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著述思想研究：述而不作教育力

进入新世纪以来，不断有学者讨论中华民族的“思想力”问题。一个民族要生存，要发展，不但要有生产力作为物质基础，还要有思想力作为精神能源。进入2013年，还有这种声音：“在当代中国，‘创新’无疑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之一，它已被提高到了事关民族复兴的高度。创新常与‘源泉’、‘动力’、‘灵魂’等打动人心的词语联系起来，充斥了各种媒体。”^[143]所谓思想力，是指人类运用理论思维理解和把握自身命运的心智思维能力。其基本特征有四：一是反思与批判性，二是对社会前途和命运强烈的忧患意识，三是强烈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四是超前性或曰前瞻性。看看西方社会的每一个进步，无一不与一个或几个思想巨人联系在一起，显示出蓬勃旺盛的思想力。这方面，史料俱在，无须赘述。又如，目前全球正处于信息社会，1959年就有学者提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1973年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出版《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80年托夫勒未来学专著《第三次浪潮》问世，指出信息社会的来临，1982年奈斯比特新作《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则明言：“我们正处于从旧社会向新社会的转变之中。”^[144]他们都从理论高度十分准确地确定了当时及未来社会的性质，并纷纷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显示出强大饱满的思想力。实际上，我们今天仍处于他们预言的社会形态中。

一个民族要有足够的思想力，才能认清自己真实的生存现状，恰当地根据环境的特点以及变化来设计和调整自己的生存方式和发展道路。反之，缺乏思想力或思想力严重不足，就只能在受穷、内耗、挨打的怪圈中走向衰亡甚至毁灭。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思想家灿若群星，但其总体的民族思想力究竟如何呢？吕思勉先生曾把中华学术分为先秦诸子之学、两汉儒学等七期，并分析说：“七者之中，两汉、魏、晋，不过承袭古人；佛学受诸印度；理学家虽辟佛，实于佛学入之甚深；清代汉学，考证之法甚精，而于主义无所创辟；最近新说，则又受诸欧美者也。历代学术，纯为我所自创者，实止先秦之学耳。”^[145]先秦诸子争鸣，思想活跃，士人自由，群星灿烂，已成学界不移之说。那么，若从思想力角度考察，先秦诸子争鸣的精神实质和总体状况又如何呢？刘泽华先生分析说：“先秦诸子在众多问题上常呈现多方向、多线条的思维，一个问题常有数种不同见解。唯独在君主专制这个问题上，有百流归海之势。”^[146]换言之，“先秦思想家可悲之处就在于，他们没有在君主专制制度外设计出一套与之抗衡的制度。他们的最高要求是君主与民同乐、通民利、顺民心而已，对君主制本身并没有提出怀疑。因此即使真的能够实现君主与民同乐，只不过是君主个人的恩德，而不是政治制度的产物。诸子的道义原则从理想的、普遍的角度肯定了君主专制制度”^[147]。其结果是，百家争鸣极大地促进了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完备。实际的政治发展与思想的这种趋势相一致，各诸侯国君主专制制度不断强化，最终汇合为秦朝高度的君主专制主义意识形态。近来亦有学者指出：“集众多思想家的功夫，中国民族并没有把握着自己的近代命运，我们是在几乎浑然不觉的情况下被西方人硬拽上近代之路的，并且每挪一步都是借西方人的思想来指导行动的，为此，我们巳付出沉重代价。只此一点，即可令我们得到一个看法：中国民族固然创造了许多思想，但从总体上讲，它的思想力相对于它的需求来说，是严重不足的。直到今天，我们的思想主要还靠‘进口’，在思想的‘对外贸易’方面，‘逆差’依然是鲜明的主题。”^[148]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及当代史的经验教训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思想力”的强弱与民族“生命力”的盛衰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心智若水，喜动而厌静。总体上看，人的精神不趋于此，则必流于彼，一强一弱，一富一贫，理所当然。思想力、创新能力贫弱，则必然导致记忆力、重复能力强大。中华民族思想力的严重匮乏不足，与其对理论创新的理解有关。从文化渊源分析，“述而不作”的文化传统和思维习惯实在难辞其咎。

