。它具有渗透性、生产性与创造性，可以延伸到任何地方，这又明显超越了边沁的“全景敞视”。福柯说：“为了行使这种权力，必须使它具备一种持久的、洞察一切的、无所不在的监视手段。这种手段能使一切隐而不现的事物变得昭然若揭。它必须像一种无面孔的目光，把整个社会机体变成一个感知领域：有上千只眼睛分布在各处，流动的注意力总是保持着警觉，有一个庞大的等级网络。按照巴黎市长的意见，巴黎的这个网络应包括48名警察分局局长，20名视察员，定期付酬的“观察员”，按日付酬的“密探”，领赏钱的告密者，另外还有妓女。这种不停的观察应该汇集成一系列的报告和记录。在整个18世纪，一个庞大的治安本文（police text）借助于一种复杂的记录组织愈益覆盖了整个社会。”^[331]

要之，从边沁的“全景敞视建筑”到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无疑是一个思想提高和概念升华的过程。边沁导夫先路，提出“全景敞视”建筑的雏形，福柯在此基础上发展，将其升华为全面监控、管理社会的一种权力技术。“全景敞视主义”的要义在于权力加技术，或曰“政治技术”，边沁的“环形监狱”首先是一种建筑技术，然后才可以实现权力“监视”的功能。而本书所论“旧的权力形式正依照新轨道进行重新分配”以及“多数人从少数人那里夺取权力”，首先强调的也是网络的技术功能，然后才是其“权力”功能和“思想”功能。借用边沁和福柯的思想，我们可以说，互联网的出现，也催生了一种新的“技术权力”，一种“反向全景敞视”，即监督与被监督者的位置发生了颠倒和置换，原先的监督者处于被监督的位置，而原先被监督者则处于监督者的地位。无论是边沁还是福柯的“全景敞视”，其所强调的都是“权力”对民众的监管和掌控，试看：“全景敞视模式没有自生自灭，也没有被磨损掉任何基本特征，而是注定要传遍整个社会机体。它的使命就是变成一种普遍功能。瘟疫侵袭的城镇提供了一种例外的规训模式：既无懈可击但又极其粗暴。对于造成死亡的疾病，权力用不断的死亡威胁来对付。生命在这里只剩下最简单的表现。这里是细致地运用刀剑的权力来对付死亡的力量。反之，全景敞视建筑有一种增益作用。虽然它对权力进行了妥帖的安排，虽然这样做是为了使权力更为经济有效，但是它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权力本身，也不是为了直接拯救受威胁的社会。它的目的是加强社会力量—增加生产、发展经济、传播教育，提高公共道德水准，使社会力量得到增强。”^[332]

从一般角度看，这是一个思想前后接续、发展的过程；但如从思想修辞的角度看，这则是一个比喻延伸的过程—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的思想由边沁的“全景敞视建筑”而来，这很像是由一个小比喻（全景敞视监狱）到一个大比喻（全景敞视主义）的过程，尽管其内在的“比喻”逻辑是十分隐蔽和曲折的。

要之，尽管从亚里士多德到西塞罗，再到现代汉语修辞学家都曾指出了“思想”和“修辞”的联系，甚至已有人提出了“思想辞格”这样的概念，但究竟什么是“思想修辞”的辞格或范畴，还有着较大的探讨余地。本书试图把语言修辞的“辞格”移用到“思想修辞”中来，更试图构建一系列“思想修辞”的修辞格或范畴，于是就有了本书对于“寓言假说”“比喻延伸”“比喻延伸和范式转换”的关系的研究。本章所提到的庄子、柏拉图、李普曼、丹纳等人的著述及其思想，其创新思维中无疑都带有思想修辞的成分。关于寓言和比喻含有认知和思维成分，不是什么新的认识。前者如黑格尔指出的：“寓言归根到底是一种比喻的艺术。”至于后者，如有学者就曾指出：“比喻既是一种修辞方法，也是一种修辞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它既有思维的心理基础，也有话语的外在形态。”^[333]但是，比喻究竟怎样参与到了思维过程之中，尤其是在创新思维过程中，它又究竟怎样导致了研究范式的转换，这些话题似乎还缺乏探讨。一种理论，从概念提出到羽翼丰满，是一个渐进的积累过程。诚如麦库姆斯所言：“大多数社会科学的发展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这与自然科学中的那些戏剧性的‘发现’形成了鲜明对比。”^[334]希望“思想修辞”也像许多新见解一样，“它们通常始自一种简明扼要的洞见，然后经由许多人的多年探索，才逐渐清晰起来”^[335]。

