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著述思想研究：多元视角与异见共融

关于孔子述作的讨论，两千余年来从未停止过。如何理解与评判，取决于不同的视角。

归纳起来，除了本书所论之外，对“述而不作”，学界还有以下几种意见：

一、述作与“原本”观念。有学者指出，“圣作贤述”体现出“神圣原本”的意识，而在其背后，则表现出强烈的“述作”等级意识，其云：“‘神作圣述’与‘圣作贤述’清晰地表现出‘作’与‘述’是一种等级性的文化制度。在当今世界上，‘作者’成为很普通的名称，它可以指称任何独特文本的生产者；但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古代，‘作者’都曾是一个极为郑重的名称。中国古人说，‘夫圣人为天口，贤人为圣译’。而古希腊的柏拉图也只满足于作为苏格拉底的记述者。也就是说，并不是随便什么文本的生产者都可以被称为‘作者’的。”^[197]又云：“在关于‘文本流传’的解释学探讨中，‘原本中心论’一向是个重要话题。中国古代的‘圣作贤述’观念就体现了一种‘神圣原本’的意识。在该意识支配下，‘作’与‘述’、‘经’与‘传’之间显示出强烈的等级差异。这种‘等级差异’构成了通常所说的‘文献传统’的体制性特征。”^[198]在这种文化传承系统中，“作者”的身份恰恰是从“听写”“转述”“沿袭”“传承”中获得的—“作为‘听—写’者的先知或圣人显然不是上述意义的作者。但由于他们将彼岸的声音转译为诉诸特定文字的典籍并使之流传，由于他们根据所听的东西确立了相关的制度、规范和礼仪，所以在不同的文化共同体中便也具有了‘作者’身份。”^[199]要之，这种“作—述”背景下的“经—传”书写制度中呈现出一种“原本的神圣性”意识，其“归纳起来可以有如下特征：‘经’为原本，‘传’为解本或译本；‘经’为圣言，‘传’为圣译；‘经’为密写的隐讳教导，‘传’为注疏性的俗白教导。当然最重要的，‘经’为作，‘传’为述。这一切都展示了一种书写等级体制，一种支配—附属关系”。^[200]

二、述中之作。即使是把“述而不作”视为消极、保守的元素，其也自有存在的价值，如有学者就指出：“中国近代将‘创新’与‘保守’看作价值相反的两极，孔子的‘述而不作’的文化态度便成为孔学研究的一个争论焦点。事实是，任何文明或文化要平稳前进，必须有‘创新’和‘保守’两股力量。对于孔子的‘述而不作’，我们不必讳言‘保守’，亦不能讥其‘保守’。进言之，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来说，孔子的‘述而不作’，正可以纠现代学人一味‘创新’之偏。”^[201]于是有学者提出了“述中之作”的概念，其云：“因此，‘述而不作’的重心，事实上就势必转入另一方向‘述中之作’,‘述’具体化为‘作’。统观《论语》，孔子的基本思想—人的成熟与社会秩序的建立，就其根本性质而言，并不是死板的‘述’, 不是僵硬地、被动地被铸造，灌注为一个什么典范的翻版；而是‘作’—积极主动地、有着主体创造性、开放性的对传统的阐释、接受、选择、应用。凡读过《论语》的人, 都会有一种感觉，其中显现的孔子形象，思维活跃，触机而动，灵感迸发，以自己的智慧去撞击‘圣人之言’，以自己的智慧去启发弟子们的智慧, 这样的思想者的个性和风采远胜过拘谨呆板的学问家模样。”^[202]孔子“述中之作”的实质在于—“过程意义上的‘述’化为过程之中每个人的‘作’, 每个人创造性的、主体的独特理解与阐释, 但仍然是依托在对‘原意’—‘道’的发掘领悟之上, 正是很切实、很生活化地基于这个层面、这个角度。”^[203]

三、以述为作。有学者认为，更准确地界定孔子在“述作”中的地位的应是“以述为作”。其云：“但事实上，正如孔子的有关工作所显示的，在他对既有内容的传述过程中实际上也包含了创始性的义涵。正如朱熹所指出的：‘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者克及……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土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然当是时，作者略备，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这也就是说，孔子虽采取了‘述’的形式，但却有着‘作’的内容。因此，也可以把这种经典诠释方式称作‘以述为作’。也正因如此，虽然孔子的有关工作在文本上的确是‘皆传先土之旧’，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儒家文化的开创者，成为推进中国文化完成由原初阶段向成熟形态转进的中心开启性人物之一。”^[204]