清代是封建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其政治文化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走向，有清一代，学者把智慧、精力完全集中消耗在解释经典、整理古籍之中，使封建时代的中华学术以缺乏创新精神的“述而不作”结尾，其中利弊，颇令人深思。“述而不作”思想对民族性格及思维方式的塑造，虽不无积极意义，但其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宏观而论，它尊崇古代，迷信经典，相信经验，重视已知，强调知识的积累，而忽视探索未知的欲望和兴趣，缺乏原创性及创新能力。即使想创新，也要在守旧的基础上，所谓“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以复古为革新”“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不仅在古代科举考试以“八股文”取士的选拔人才系统中，在讲究死记硬背四书五经的旧式私塾教育中，“述”占据了绝大部分，就是在今天以“高考”为指挥棒的中小学教育中，“述”的部分，即需要背诵、记忆、重复、模仿的内容，也远远多于“作”。其中，实在有一种“述而不作”的文化心理惯性在起作用。

智力包含记忆力，即“述”的能力，但并不仅仅等同于记忆力，还有感受力、注意力、理解力、想象力、预见力等思维能力，以及由此综合而成的创新能力。美国学者罗斯19世纪时曾到中国，以其经历体验写成《变化中的中国人》一书，其中多次提及中国人缺乏创新、僵化保守的特性，并认为这主要是近代才形成的，据载：“马丁博士，一名经验丰富的传教士，他在中国工作的时间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在他看来，中国人非凡的创造力，只存在于中华民族刚刚进入文明社会的那个时期，到了当代，就消失了。他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归结于中国畸形的教育制度，即科举制度。在这种灌输式的教育方法下，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中国人忙于背诵一些艰涩的语言，原本用来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时间和精力就变得所剩无几。不过，这种说法，我们不赞同，我们觉得导致中国人创造力减弱、智慧被遏制的，并不是教育上出了问题，而是人们的社会意识。”^[149]具体体现为：“他们作画不讲究手法；作曲或演奏音乐时，也从不关心是否曲调和谐；说话时，语句间很少用到关联词和关系代词；而汉字完全就是一种象形文字，就和古巴比伦文字和埃及文字差不多。一些革新社会的先进思想，极难撼动中国人意识里根深蒂固的保守观念。毕竟，这些观念的形成经历了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现在的中国人对古代圣贤有一种近乎盲目地崇拜，认为他们才是智慧的真正拥有者，而自己则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在这样的自我认识下，现代中国人极少会主动地去挖掘自身潜在的创造力，如果想看到他们爆发出从未有过的创造力，其难度不亚于指望在10月份看到开花的苹果树。在保守思想盛行的大环境下，具备新观念的思想家要提出一种新思想，不得不冲破层层重压，但保守力量太过强大，他们总是无功而返。总而言之，在现代中国社会，早已看不到中华民族发展初期的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状态，而是笼罩在一种压抑和沉闷的氛围里。”^[150]但他也同时指出，保守与缺乏创新并非中国人不可改变的民族性，其思维缺乏创新主要是思想观念受到极大束缚导致的：“事实上，中国许多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伟大发明都是在那个时期诞生的，比如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瓷器、多舱船等，每一样发明无不反映了中国人在那个时代强大的创造力和杰出的智慧。”“中国人是保守的，不过，这种保守绝不能和落后民族的保守性相提并论，当然，如果只是把它看作人们内在情感的外在表达也不够全面。中国人的保守性，是中华民族在前进的过程中，经由历史选择、发酵、沉淀而生的自然产物。所以，它形成的原因既不是在面对新兴事物或未知状况时的畏惧心理，也不和宗教一样虔诚地依赖现代社会里的那些思想体系有关。如果中国人的思想体系得到更新，他们的行为必然会随之产生改变。如果他们能获得一套全新的哲学理论，并将其吸收、消化，他们就能在对历史的质疑和对未来的期望中，信心十足地大踏步前进，他们所能取得的成绩一定像现在的德国人一样多。”^[151]

