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之所以能“创”能“作”，还因为他们拥有与众不同的神秘心智结构。只有圣人能“作”，凡人只能去“述”、“论”、重复、沿袭的关键在于圣人有一种无须经过感官就能获得一切真知的奇妙心智结构和神秘本能。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是因为占有了这种神秘性。而把心智神秘化的过程，又恰恰是贬低、压抑认识的感觉阶段和抬高、神化认识的思维阶段的过程。试剖解一下古代思想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从语源学角度考察，古汉语中用来表示人智商高的“聪明”之本义，最早都与感官有关。聪，指听觉，《易·夬》：“‘闻言不信’，聪不明也。”[88]明，指视觉、视力，《礼记·檀弓上》：“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郑玄注：“明，目精。”[89]《易·鼎》：“巽而耳目聪明。”[90]荀子在《性恶》中就曾指出，耳目之聪源于天赐：“今人之性，目可以见，耳可以听。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目明而耳聪，不可学明矣。”[91]古文《尚书·洪范》中所载“五事”，就包含感官的“视听”：“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皙，聪作谋，睿作圣。”[92]但是，感官和心灵是有尊卑次序的。如荀子就将它们分出了类似君臣秩序的上下尊卑：“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93]“君”者，君临天下、主宰一切之谓也。神世有帝君，俗世有人君，精神世界则有天君。心灵之于感官，类似君主之于臣下，“人君”是“人臣”的天然权威，“天君”自然也是“天官”的当然主宰。如《尚书·虞书·益稷》所载：“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94]在此，耳目感官作为心灵“臣仆”的地位一目了然。
圣、声、聪三字本相通，均从耳，即均与人的感觉器官相联系。圣，像聪一样，本指听觉。《说文解字》：“圣，通也。从耳，呈声。”段玉裁注：“圣从耳者，谓其耳顺。《风俗通》曰：‘圣者，声也。言闻声知情。’按：声、圣字，古相假借。”又“聪”字：“聪，察也。从耳，悤声。”[95]所以，从“聪明”到“圣明”，隐然有一条文字学的线索。另外，在“述而不作”的表述中，也不无“口耳文化”传承的痕迹，恰如学者所分析的那样：“从传播媒介的偏向而言，‘述’‘作’原本都深深根源于口传文化祝祷仪式语境，而后引申至以眼睛目视为主导媒介的书写性质的撰述和创作，但又各有倚重，‘述’偏于‘近取诸身’的卜筮祝祷技艺和仪式性言行遵循，因之表现出更显著的固守、因循传统，强调连续性，紧守神圣的信仰和道德传统；而‘作’偏于‘远取诸物’的契刻、作邑、作册等仪式性制作传统，虽然依旧是口传文化形态，但又从一开始即体现着某种不同于口耳相传瞬间即逝的永恒性偏向，无论是刻木、除木建造、作器、铭刻、作邑、作册等，更重视眼睛的视觉性知识寄存。”[96]“述”，偏向于口述，其传播途径是口耳相传，这也成为孔子为什么只“述”而不“作”的一种诠释，因为他那个时代的文化传承主要是以口述为主，如学者所云：“孔子时代，虽然口头传统日渐式微，礼乐崩坏，对文字、建筑、雕塑等日渐倚重，但真正书写性质的撰述和创作时代并未到来，主导的学习传承方式依旧是口述和礼乐仪式。而且‘作’向着‘创造’和‘制作’两极分化，前者继续沿着‘创始’之作的意向抬升圣化，后者则下降为工匠奚徒之事。孔子精通诗书礼乐射御，鄙事多能，但当时的语境下，最适合他的评价确实只是‘述而不作’。”[97]这种解释，从“口耳文化”入手，较为新颖，为探析“述”“作”之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圣人耳聪目明，知识口耳相传，于是就占据了智慧的制高点，获得了一种心智神秘的地位，于是也就具有支配、辖制其他感官的权力。其心理学的依据如荀子《解蔽》所言：“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98]其后，《吕氏春秋仲夏纪·适音》则对此作了细密的诠释：“耳之情欲声，心不乐，五音在前弗听。目之情欲色，心弗乐，五色在前弗视。鼻之情欲芬香，心弗乐，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乐，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乐之弗乐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后乐，心必乐然后耳目鼻口有以欲之。”[99]心灵之于感官，如同君王之于臣属，有着很强的比附性，所谓 “臣作朕股肱耳目”，又《吕氏春秋仲春纪·贵生》：“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虽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芬香，口虽欲滋味，害于生则止。在四官者不欲，利于生者则弗为。由此观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职不得擅为，必有所制。”[100]这里所谓“必有所制”，就是寻求一种上下尊卑关系，最后只能推导出心灵同于君主、感官同于奴仆的结论。这一逻辑被管子揭示得十分透彻：“‘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耳目者，视听之官也，心而无与于视听之事，则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过而目不见，声至而耳不闻也。故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术者，无为而制窍者也。故曰‘君’。” [101](www.xing528.com)
