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著述方式与思想方法研究-中国古代著述思想研究第三章

本章研究涉及两个议题：《庄子》“三言”—寓言、重言、卮言—的著述方式，并缘此著述方式提出及论证一种理论假设：思想修辞。

在此，之所以称《庄子》而非“庄子”，是因为笔者将《庄子》一书三十三篇作为整体研究对象，而并不深究《庄子》文本著述作者的真伪问题。经历代学者辨析，现今所见郭象本《庄子》全书三十三篇中有些明显不是庄子所写，而是庄子后学或庄子学派的手笔。《庄子》作者辨伪工作，自宋人苏轼发难以来，一直都在进行，其路径大致有三：一是从思想系统上辨别，如明人张四维；二是从文字风格上辨别，如宋人林希逸；三是从具体材料上辨别，如明人焦竑。其结论是：“从思想系统和文风上辨别《庄子》内、外、杂篇的作者，不论存在着多少种相左的意见，有一点是比较一致的，那便是：多数研究者认为，内篇与外、杂篇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从思想系统看，内篇与外杂篇有许多观点相矛盾；从文风看，韵味也确实有异。”^[1]罗宗强曾著《读〈庄〉疑思录—有关庄子文艺思想问题的片断思考》一文，提出在上述三种路径之外另辟蹊径，即从思维方法的差异来探讨《庄子》内、外、杂篇作者的真伪，并指出：“一个人的思维方法，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习惯。这些特点和习惯既经形成之后，常常表现出一致性和稳定性。考察《庄子》，可以发现，内篇七篇和外篇个别篇的一些段落，思维方法完全一样；而其余各篇，思维方法却另是一样。内篇七篇和外篇个别篇的一些段落，思维方法带着浓厚的思辨色彩，在论述宇宙和人生问题时，往往离开具体事物的推理而进入纯思辨的领域。其余各篇，则带有明显的经验论方法的特点。”^[2]

当然，对《庄子》内、外、杂篇的真伪问题，还有另一种意见，如王充闾先生所总结的：“现今庄学界基本认定，内篇为庄子自撰，而且成篇较早；外篇与杂篇，有一些为庄子所作，有一些出自后学之手。我很赞同中国哲学史家严北溟先生的看法：年代湮远，史料残阙，要严格确定哪篇是庄子自著，哪篇是他人所作，是难得有一致结论的。好在庄子是道家学说的集大成者，这为历来所公认。他的思想对后世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正是以整部《庄子》为基础，而不是其中某一篇、某一节。也就是说，作者纵非一人，而发生影响的主体，则非庄子莫属。这样，我们就完全可以把《庄子》一书，看作是以庄子思想为主的一部具有完整体系的道家专著，不必对书篇作者为谁去做茫无结果的烦琐考证。”^[3]资深庄学研究者方勇教授也有类似看法，其云：“《庄子》篇目的真伪问题在宋代苏轼以后才为人们所关注。郭象将五十二篇本删订为三十三篇本时，就已有去伪存真的目的，从而删去那些‘一曲之才，妄窜奇说’（《经典释文·序录》），不足为信的部分。陆德明也赞成此说，认为《庄子》经‘后人增足，渐失其真’（同上）。但是郭象与陆德明以是否为庄子亲作来分辨真伪，显然是不合理的。先秦诸子著作如《论语》、《孟子》、《墨子》等，多为弟子记录先生言行或由师徒共著，后学续笔发挥也是常有的事，因此《庄子》在庄子亲作之外，还包括了其弟子或后学的部分著作，这也是正常的。并且由于庄子学派逍遥无拘、汪洋恣肆的思想与文学特点，庄子后学极可能对《庄子》内容不加拘束地自由发挥，由于时代及社会状况的限制，其中有些或许比较贴近庄子原意，有些则可能偏离较多，也是很好理解的。因此，在辨别《庄子》篇目真伪之时，必须首先将其作为整体的庄子学派思想汇集，而不应过分着眼于单个篇目的真伪校定。”^[4]李大华也表示：“我的意见是，不仅不能将内篇肢解开，也不能将外、杂篇从《庄子》中肢解开。尽管我们在做庄子作品的辨识时需要小心谨慎，但仍然不妨碍我们把《庄子》看作一个整体的存在，只是这个整体性是在经过我们细心的辨识之后，隐约而模糊地呈现出来的。这种整体从何而来呢？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何以人们不怀疑《论语》是孔子的作品呢？这不仅仅在于他被奉为圣人，而在于他的立场、方法与表达的特殊性。庄子之道是否也是‘一以贯之’？我认为在《庄子》书里那个‘一’是存在的，这个‘一’就是他的所有特性聚成的一贯与唯一性，在完整性方面，既然我们不要求孔子、孟子，也不必要求庄子。”^[5](www.xing528.com)

笔者同意并采纳上述三者的意见。当然，这并非说《庄子》辨伪的工作毫无意义，但由于本书的主要工作不是侧重于辨伪求真，而是对于中国古代著述思想的探讨，所以本章将《庄子》三十三篇视为以庄子思想为主的庄子学派的体系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