笔者撰写本书时，翻阅文摘杂志，发现其中《素质教育在美国》一文竟与上文观点有惊人的巧合之处，作者以自己孩子在美国学习的经历比较中美两国教育方法及效果的客观差异，并不作优劣的品评。学习知识，美国孩子兴趣在探索未知，故学少悟多，中国强调接受已知，故学多悟少；搞研究，美国提倡独立思考，自己动手，中国侧重接受现成知识、结论；智力开发，美国注重给车子加油，中国热衷于往车上装货；一幅画，美国孩子问“好不好”，中国孩子问“像不像”；整体方法上，美国授人以渔，中国授人以鱼。^[152]实际上，长话短说，这里涉及的问题的核心是一个民族是注重“思想力”还是注重“记忆力”。从中亦可见“述而不作”这一文化因子生命力之顽强，以至于今天国人文化教育体系及认识能力还潜在地受其左右和困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林晓东也指出：“从相对优势看，中国学生学习勤奋、深入思考、友善、避免争执、持之以恒、擅长记忆并能较好处理负面反馈意见；美国学生善于独立思考、学习近乎勤奋、（乐于）提问并挑战他人的思维、沟通良好并对个人判断力保持自信。从相对弱点来看，中国学生沟通不畅、缺乏明确目标、不愿批评自己和别人的表现、难以提出个人观点、通常人云亦云、欠缺解决问题的技能且不愿提问；美国学生则不擅长处理负面反馈意见、粗枝大叶、过于自信、只想当‘将军’不想当‘士兵’、思考不够深入、喜欢表现但缺乏勤奋学习的支撑。”^[153]

2009年5月2日，在南京召开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来自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二十所世界知名大学的校长及一百二十一位国内大学校长济济一堂，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记者专访了五位国内外著名高校的校长，请他们为中国高校把脉、“挑刺”，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的大学绝对能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只是还需要一点时间，最快估计需要二十年。^[154]

2013年5月，来自全球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两万余名青少年齐聚美国田纳西州立大学，参加DI（Destination Imagination）全球青少年创新思维大赛。虽然中国孩子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在想象力、独立沟通等方面却略逊一筹，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他们“部分低能”？“中国孩子比较乖，各种表演虽然完成得不错，但想象力却有不足。”有国际裁判这样评价中国参赛小队员们。据悉，“我们的老师会逐字逐句地分析难点，找出成语，然后分段，再让孩子们记下中心思想，包括作者的名字等等；相反，国外老师讲这篇文章时，启发孩子们思考这篇文章有没有什么不符合逻辑的地方，然后当孩子们经过自己的思考发现‘文中说，12点过后一切都变回了原样，只有水晶鞋没变’时，国外老师会兴奋地夸奖他们，告诉他们长大后只要努力会比这个作家还有成就！”。一位中方老师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的教育多在灌输知识，家长也在玩命地让孩子报各种补习班，通过死记硬背提高成绩，而国外却在培养能力，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155]

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认为，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缺乏两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一是跨学科的广度，二是对于评判性思维的培养。他尖锐地指出：“和一些一流的欧洲大学及美国大学不同的是，中国的教学法是一种生搬硬套的模式，学生总是被动的倾听者、接受者，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对于知识要点的掌握上，不去开发独立和评判性思维的能力，这样的一种传统亚洲模式，对于培养一些流水线上的工程师或者是中层的管理干部可能是有用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去培养具有领导力和创新精神的人才，那就不行了。”^[156]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也指出，中国需要敢挑战权威的学生，他说：“如果要说到差异，在我看来最大的差异，是中国的学生缺乏自主的思维和创造性的思维，缺乏挑战学术权威的勇气。这也是我们要做的工作，要鼓励中国的学生成为更加主动的研究者、挑战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和倾听者。”^[157]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则从另一角度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即“整个东亚要培养创新人才都很难”，他认为：“培养创新人才不仅是中国高校面临的难题，也是整个东亚面临的困惑，这与中西方文化差异有关。…… 在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尊师重道是个悠久传统，学生尊重权威，课堂上对教授观点不敢有异议，100%相信老师。在这种学术氛围下，何来创新。‘爱因斯坦如果不是怀疑牛顿的观点，挑战权威，也不会有创新。’”刘遵义说，受文化差异的影响，中国大学培养创新人才比西方更困难。“如果一个学生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都不敢质疑老师，你怎么能指望他到大学能质疑老师，挑战权威？”^[158]为何会形成这种“被动倾听”的教育方式和思维习惯上的“东亚模式”，答案无疑是多元的。而若熟悉“述而不作”的内在逻辑，尤其是看到以上“圣化原创性”“心智神秘性”“立言为公性”这样的分析，对此就会不难理解—现代原创性的缺乏与古代“述而不作”的文化基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是曲折的、潜在的。