四、三达德：孔子之“作”。所谓“三达德”，即智、仁、勇三种品德，有学者认为这是孔子的独创，其云：“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学者多以为是孔子的自谦。但孔子明言自己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信而好古’者，其学说当是在萃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整合、提升而成，其意义相当于再创作。孔子所推尊的智、仁、勇‘三达德’虽非首创，但经其整理后，内涵更为深刻。章学诚‘圣人学于众人’之说，适足说明孔学的源头活水是在社会生活之中。”^[205]又：“‘述而不作’，是否表明孔子在思想上并无建树？不然。因为思想史不可能时时都处于创新状态。在思想的高峰出现之后，核心元素已经大致齐备，很难再有新创，处于这一时期的圣哲，面对的是如何继承和消化既有的文化遗产，形成更为完善的体系，使之真正造福于全社会。……故不必以为‘述’逊于‘作’。”^[206]所谓“三达德”就是这样的“述中有作”的成果—“夫子之所以述而不作，是因为前贤所提出的道德要素已大致齐备，故可以‘不作’，述之即可。但孔子的述古，绝非简单袭用前朝遗言，而自有其价值判断与取舍标准在内。《诗》《书》篇章，数量繁多，孔子仅删存其精要之篇。对思想界既有的成果，也是萃取精华，分出主从，重新整合，使之具有学术纵深。‘三达德’即是典型的例证。”^[207]

如前所述，本章侧重梳理与论述“述而不作”的引申义或普遍义，即把“述”理解为因循、沿袭、不求自立新说，把“作”理解为创新、独创、自立新意，并认为“传述而不创新”构成了一种民族文化基因，其对创新的认识贯穿历史过程本身，在今天也不无它的影响。但，这只是观察问题的一种视角而已，并非排斥或否定其他说法。这不仅仅因为这是一种学术规范，还因为围绕“述而不作”的问题的复杂性和多义性。“述”“作”多义，对象复杂，剪不断，理还乱；创新之难，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如前所述，仅就“述而不作”产生的语境而言，其所涉及的历史文化现象就有：官学传统，六经皆史，口耳文化，圣贤级差，谦卑姿态，以述为作……其情形恰如学者所概括的那样：“究竟应当怎样评判中国经典诠释‘述而不作’之诠释范式的理论优缺？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一方面，这一范式特别是其流弊确实与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趋于因应、保守的理论倾向有着某种程度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这一范式特别是其背后所体现出的文化精神又与传统中国人的生命存在形态、中国人的终极关怀直接相关。不仅如此，这一诠释范式特别是其中所浸润的注重文化的继承性，在生命精神的传递中来‘善继人之态，善述人之事’以将前辈的志业发扬光大的文化精神，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中国文化传统之所以能够呈现出‘可久、可大’之生命气象的重要原因。”^[208]所以，本章对此问题所持的态度是多元视角和异见并存的态度，在秉持本书基本立场的同时，也承认其他观点、视角的存在。

如何认识“述而不作”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只是视角的不同，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或一头大象的各个部分，都有相应的事实、理论和资料的支撑，也都可以自圆其说，但这仅仅是一种视角而已，没有相互否定的必要，其最好的状态是并存，因为事物本身就是多元的。在一个多元复杂的时代，需要的是独特的视角和有包容性的思维，对同一个问题，也许A、B、C、D从不同视角出发的解释都有一定道理，都可以自圆其说，差异只在于视角的不同。A没有必要为了论述自己的正确而必须将B、C、D统统否定，D也没有必要为了证明自己的合理而将A、B、C像秋风扫落叶一样一扫而光—需要的是包容的态度和并存的思维。对于“述而不作”的讨论，亦应作如是观。

【注释】

[1]《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4页。

[2]《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4页。

[3]《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4]《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

[5]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55页。

[6]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54、155页。

[7]《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9页。

[8]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29页。

[9]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41页。

[10]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0—71页。

[11]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52页

[12]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2页。

[13]《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

[14]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3页。

[15]《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8—1219页。

[16]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3页。

[17]《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23页。

[18]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58—1259页。

[19]《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3—1004页。

[20]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2页。

[21]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2页。

[22]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51页。

[23]《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2页。

[24]《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69—870页。

[25]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8页。

[26]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8—1745页。

[27]吕思勉：《经子解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

[28]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

[29]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5页。

[30]《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77页。

[31]《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09—712页。

[32]转引自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53页。

[33]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页。

[34]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35]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8页。

