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著述思想：寓言隐喻与思想修辞

以上对庄子的主要著述方式“三言”即寓言、重言、卮言进行了梳理和论述，笔者认为，寓言隐喻是庄子主动自觉的著述选择，重言是真言的多维表现，卮言是一种整体言说和思维方式。

寓言隐喻，作为庄子运用得十分娴熟并臻于炉火纯青的著述方式，无疑有着很强烈、鲜明的修辞色彩，因为，寓言归根到底是一种比喻的艺术，只不过比体和喻体有所区别，而比喻无疑又是一种最为常见的修辞格。但是，像《庄子》寓言这样以隐喻贯通全书的著述方式，又明显超越了纯粹语言层面的修辞。这并非只体现在《庄子》中。许多哲学家相信，语言与思想是隐喻性的。例如，关于思想的隐喻性，尼采就认为，“哲学家的活动是通过隐喻进行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能够说，“形成隐喻的冲动是人类的根本冲动。人们在思想中一刻也不能丢掉它，因为那样就会丢掉人本身”。^[244]此外，如学者所指出的，“美国修辞学家肯尼斯·伯克的隐喻观实际上隐含了语言与思想是隐喻性的观点。在伯克之前，理查兹也曾认为，所有的思维，只要它运用语言或者来自语言的概念，它就是隐喻性的。隐喻不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式，对于讲语言的动物来说，所有的思维都是隐喻性的”^[245]。鞠玉梅在谈到美国修辞学家肯尼斯·伯克的隐喻理论对隐喻研究的贡献时指出：“摒弃对隐喻现象的表面观察，超出语言层次的局限，对隐喻进行了更为宏观的探讨，拓宽了对隐喻本质理解的视野，有助于人们认识隐喻的本质。其对隐喻的认识有着哲学上的意义。”^[246]而所谓“超越语言层次”显然就是进入了哲学思想的层面。在此，所谓“隐喻”无疑也就具有了“语言”和“思想”的双重内涵及探讨意义。(www.xing528.com)

于是，顺理成章地，就自然要区分一般意义的修辞和《庄子》寓言这样将其作为一种整体构思和思维方式的修辞。本书倾向于将前者视为语言修辞，而将后者视为思想修辞。于是，由庄子寓言隐喻的著述思想发轫，可以延伸思考一种思维方式与修辞方式的交叉范畴—思想修辞。所谓思想修辞，就是运用修辞的方法去进行的思维活动，或者说是其思维活动中带有强烈的修辞色彩。从思想或哲学的角度看，它是一种思维的方式；而从修辞的角度看，它又有着十分鲜明的修辞元素。鞠玉梅在谈到肯尼斯·伯克修辞学思想对汉语修辞学发展的可借鉴之处时说：“第一，要从哲学的层面观照修辞学研究。修辞学研究既要有科学的描写，也要有哲学的阐释，有必要从哲学层面去研究修辞学和修辞现象。西方的修辞学大家基本上都是哲学家与修辞学家的双重身份。修辞学结合哲学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为我们找到研究的突破口，扩展修辞学研究的范围，同时可以使我们的修辞学研究提高其理论层次。”^[247]而庄子无疑是具备“哲学家与修辞学家”这样的高度和身份的，所以从修辞学角度，尤其是思想修辞角度看，研究庄子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