写作本书时，笔者恰好看到一篇文章—《我为什么忍不住对孩子“施暴”》，详细叙述了应试教育是怎样慢慢地扼杀一个孩子及家长的自信，这位家长本来“明白孩子需要自由成长，年龄过小灌输太多的知识不仅没什么好处，还有可能压抑他的创造才能”，但随着从学校、老师、同学和同学家长各方面传递来的压力，“我却变得越来越急躁。不仅早已经放弃了原来自己定下的原则：不打骂孩子，不把孩子和别人比较—我开始时不时地训斥他，而且絮絮叨叨。甚至现在已经发展到‘轻微暴力’：开始打孩子的屁股，把他的本子撕碎然后扔在他的脸上”。^[159]原因很简单：孩子在倾向于重复、记忆型的教育中屡屡处于下风—“每天放学时，老师都会打出今天全班同学在校表现的清单，一二三四五，一一列清。上面有学生完成作业质量、得小红花多少、考试总结、做操情况等等。每个孩子放学都会拿回来，请父母过目后签字，第二天再带到学校”，“都说现在中小学生不允许排名，可是每天学习内容的公布其实就是一次次排名。小学一年级学生只学100以内的加减法，和一两百个汉字，就能频繁地测验、排名，我无法想象今后会是什么样子。更可怕的是，孩子一次次面对这样的表扬和批评，毫无隐私。不得100分，哪怕上次考了98分，第二次考了99分,也只能被老师列进‘有进步’一栏，要求家长帮助孩子继续努力。儿子得满分与不得满分的比例，好像是三七开，开始我已经很满足了，但是最近连续几次他都没能进入表扬栏。不是把减法算成加法，就是汉字少写一点，或者多写一笔。就在这些一笔一点之差中，我的耐心和淡定被一点点磨去 ”。^[160]

这位家长所叙述的无疑只是一个个案，但是一种教育如此注重每一个个体的记忆、重复、沿袭能力，那么这个民族整体思想力的贫弱就毫不奇怪了。行文至此，再回头看以上几位大学校长所说的：中国学生是“被动的接受者和倾听者”，“缺乏对于评判性思维的培养”，“中国的学生缺乏自主的思维和创造性的思维”，“整个东亚要培养创新人才都很难”……中国高校距离世界一流大学到底还有多远？在耶鲁、牛津、剑桥、斯坦福这些国外顶尖大学校长的眼中，中国高校当前最需要变革的是什么？怎么才能解答“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些问题的答案，实际上早已深埋在“述而不作”的思想文化惯性之中。(www.xing528.com)

此外，还有资深专家学者所指出的我国高等教育的种种弊端，无不与“述而不作”的传统理念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刘道玉曾指出：“我国高等教育问题丛生，原因就是两根紧箍咒紧紧地束缚着大学，即意识形态上的过于紧张和计划经济思维。”“世界一流大学需要独特的办学理念，追求学术的终极目标。理念是大学的灵魂，回答大学是什么，大学做什么。”例如，“康德是近现代哲学家第一人，他第一个回答大学是什么：‘大学是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格是独立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追求真理与学术自由，几乎是每一所精英大学的办学宗旨。例如，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耶鲁大学的校训是‘真理与光明’；剑桥大学的校训是‘此乃启蒙之地，智识之源’；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愿学术自由之风劲吹’，等”^[161]。在此，批评的关键词是“官办大学”，即官方意识形态的行政权力对中国大学的制约，而这恰恰是中国大学的普遍生态，与上述中国古代传统学术的官方出身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所谓“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162]。而与此相反，“西方大学是自发产生的，自发就意味着大学独立和自治，是一种自由的教育，即不是灌输特定宗教规则和正统的政治思想。自由教育就是自由探讨思想和自由表达思想的教育，目的旨在培养深谋远虑和对新事物反应敏锐的人，他们应当是对人类未来负责的人”^[163]。