[36]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9—270页。

[37]魏徵、令狐德棻：《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92页。

[38]以上引文均出自周远斌：《“述而不作”本义考》，《理论月刊》2006年第1期。

[39]周远斌：《“述而不作”本义考》，《理论月刊》2006年第1期。

[40]转引自周远斌：《“述而不作”本义考》，《理论月刊》2006年第1期。

[41]周远斌：《“述而不作”本义考》，《理论月刊》2006年第1期。

[42]唐启翠：《“述而不作”与“圣贤”神话》，《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

[43]皇侃：《论语义疏》，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53页。

[44]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51—252页。

[45]焦循：《雕菰集》卷七，道光四年刻本，第12—13页，现藏南开大学图书馆三楼善本书库。

[46]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

[47]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89—3590页。

[48]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29页。

[4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61页。

[50]周远斌：《“述而不作”本义考》，《理论月刊》2006年第1期。

[5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96页。

[5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43页。

[53]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27、2736、2733页。

[54]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99—3300页。

[55]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00页。

[56]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21页。

[57]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80页。

[58]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80—1181页。

[59]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81页。

[60]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89页。

[61]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1页。

[62]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405页。

[63]刘泽华：《论臣民的罪感意识》，《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4期。

[64]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传统社会与思想特点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6—277页。

[65]刘泽华：《论由崇圣向平等、自由观念的转变》，《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66]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29页。

[67]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634页。

[68]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9页。

[69]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81页。

[70]《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版，第17页。

[71]焦循：《雕菰集》卷七，道光四年刻本，第12页，现藏南开大学图书馆三楼善本书库。

[72]焦循：《雕菰集》卷七，道光四年刻本，第12页，现藏南开大学图书馆三楼善本书库。

[73]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44页。

[74]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68页。

[75]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92页。

[76]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33页。

[77]《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版，第298—300页。

[78]《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7页。

[79]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38页。

[80]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77页。

[81]王符著，汪继培笺：《潜夫论笺》，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2页。

[82]焦循：《雕菰集》卷七，道光四年刻本，第11页，现藏南开大学图书馆三楼善本书库。

[83]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51—252页。

[84]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99、3297页。

[85]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97页。

[86]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10页。

[87]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43页。

[88]《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版，第183页。

[89]《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页。

[90]《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版，第206页。

[91]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36页。

[92]《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页。

[93]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09页。

[94]《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95]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92页。

[96]唐启翠：《“述而不作”与“圣贤”神话》，《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

[97]唐启翠：《“述而不作”与“圣贤”神话》，《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

[98]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97页。

[99]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14页。

[100]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8页。(www.xing528.com)

[101]赵守正：《管子注译》（下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102]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61页。

[103]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70页。

[104]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97页。

[105]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34页。

[106]赵守正：《管子注译》（下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8—79页。

[107]刘安著，陈广忠译注：《淮南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61页。

[108]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34页。

[109]周敦颐：《周敦颐集》，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69—70页。

[110]刘安著，陈广忠译注：《淮南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66—67页。

[111]邵雍：《皇极经世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175页。

[112]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39页。

[113]严北溟、严捷：《列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2—93页。

[114]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39—40、47页。

[115]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60页。

[116]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文·全秦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4页。

[117]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56页。

[118]《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7页。

[119]高诱注，毕沅补注：《吕氏春秋》，载马明、宇林、安继民等校点：《诸子集成》（第八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359页。

[120]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5、24页。

[121]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9页。

[122]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18、919、1102页。

[123]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27页。

[124]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2页。

[125]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9页。

[126]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9页。

[127]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3页。

[128]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4页。

[129]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9页。

[130]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7、186页。

[131]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4页。

[132]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页。

[133]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传统社会与思想特点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6页。

[134]刘向著，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58页。

[135]刘向著，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02—403页。

[136]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文·全秦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8页。

[137]李生龙：《“三不朽”人生价值观对古代作家文学观之影响》，《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138]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21页。

[139]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5页。

[140]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6页。

[141]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21—222页。

[142]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22页。

[143]唐科：《“创新”的悖论》，《读书》2013年第4期。

[144]John Naisbitt, Megatrends, The New Directions Transforming Our Lives(Warnet Books,NewYork,1982),p.1.