从“广义修辞观”或“大修辞观”出发，探讨“思想修辞”的学理逻辑，以补齐我国修辞学偏于“以语言为中心”的短板，并非笔者一人的看法。陈浩在谈到我国修辞学古今研究现状时说：“但是，不管这些定义在视角和措辞上是多么不同，它们所表达的共同的一点就是以语言为本位，‘以修饰言辞’为轴心，最终的目的是为追求表达效果服务，研究对象也更多地局限于句子和句子以下的单位，基本上把句子以上的单位排除了在研究之外。这样一种‘以语言为本位’的修辞观，使我国的修辞学研究一直摇摆在技巧之‘术’与理论之‘学’的暧昧处境之中。”^[336]鞠玉梅也认为：“中国修辞学理论特别是现代修辞学理论，长久以来，其研究的重点一直是语言表达的具体技巧，修辞研究以语体风格、修辞方法和辞格研究为主。因而，修辞就被定义为纯粹表达形式问题，修辞研究的内容局限于语言的表达技巧。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修辞学的完整理论体系遭到割裂，修辞学内部缺少修辞哲学的反省。”^[337]张亚萍也有这种看法：“（改变汉语修辞学的措施之一，就是）发展修辞学中跨学科、交叉性的研究。如果仍只将修辞学看成一门研究纯语言的学科，必将故步自封，走入研究的死胡同。只有从跨学科的交叉性研究中寻找研究灵感和研究对象的突破，才能为修辞学研究开拓出一片崭新而大有可为的疆域。”“如果仍将修辞学研究的对象停留在‘语言技巧之术’的层面上，关注的焦点局限于文体风格、修辞方法和辞格，势必与当代西方修辞学的研究范式存在巨大的鸿沟，不仅在学术上无法与‘国际接轨’，在现实层面上，也会因为修辞观的狭隘和局限而在外交和对外宣传的策略选择和运用方面，视野不够开阔，手段方法过于单一，往往不能很好地适应西方受众的审美认知水平，无法达到理想的交际效果。”^[338]某种意义上，本章笔者对于“思想修辞”的探讨就是对于这种诉求及呼吁的回应。

至此，本章已完成了章首所提出的两个任务，一是对《庄子》中“三言”（寓言、重言、卮言）的著述方式的研究，二是缘此著述方式及西方修辞学的“广义修辞学”的大修辞观提出及论证一种理论假设：思想修辞。材料梳理和论证过程如上，不赘。

【注释】

[1]罗宗强：《读〈庄〉疑思录—有关庄子文艺思想问题的片断思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

[2]罗宗强：《读〈庄〉疑思录—有关庄子文艺思想问题的片断思考》，《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

[3]王充闾：《逍遥游—庄子传》，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280页。

[4]方勇：《庄子学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5]李大华：《自然与自由：庄子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50页。

[6]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序言第3—4页。

[7]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36页。

[8]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3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420页。

[9]朱哲：《先秦道家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页。

[10]刁生虎：《说“不可说”—庄子的“道”“言”悖论及其超越方式》，《兰州学刊》2004年第1期。

[11]转引自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37页。

[12]方勇：《庄子学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13]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36页。

[14]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一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78页。

[15]韩海泉：《略论庄子“三言”表达方式的本质特征》，《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16]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016页。

[17]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43—2144页。

[18]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54—155页。

[1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69页。

[20]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984页。

[21]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95页。

[22]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06页。

[23]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72页。

[24]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958页。

[25]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943—944页。

[26]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7页。

[27]王弼注：《老子道德经》，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页。

[28]王弼注：《老子道德经》，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24页。

[29]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11页。

[30]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88页。

[31]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958页。

[32]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77页。

[33]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36页。

[34]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32—833页。

[35]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13—414页。

[36]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15页。

[37]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271页。

[38]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016页。

[39]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79页。

[40]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96页。

[41]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87页。

[42]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961页。

[43]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5页。

[44]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2页。

[45]刁生虎：《说“不可说”—庄子的“道”“言”悖论及其超越方式》，《兰州学刊》2004年第1期。

[46]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39页。

[47]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39—140页。

[48]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93页。

[49]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70页。

[50]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40—241页。

[51]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93页。

[52]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3页。

[53]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745页。

[54]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73—674页。

[55]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53页。

[56]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16页。

[57]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52页。

[58]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66页。

[59]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63—564页。

[60]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50页。

[61]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67—568页。

[62]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36页。

[63]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016页。

[64]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830—831页。

[65]林希逸著，周启成校注：《庄子鬳斋口义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31—432页。