官师一体，政教合途，述而不作，缺乏创新……历史与现实之间，隐然有一条内在血脉联系；官方意识形态和权力诉求高度渗透到高等教育中来，则会弊端丛生，其最大的危害则是对于“作”即创新精神的抑制与扼杀。因为“推进创新这一重大的责任，除了政府之外，再也无其他组织能够承担。于是，政府自然在推动创新上居于核心位置。近年来，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研究，国家的投入都有了巨大的增长，而这些投入往往是以‘创新工程’、‘创新计划’为名的，…… 可是，与此形成对照，是我国的创新能力依然偏低的事实，很难否认，创新力并没有和GDP那样取得令人惊叹的增长”^[164]。还因为创造性、创新性的本质具有极强的个性化特征，如天赋、勤奋、灵感和不可预知的偶然性等因素，而非群体的组织化特征和政府的集中控制，而“国家操控创新活动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它规定的目标过于确定化。近年来，种种所谓‘创新计划’，都有极为具体的目标，并有对成果的明确要求和完成期限。在这种指挥棒的带动下，高校和研究院所的研究人员所从事的活动，也失去了创新活动所应有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而是全力集中于发表论文这一极为明确的目标了。成果的发表本来只是研究工作的一个环节，但现在却成了全部”^[165]。

在《自由文明的创造力》一文中，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对创新与官方计划的关系做出了精辟的分析。哈耶克指出，创新能不能够计划关键在于人类社会的知识是如何增长起来的，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种复杂性体现在：首先，创新往往并不具有明确的目标，而是人们不断摸索和试错的一种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的目标时常会发生变动。推动人们从事未知事物研究的，常常也不是明确和功利化的目标，而是对研究本身的兴趣”，“其次，人们不知道在这一过程中会用到什么已知的知识，以及需要何人的协作，政府很难为创新活动提供它所需要的帮助，常常是事倍功半”。^[166]再次，创新过程充满了个人不可复制的灵感和偶然性，这不是能够事先“规划”的。哈耶克指出：“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承认我们不能规划知识进步，在探索未知领域—亦即从事研究工作时，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个别天才的怪异设想和身边环境的怪异变化，科学的进步，如同新观念突然闪现在个人的脑海之中，乃是社会带给个人的观念、习惯和环境等结合在一起的产物，它既源于有计划的努力，又同样源于纯偶然的机遇，两者所占的分量是相等的。”^[167]

此外，国家意志组织下的“创新”活动，还不可避免地带来另一个带有负面色彩的副产品—创新与崇老的联姻，即创新活动往往与老龄相关联，或创新活动的老龄化倾向。1795年，清朝政府在京城举行了一场80岁以上的人参加的科举会试，称之为“兴文尊老”。按要求，共有报名者116人；三场考试下来，剩下92人，其中年龄最大的100岁。最后，通过考试者，均受封了不同的官爵，落得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巧合的是，这古代遥远的一幕也有了“现代版”—自2000年到2011年的12年间共评选和颁发了11届（2004年空缺）国家最高科技奖，总共有20人获此殊荣。从学科分布看，获奖方涵盖了数学、物理、化学、化工、生物、计算机、材料、建筑、气象、地球、航天技术、医学、农业等13个学科，而且基本上是平均分配的。从获奖者的年龄分布看，60岁以下是空白，60多岁的只有1人，70多岁的4人，80多岁的12人，90岁以上的3人，获奖者的平均年龄为82.1岁，80岁以上的获奖者占了75%。而截至2013年初，共评选了13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奖者总共22人，平均年龄81.68岁（比2011年的平均年龄只下降了0.42岁）。^[168]13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奖者平均年龄81.68岁，若仔细深究，应与“述而不作”中透露出的崇古尊老倾向也有一定联系。如上，在“述而不作”的文化基因中，对“作”有着苛刻的要求，在所谓“圣化原创性”“心智神秘性”“立言为公性”的背后，实际上还隐藏着崇古尊老性，这个意识隐含在对“述而不作”的论述中。试看《文史通义·原学中》：“古人之学，不遗事物，盖亦治教未分，官师合一，而后为之较易也。”^[169]又《言公上》：“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170]又《言公中》：“古人之言，欲以喻世；而后人之言，欲以欺世。非心安于欺世也，有所私而矜焉，不得不如是也。古人之言，欲以淑人；后人之言，欲以炫己。”^[171]其实，在对“述作”层级地位的论述中，“古人”成为一个极具褒奖价值的判断范畴，被后人推崇备至。