[145]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146]刘泽华、刘洪涛、李瑞兰：《士人与社会》（先秦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5页。

[147]刘泽华、刘洪涛、李瑞兰：《士人与社会》（先秦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3页。

[148]徐长福：《世纪之交若干哲学问题的逻辑梳理》，《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149]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何蕊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31页。

[150]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何蕊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31—32页。

[151]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何蕊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32页。

[152]黄全愈：《素质教育在美国》，《读者》2000年第13期。

[153]詹妮·安德森：《中美学生，差异在哪儿》，丁雨晴译，《环球时报》2016年3月4日第6版。

[154]蔡蕴琦、张琳：《给点时间，中国绝对能办出世界一流大学》，《扬子晚报》2010年5月3日第A8版。

[155]殷莹：《孩子们输在太重结果—参加美国创新思维全球赛引发的思考》，《今晚报》2013年6月16日第11版。

[156]蔡蕴琦、张琳：《给点时间，中国绝对能办出世界一流大学》，《扬子晚报》2010年5月3日第A8版。

[157]蔡蕴琦、张琳：《给点时间，中国绝对能办出世界一流大学》，《扬子晚报》2010年5月3日第A8版。

[158]蔡蕴琦、张琳：《给点时间，中国绝对能办出世界一流大学》，《扬子晚报》2010年5月3日第A8版。

[159]北京一读者：《我为什么忍不住对孩子“施暴”》，《中国青年报》2010年4月27日第6版。

[160]北京一读者：《我为什么忍不住对孩子“施暴”》，《中国青年报》2010年4月27日第6版。

[161]刘道玉：《办几所象牙塔式大学又何妨》，《南方周末》2010年4月28日第F31版。

[162]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2页。

[163]刘道玉：《办几所象牙塔式大学又何妨》，《南方周末》2010年4月28日第F31版。

[164]唐科：《“创新”的悖论》，《读书》2013年第4期。

[165]唐科：《“创新”的悖论》，《读书》2013年第4期。

[166]唐科：《“创新”的悖论》，《读书》2013年第4期。

[167]弗雷德里希·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冯兴元、陈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8页。

[168]刘道玉：《当代“兴文尊老”可以休矣》，《同舟共进》2013年第4期。

[169]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0页。

[170]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9页。

[171]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2页。

[172]《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2页。

[173]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82页。

[174]周振甫主编：《唐诗宋词元曲全集·全唐诗》（第7册），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2752页。

[175]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19页。

[176]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21—222页。

[177]陈子昂：《陈子昂集》（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

[178]文天祥：《文天祥全集》，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375—376页。

[179]刘道玉：《当代“兴文尊老”可以休矣》，《同舟共进》2013年第4期。

[180]刘道玉：《当代“兴文尊老”可以休矣》，《同舟共进》2013年第4期。

[181]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55页。

[18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0—1721页。

[183]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66页。

[184]转引自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7—28页。

[185]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99页。

[186]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86页。

[187]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105页。

[188]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109页。

[18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190]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97页。

[191]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89页。

[192]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21页。

[193]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07页。

[194]左玉河先生《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载《光明日报》2000年8月11日），详述近代以来传统“四部之学”如何演变成“七科之学”，其云：“晚清时期，一个引人注目的学术现象，就是中国传统学术门类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现代性质的学术分科，并初步建立起了现代意义上的学术门类。从‘四部之学’向‘七科之学’转变，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形态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所谓‘四部之学’，指‘四部’之内的经学、史学、诸子学、词章学等传统学术门类，这是就中国学术研究范围而言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经、史、子、集‘四部’之内）；所谓‘七科之学’，指‘七科’（文、理、法、农、工、商、医）之内的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地、农、工等诸多现代学术门类，也是从学术研究的范围来划定的。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的转变，实际上就是从中国文史哲不分、讲求博通的‘通人之学’向近代分科治学的‘专门之学’的转变。”

[195]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3页。

[196]李翔海：《从“述而不作”看中国经典诠释的理论特质》，《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197]李河：《从“圣作贤述”看“原本”概念》，《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198]李河：《从“圣作贤述”看“原本”概念》，《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199]李河：《从“圣作贤述”看“原本”概念》，《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200]李河：《从“圣作贤述”看“原本”概念》，《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201]邓军海：《“述而不作”的现代意义》，《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202]王毅：《“述而不作”之于孔子—一个阐释学角度的解读》，《孔子研究》2000年第5期。

[203]王毅：《“述而不作”之于孔子—一个阐释学角度的解读》，《孔子研究》2000年第5期。

[204]李翔海：《从“述而不作”看中国经典诠释的理论特质》，《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205]彭林：《从“三达德”看孔子的“述而不作”》，《孔子研究》2012年第5期。

[206]彭林：《从“三达德”看孔子的“述而不作”》，《孔子研究》2012年第5期。

[207]彭林：《从“三达德”看孔子的“述而不作”》，《孔子研究》2012年第5期。

[208]李翔海：《从“述而不作”看中国经典诠释的理论特质》，《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