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著述思想：文化基因与历史影响

“述而不作”，作为一种著述思想和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产生一定的历史影响，其突出表现在传统文化对于创新的理解上。这种延续和影响贯通古今，从这种意义上讲，“述而不作”又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基因”。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文化可称为一种倾向于重复、承袭的记忆型文化。许多古代典籍都透露出这种讯息。其中，首推官修正史。因为官修正史不仅仅有记述一代兴亡的文献功能，还有惩善恶、寓褒贬、淳风俗、别优劣的评判功能，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认定及评判系统。所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81]，所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它往往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文化人格尤其是人的素质的总体要求。其执笔者作为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无意中就能透露出丰富的信息。

笔者翻阅古籍，查找资料，常接触文史名人传记，发现在这种文献载体中，特别注重发展人的记忆、重复能力，即“述”的能力。其中赞扬当事人智商的语言似乎遵循着这样一条逻辑：判断一个人是否聪明，首先是看其超人的记忆、背诵能力，而非创新能力。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182]有无超强的记忆能力，已成为评判能否为史的主要依据。而这种能力得力于幼年的培养，颜之推说：“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183]《抱朴子· 助学篇》也说：“盖少则志一而难忘，长则神放而易失，故修学务早，及其精专，习与性成，不异自然也。”^[184]笔者读一些文史传记，常看到“自幼警敏”“幼颖悟”“少颖悟”“儿时警颖”等褒扬性词语，紧随其后与之呼应的无一不是“博闻强记”“过目成诵”一类的“早慧”“聪颖”的事例。手头恰有几例。如“建安七子”之一王粲，史载：“初，粲与人共行，读道边碑，人间曰：‘卿能暗诵乎？’曰：‘能。’因使背而诵之，不失一字。观人围棋，局坏，粲为覆之。棋者不信，以帊盖局，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校，不误一道。”^[185]萧梁时文士到沆，史称：“沆幼聪敏，五岁时，㧑（到沆父—引者注）于屏风抄古诗，沆请教读一遍，便能讽诵，无所遗失。”^[186]又如宋代“好古文奇字”的文献学家黄伯思，据称：“自幼警敏，不好弄，日诵书千余言。每听履（黄伯思祖父—引者注）讲经史，退与他儿言，无遗误者。”^[187]宋代江西诗派领袖黄庭坚，也有类似骄人的记录：“幼警悟，读书数过辄成诵。舅李常过其家，取架上书问之，无不通，常惊，以为一日千里。”^[188]这样的范例和津津乐道的记述，在浩如烟海的古代人物传记中几乎俯拾即是。

此种以记述为美、以重复为荣的价值褒贬系统，一直绵延到近现代。据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记载：“吾昔在友家见一八岁学童，其父面试以元、明两代帝王世次及在位年数，童对客偻数，一无漏讹。倘此童而以他朝同一之事项质客（我）者，客惟有忸怩结舌而已。吾既叹异此童之慧敏，转念以如此慧敏之脑而役以此等一无价值之劳动，其冤酷乃真无极也。”他因而感叹：“不幸而中国现在历史的教育，乃正类是。”^[189]这起码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古代文化确实培养出大量记忆力超人的才子；其二，在历代史臣、史家对他们津津乐道的褒扬中，无意间流露出一种文化优势心态及价值判断标准，即重复、模仿、承袭等属于记忆的能力在人的智力活动中占有绝对优势，是学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而这些，恰恰是记忆力文化中最活跃、最微小的原子和细胞。

自《隋志》以来，中华官方典籍向以四部分类，所谓经、史、子、集是也。这种分类法，除去文献学便于实际操作的依据外，从其先后排序中也可以看出“述”与“作”的地位。经，即经典，排在第一位。经者，天经地义，永恒不变之意，是官方意志的集中体现，所谓“《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190]。而仔细分析，六经基本都是官方意志的传达及典章制度的记述，即对所谓“先王之教”的总结与表达，属于集体整理和记录，缺乏个人独创，即“作”的痕迹。恰如班固所说：“六艺者，王教之先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皆因近圣之事，目立先王子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191]以《隋书·经籍志》为例，其中载录了当时传世的经书凡627部，5371卷，除了涉及小学的108部之外，其他的519部基本是对《诗》《书》《易》《礼》《春秋》的烦琐注解、阐释、义疏、答问等，重复、复述、模仿的居多，个人创见稀少。而“五经”，又恰恰被后世视为文章之源泉，所谓：“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192](www.xing528.com)