“人心不古”，是中华文化中一个很古老的话题，它的老搭档是“世风日下”，都是慨叹今不如昔。古往今来，每当人们面对“世风日下”，都会慨叹一声“今不如昔”。每当人们对现实中的丑恶罪孽感到无奈之时，就“唉”的一声拾起了它。商品经济无情地撕去了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的面纱，它的使用频率更是看涨。这个词语所代表的文化心理，有浓厚的尊古崇老的中国文化特色。中华文明崛起于北土，农业小家庭的生产方式形成了以血缘关系家长制为纽带的氏族社会结构，使得敬祖尊老成为一种毋庸置疑的权威传统。一部《周礼》，记载了一整套典章制度和以祭祀祖先为核心的烦琐原始礼仪。一部《礼记》，也显示出对长者的特殊尊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172]孔子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73]以他为代表的儒家，也正是以承传、保留、整理、传播古代文献为己任，是崇古尊祖文化传统的专职保存者。出于职业原因，儒家崇尚“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墨守古人成说，反对自立新说，儒家取得统治地位后，尊古崇古的文化心理愈来愈浓厚，几乎成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一种无法摆脱的心理定式。尊古守旧在古代文化传统中很有市场，如哲学上信奉“天不变，道亦不变”，学术上崇尚“信而好古，述而不作”，文学领域屡屡发生“古文运动”“复古运动”，人一遇到不顺心的事，也习惯于向古代寻找寄托。

屈原时，人们就感觉人心坏了：“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屈原《离骚》）说了这么多，通俗点讲，也就是人心不古，就像是说“唉，今天这些人啊……”；唐代诗文革新健将陈子昂感慨世无知音，愤而作《登幽州台歌》，也是从“人心不古”入手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他说得更为沉痛，只不过他这“人心不古”的内涵更为丰富，一两句阐释不清楚。比较起来，孟郊快人快语，更直接痛快：“古人形似兽，皆有大圣德。今人表似人，兽心安可测？虽笑未必和，虽哭未必戚。面结口头交，肚里生荆棘。”^[174]这位写下“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诗句的才子，四十六岁才“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中了进士，一生坎坷，肚中想必块垒不少，对“今人”之内心叵测深有感触。也有不说古人好话的，李白眼中的古代就不那么美好：“战国何纷纷，兵戈乱浮云，赵倚两虎斗，晋为六卿分。奸臣欲窃位，树党自相群。果然田成子，一旦杀齐君！”（《古风五十九首》）连国君都杀了，可见也并非全是“古人形似兽，皆有大圣德”。曹丕一句“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典论·论文》），就几乎将所有能写字的先贤全罩进去了，也没给古人打高分，连写《汉书》的班固也没放过。写下皇皇巨著《文心雕龙》刘勰对古人也没客气，在《程器》一文中他几乎将古代文武名人都数落一遍，什么“相如窃妻而受金，扬雄嗜酒而少算”，“班固谄窦以作威，马融党梁而黩货”，还说“文既有之，武亦宜然”。^[175]北齐颜之推上承刘勰，又扩大了打击面，在《颜氏家训·文章》篇中不仅说“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等文学圈内的事，甚至捎带上曹操、曹丕等帝王，并伤及儒家一脉，连子游、子夏、孟轲、荀子都未能幸免。^[176]他们笔下，看不出一点“人心不古”的意思。