[66]姚鼐：《庄子章义》卷四，光绪五年《惜抱轩遗书》本，第28页。

[67]曹础基：《庄子浅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21页。

[68]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37页。

[69]涂光社：《庄子心解》，学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9—310页。

[70]涂光社：《庄子心解》，学苑出版社2013年版，第634页。

[71]方勇：《庄子学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72]王夫之：《船山遗书》，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6页。

[73]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831页。

[74]转引自张洪兴：《〈庄子〉“三言”研究综述》，《天中学刊》2007年第3期。

[75]宣英：《中国“记言”传统的承传与创新—浅析“重言”在〈庄子〉中的运用》，《学术交流》2010年第11期。

[76]陈启庆：《互文见义：〈庄子〉“重言”新释》，《莆田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77]唐少莲：《“三言”与庄子象思维》，《广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78]张海：《〈庄子〉“重言”初探》，《成都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

[79]王运生：《什么是重言、卮言》，《昆明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

[80]曾昭式：《庄子的“寓言”、“重言”、“卮言”论式研究》，《哲学动态》2015年第2期。

[81]严平：《道言之真与诗性家园的建构—论庄子的重言言说方式》，《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82]武云清：《“随说随扫”与〈庄子〉的“重言”》，《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83]徐秀：《〈庄子〉“重言”与“赋比兴”的关系论》，《枣庄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84]王莹、云运：《关于〈庄子〉“寓言”“重言”的思考》，《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85]曹础基：《庄子浅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22页。

[86]转引自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38页。

[87]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964页。

[88]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018页。

[89]王弼注：《老子道德经》，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页。

[90]王弼注：《老子道德经》，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1页。

[91]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7—58页。

[92]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46—547页。

[93]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47页。

[94]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63页。

[95]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944页。

[96]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944—945页。

[97]曹础基：《庄子浅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63页。

[98]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93页。

[99]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96—497页。

[100]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05—606页。

[101]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93—194页。

[102]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09页。

[103]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09页。

[104]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09页。

[105]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95页。

[106]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99页。

[107]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99页。

[108]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63页。

[109]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983页。

[110]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39页。

[111]王莹、云运：《关于〈庄子〉“寓言”“重言”的思考》，《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112]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40—241页。

[113]方勇：《庄子学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114]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71页。

[115]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81页。

[116]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28页。

[117]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27—528页。

[118]涂光社：《〈庄子〉心解》，学苑出版社2013年版，第706—708页。

[119]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27—228页。

[120]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36页。

[121]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016页。

[122]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05—106页。

[123]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831页。

[124]曹础基：《庄子浅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21页。

[125]陈鼓应：《老庄新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62页。

[126]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一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918页。

[127]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35页。

[128]张洪兴：《〈庄子〉“三言”研究综述》，《天中学刊》2007年第3期。

[129]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831页。

[130]以上转引自张洪兴：《〈庄子〉“三言”研究综述》，《天中学刊》2007年第3期。

[131]以上转引自张洪兴：《〈庄子〉“三言”研究综述》，《天中学刊》2007年第3期。

[132]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30页。

[133]转引自张洪兴：《〈庄子〉“三言”研究综述》，《天中学刊》2007年第3期。

[134]转引自张洪兴：《〈庄子〉“三言”研究综述》，《天中学刊》2007年第3期。

[135]转引自张洪兴：《〈庄子〉“三言”研究综述》，《天中学刊》2007年第3期。

[136]转引自张洪兴：《〈庄子〉“三言”研究综述》，《天中学刊》2007年第3期。

[137]边家珍：《〈庄子〉“卮言”考论》，《文史哲》2002年第3期。

[138]刘生良：《〈庄子〉“三言”新解说》，《中州学刊》2012年第1期。

[139]过常宝、侯文华：《论〈庄子〉“卮言”即“优语”》，《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140]曾昭式：《庄子的“寓言”、“重言”、“卮言”论式研究》，《哲学动态》2015年第2期。

[141]王光福、姜维枫：《“小说”“卮言”》，《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142]胡海宝：《说“天倪”》，《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143]涂光社：《〈庄子〉心解》，学苑出版社2013年版，第285—286页。

[144]晁福林：《读〈庄子·寓言〉篇札记》，《云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145]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698页。

[146]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766—767页。

[147]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47页。

[148]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96页。

[149]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831页。

[150]曹础基：《庄子浅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21页。

[151]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37页。

[152]陈鼓应、林光华：《庄子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8页。

[153]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36、840页。

[154]陈鼓应：《老庄新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62页。

[155]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三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年版，第264页。