再看史，即史书。关于其功能及地位，章学诚之论“六经皆史”已有分析。作为以“述”为主的一代实录，史本身就有浓郁的官方色彩，是统治者意志的组成部分。有个人创见者如司马迁，明明有“成一家之言”的动机，也要自称“述”，而非“作”。但史中无疑已经有“作”的成分，如《史记》，但次序要在经之后。

子，基本是古代学者表达个人思想言论的书籍，其中最容易出现迥异于正统意识形态的新思路、新见解，如《老子》《庄子》《淮南子》等，是中国文化中最具活力的部分，但却要排行第三，地位在“以述为本”的经、史之后。

集，尤其是诗文集，则是完全抒发作者性情的著作，个性最为鲜明，主观色彩最为浓烈。所谓：“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迁乎爱嗜，机见殊门，赏悟纷杂。”^[193]其中“作”的成分最多，可它只能排名最后。^[194]

于是，在经、史、子、集的传统经典排序中，我们也看到了一种“述”优于“作”的历史逻辑：“述”的成分越多，越受尊重，排名越靠前；换言之，“作”的成分随着排名的靠后而递增。这无疑是“述而不作”文化心理及集体无意识的表现。此外，中华学术史上曾出现六个高峰，即先秦百家争鸣、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仔细分析，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虽曾异端蜂起，但最终以儒家独尊的局面结束；魏晋玄学只停留在空谈义理上，并留下“清谈误国”的恶名，从未形成实践性品格；隋唐佛学一度成为士人精神世界的支撑，亦未能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优势；宋明理学是对儒家心性义理作形而上的思辨，至明代已经留下空疏无实之名；真正代表了“旧学”文化品格，并塑造了国人主体性格的是两汉经学及清代乾嘉考据之学，在上述“六个高峰”中占三分之一。而兹二者都与“述而不作”的思想直接有关。两汉经学是对传统儒学的解释，带有浓厚的复古守旧色彩，思想方法上僵化、烦琐。汉儒墨守成说，尊经重师，所谓“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195]。查检目录学著作，汉儒多有以两三万言甚至十万言阐释原本只有几个字的经文，这种治学方法与复古守旧倾向互为表里，使重复、模仿、诠释他人成说成为一种学术本能。如给《文选》作注并开创“文选学”的唐人李善，似乎就缺乏一些创造力，史载李善“有雅行，淹贯古今，不能属辞，故人号‘书簏’”。学术界公认，有四部古书的注解质量很高，不仅为原作增色，甚至有的超过原作，它们是：《三国志》裴松之注，《水经》郦道元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文选》李善注。其中《水经注》的注文篇幅超过原著二十倍，引用书籍多至四百三十七种，且文采富赡，其价值远远超过地理学范畴，以至于世人只知郦氏之《水经注》而不知《水经》，实际上《水经》也正是借助、依附于《水经注》才得以流传。正是这种“述”的功夫，构成了所谓“旧学”的主体。恰如学者所分析的：“孔子所开创的这一传统对日后中国经典诠释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述而不作’成为了其后中国经典诠释上基本的形式特征。换言之，孔子之后，通过‘传先王（贤）之旧’而进行传述和创作，成为中国经典诠释的基本形态。这一点在作为中国传统学术之正统的儒家经学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就文体而言，构成经学的著述可分为‘经’和‘传’两类。就其本意而言，‘经’指原创性的经典，而‘传’则指诠释经文的著述。”^[196]而旧学所说的“学问”二字，主要是指“述”的能力，即对已知材料的积累、掌握和爬梳。可见作为一种著述思想和思维方式，“述而不作”思想影响之大、涵盖之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