同样涉及古人，为何有的说好，有的说坏呢？我们稍微仔细分析一下崇古派所说的“古”，问题似乎就清楚了：这里的“古”已经不是原装的，而是经过时间筛选和历史提纯的“古”，换言之，是古代的精华。这些人在说“人心不古”之时，已经无形中偷换了概念，悄悄把自己的理想和一厢情愿揉了进去，这里的“古”已非“古”之原貌了。如陈子昂所说的“前不见古人”，就不是任何古人都能入选的。他有感于颓风不振，志在恢复汉魏风骨，追求一种“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177]的美学思想。这里之“古”，乃他心目中古人的精华。杜甫曾云“张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咏怀古迹》），入选的也都是古人中能达到“风流儒雅亦吾师”“诸葛大名垂宇宙”这样水平的佼佼者。文天祥《正气歌》中开出的一长列古人名单更都是好样的，所以才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178]的推崇。他们都经历了历史的锤炼和时间的筛选，一个朝代都没有几个。而当某一特定社会时代中的人说“人心不古”时，实际上是把这些古代精华集中起来，以当今之品格涵养之低下者与古人之佼佼者来做比较，这么一比，古人准赢，结论准是“唉，人心不古啊！”。这就像赛马中非要以下等马比上等马，用业余足球队去拼世界明星队一样，二者明显不在一个起跑线上，所以，所谓“人心不古”中明显含有轻视现今的成分。时代在前进，人类在进步，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已换了好几种，即使单从“人心”来看，怎么会总是“不古”呢？其实，今人若换一个角度看也就释然了，即每一时代都有精华，有糟粕，有大贤，有大恶，有美德，有丑恶，不能总拿今天的垃圾与昨天的精华比较，然后得出今不如昔的结论，因为今人眼中的“今天”毕竟还未经过历史和时间的筛选。

古人，今人；长者，少年……其中的逻辑，竟有惊人的相似性。简言之，在对“作”即创新、原创的苛刻诉求下，古人、老人成了原创的主力军，古代如此，现代亦有此痕迹，这里隐然有着一种文化基因上的集体无意识在起作用。恰如资深学者分析的那样，人创造力的发挥，也有一个“黄金年龄”。“美国经济研究局曾对5.5万名创新专利持有者进行调查，最后发现能够激发一个人创造力的年龄是29岁，这与以前认为30岁是人的创造黄金时期的观点是一致的。科学发明创造年龄的黄金律，几乎得到了世界各种大奖的证明，也受到了普遍的尊重。例如，菲尔兹奖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获奖者年龄不得超过40岁；德国莱布尼兹奖获奖者平均年龄48.2岁，印度政府颁发的巴特纳加尔科学技术奖，获奖者年龄必须是45岁以下；法国国家科研中心颁发的科学研究奖章，平均年龄为62.2岁。自古英雄出少年，基本上少有老年结硕果的，这是自然规律。例如，英国劳伦斯·布拉格25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美国天才纳什21岁在仅仅27页的博士论文中，阐述了‘纳什均衡博弈理论’；李政道和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分别是31岁和35岁；提出‘创新理论’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时年仅29岁；钱学森36岁成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美国劳伦斯·萨默斯28岁成为哈佛大学教授，39岁获得美国经济学会克拉克奖，45岁任美国财政部部长，47岁成为哈佛大学第27任校长，等等。”^[179]

古，是一种时间上的“老”；而老，则是一种生理上的“古”。于是，古的、老的、历史的、从前的，都被抹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成为人们崇拜、尊敬、褒奖的对象。当今，在最具权威性的自然科学创新奖项—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评选结果上，也呈现出严重老龄化现象，其中奥秘，不得不察。恰如刘道玉所分析的：“我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唯老是尊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于是，老年社会、老年科学、老年权威等，就成了重要的资源，社会各界见怪不怪，并形成思维定势。”^[180]如果人们熟悉传统文化对于“述而不作”的认识和论述，又深谙“述而不作”对于创新的态度，对此现象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