[156]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02页。

[157]涂光社：《〈庄子〉心解》，学苑出版社2013年版，第278页。(www.xing528.com)

[15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25、1634页。

[159]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41页。

[160]《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17页。

[161]《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11页。

[162]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78页。

[163]转引自方勇、陆永品：《庄子诠评》，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922页。

[164]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833页。

[165]涂光社：《〈庄子〉心解》，学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4页。

[166]涂光社：《〈庄子〉心解》，学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6页。

[167]涂光社：《〈庄子〉心解》，学苑出版社2013年版，第381页。

[168]方勇：《庄子学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169]刘生良：《〈庄子〉“三言”新解说》，《中州学刊》2012年第1期。

[170]王夫之：《船山遗书》，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5页。

[171]边家珍：《〈庄子〉“卮言”考论》，《文史哲》2002年第3期。

[172]刘士林：《庄子“卮言”探源》，《中州学刊》1990年第5期。

[173]高树海：《解庄的金钥匙—〈庄子〉“三言”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174]郭吉军：《〈庄子〉的语言世界：寓言、重言、卮言》，《科学·经济·社会》2013年第1期。

[175]魏崇周：《对“卮”的歧解与对“卮言”的误读》，《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176]朱哲：《先秦道家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页。

[177]赵德鸿:《〈庄子〉诗化语言：“寓言、重言、卮言”辨析》，《北方论丛》2013年第2期。

[178]刘生良：《〈庄子〉“三言”新解说》，《中州学刊》2012年第1期。

[179]曹础基：《庄子浅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21页。

[180]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831页。

[181]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37页。

[182]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38页。

[183]赵德鸿：《〈庄子〉诗化语言：“寓言、重言、卮言”辨析》，《北方论丛》2013年第2期。

[184]张梅：《重估〈庄子〉的语言艺术—卮言》，《东方论丛》2003年第2期。

[185]张涅：《〈庄子〉“卮言”的意义所在》，《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

[186]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833页。

[187]曹础基：《庄子浅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22页。

[188]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38页。

[189]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02、103页。

[190]曹础基：《庄子浅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0页。陈鼓应注如前：“曼衍：散漫的流衍，不拘常规。”见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06页。

[191]王充闾：《逍遥游—庄子传》，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291页。

[192]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98页。

[193]洪之渊：《卮言考释》，《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194]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75—76页。

[195]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76页。

[196]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76页。

[197]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70、671页。

[198]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831页。

[199]张涅：《〈庄子〉“卮言”的意义所在》，《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

[200]张涅：《〈庄子〉“卮言”的意义所在》，《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

[201]张涅：《〈庄子〉“卮言”的意义所在》，《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

[202]洪之渊：《卮言考释》，《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203]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0页。

[204]过常宝、侯文华：《论〈庄子〉“卮言”即“优语”》，《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205]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22页。

[206]转引自张洪兴：《〈庄子〉“三言”研究综述》，《天中学刊》2007年第3期。

[207]江合友：《〈庄子〉“卮言”新释》，《船山学刊》2003年第4期。

[208]洪之渊：《卮言考释》，《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209]方勇：《庄子学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210]方勇：《庄子学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3—126页。

[211]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13页。

[212]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45页。

[213]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700页。

[214]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762页。

[215]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24页。

[216]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05页。

[217]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96—1197页。

[218]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10页。

[219]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98页。

[220]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973—974页。

[221]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963—964页。

[222]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02、103页。

[223]曹础基：《庄子浅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0页。

[224]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06页。

[225]转引自张洪兴：《再论〈庄子〉卮言》，《中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1期。

[226]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05—106页。

[227]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7页。

[228]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36页。

[229]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82—483页。

[230]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87—488页。

[231]涂光社：《〈庄子〉心解》，学苑出版社2013年版，第285—286页。

[232]涂光社：《〈庄子〉心解》，学苑出版社2013年版，第286页。

[233]涂光社：《〈庄子〉心解》，学苑出版社2013年版，第286页。

[234]涂光社：《〈庄子〉心解》，学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6页。

[235]涂光社：《〈庄子〉心解》，学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3—314页。

[236]涂光社：《〈庄子〉心解》，学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4页。

[237]涂光社：《〈庄子〉心解》，学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4页。

[238]涂光社：《〈庄子〉心解》，学苑出版社2013年版，第381页。

[239]方勇：《庄子学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240]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833页。

[241]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02页。

[242]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36页

[243]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05页。

[244]尼采：《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1876年笔记选》，田立年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52、112页。

[245]鞠玉梅：《肯尼斯·伯克修辞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7页。

[246]鞠玉梅：《肯尼斯·伯克修辞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9页。

[247]鞠玉梅：《肯尼斯·伯克修辞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6—97页。

[248]鞠玉梅：《肯尼斯·伯克修辞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7页。

[249]鞠玉梅：《肯尼斯·伯克修辞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3—95页。

[250]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251]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28—329页。

[252]鞠玉梅：《肯尼斯·伯克修辞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0页。

[253]转引自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第222—223页。

[254]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第223页。

[255]王希杰：《汉语修辞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7页。

[256]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57]详见陈汝东：《当代汉语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王希杰：《汉语修辞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吴礼权：《现代汉语修辞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5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

[259]陈汝东：《当代汉语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260]陈汝东：《认知修辞学》，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60页。

[261]鞠玉梅：《肯尼斯·伯克修辞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262]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3页。

[263]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4—65页。

[264]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40页。

[265]洛克：《人类理解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97页。

[266]转引自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页。

[267]西塞罗：《西塞罗全集·修辞学》，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0页。

[268]西塞罗：《西塞罗全集·修辞学》，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5页。

[269]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页。

[270]转引自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第82页。

[271]西塞罗：《西塞罗全集·修辞学》，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272]西塞罗：《西塞罗全集·修辞学》，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65页。译者注：“健全的思想”在这里的意思是哲学。它代表了作者在《论演说家》中提出来的观点，理想的演说家必定也是哲学家。

[273]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274]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第75页。

[275]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页。

[276]张亚萍：《亚当·斯密修辞学思想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页。

[277]张亚萍：《亚当·斯密修辞学思想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7页。

[278]张亚萍：《亚当·斯密修辞学思想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8页。

[279]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苏晓、周宪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序言第11页。

[280]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苏晓、周宪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96页。

[281]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苏晓、周宪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66页。

[282]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苏晓、周宪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68页。

[283]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苏晓、周宪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67页。

[284]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苏晓、周宪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141页。

[285]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苏晓、周宪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148—149页。

[286]陈汝东：《认知修辞学》，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60页。

[287]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13页。

[288]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50页。

[289]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11页。

[290]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93页。

[291]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72页。

[292]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72页。

[293]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943—944页。

[294]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03—504页。

[295]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029页。

[296]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27—528页。

[297]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740页。

[298]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019、1029页。

[299]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029页。

[300]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98页。

[301]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3页。

[302]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47页。

[303]闻一多：《古典新义》，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52、253页。

[304]姚曼波：《从哲学到艺术的醇化—〈庄子〉艺术探源》，《学术月刊》1985年第3期。

[305]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68页。

[306]李普曼：《舆论学》，林珊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10页。

[307]李普曼：《舆论学》，林珊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308]德斯蒙德·莫里斯：《人类动物园》，刘文荣译，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引言第1—2页。

[309]全国13所高等院校《社会心理学》编写组编：《社会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8页。

[310]德斯蒙德·莫里斯：《人类动物园》，刘文荣译，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第70—71页。

[311]德斯蒙德·莫里斯：《人类动物园》，刘文荣译，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0页。

[312]德斯蒙德·莫里斯：《人类动物园》，刘文荣译，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引言第3页。

[313]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

[314]陈汝东：《当代汉语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0页。

[315]陈汝东：《当代汉语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1页。

[316]陈汝东：《当代汉语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页。

[317]陈汝东：《当代汉语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1—209页。

[318]刘文科：《权力运作中的政治修辞—美国“反恐战争”（2001—2008）》，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页。

[319]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郭镇之、徐培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序言第2页。

[320]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0—11页。

[321]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译者序第3页。

[322]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9页。

[323]丹纳：《艺术哲学》，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9页。

[324]丹纳：《艺术哲学》，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44页。

[325]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24—225页。

[326]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30—231页。

[327]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47—248页。

[328]转引自汪民安：《福柯与哈贝马斯之争》，《外国文学》2003年第1期。

[329]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26—227页。

[330]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31页。

[331]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40页。

[332]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33页。

[333]陈汝东：《当代汉语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1页。

[334]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郭镇之、徐培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页。

[335]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郭镇之、徐培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序言第2页。

[336]陈浩：《论西方修辞理论中的认识论观念—兼论中国现代修辞学建设中的某些失误》，《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337]鞠玉梅：《当代西方修辞学哲学传统和中国修辞学研究的学科思考》，《外语教学》2008年第5期。

[338]张亚萍：《亚当·斯密修辞学思想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