孟子也注意到感官与心灵的关系，在他笔下，甚至还闪烁着一点五官与心灵平等的色彩：“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102]但这里关于“耳目”与“心”之同的逻辑推导指向却不是分析心理，而是论证伦理。孟子把耳目感官称为“小体”，即次要的，具从属性质；心灵称为“大体”，即主要的，具主宰性质。这种等级区分不仅仅是心理学上的，还具有伦理学的意义，“君子”和“小人”由此判然而分，所谓“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其分水岭在于一个“思”字：“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103]
无须经过耳目感官就能通晓万物之理（包括“道”）为“心君”的主要特征，洵如荀子所言：“（心—引者注）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矣。…… 明参日月，大满八极，夫是之谓大人。”[104]这些，似乎科技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才能做到。“大人”者，无所不能之“圣人”也，孟子早已把其中关系梳理得清清楚楚：“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105]伦理意义上“心”智的健全是“成圣”的首要条件，所谓“心全于中，形全于外，不逢天菑，不遇人害，谓之圣人”[106]。于是，从心理到伦理，从“聪明”到“圣明”，就基本决定了心灵与感官的主仆尊卑关系。在中国思想史上，这种观念一以贯之，具有极强的连贯性。如《淮南子·俶真训》：“是故圣人内修道术，而不外饰仁义；不知耳目之（宣）［宜］，而游于精神之和。若然者，下揆三泉，上寻九天，横廓六合，揲贯万物，此圣人之游也。”[107]班固也说：“圣人者何？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108]这种“无所不通”来源于无须经过耳目感官的“思”，如宋儒周敦颐分析的：“匪思而无不通，为圣人。不思，则不能通微；不睿，则不能无不通。是则无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圣功之本，而吉凶之机也。”[109]而凡是有耳目参与的思维活动则是低级的，“是故圣人之学也，欲以反性于初，而游心于虚也。达人之学也，欲以通性于辽廓，而觉于寂漠也。若夫俗世之学也，则不然：擢德性，内愁五藏，外劳耳目，乃始招蛲振缱物之豪芒，摇消掉捎仁义礼乐，暴行越智于天下，以招号名声于世”[110]。这里，“圣人之学”“达人之学”“俗世之学”的基本分野就在于，级别越高，距离感官耳目就越远，以至于发展成一种难以为凡俗把握的神秘主义认识论：“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谓之理者，穷之而后可知也。所以谓之性者，尽之而后可知也。所以谓之命者，至之而后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虽圣人无以过之也，而过之者非所以谓之圣人也。”[111]这种思想也出现在《庄子》中，不过说的是听觉：“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112]
什么是“观之以心”和“听之以气”呢？《列子》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陈大夫曰：‘吾国亦有圣人，子弗知乎？’曰：‘圣人孰谓？’曰：‘老聃之弟子有亢仓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视而目听。’鲁侯闻之大惊，使上卿厚礼而致之。亢仓子应聘而至。鲁侯卑辞请问之。亢仓子曰：‘传之者妄。我能视听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鲁侯曰：‘此增异矣。其道奈何？寡人终愿闻之。’亢仓子曰：‘我体合于心，心合于气，气合于神，神合于无。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虽远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内，来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觉，心腹六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鲁侯大悦。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113]可见，“圣人”的基本标志是“视听不用耳目”，而直接用有神秘性的“心”去“知”万物。可见，心灵的“圣化”与感官的“奴化”过程是逆向同时进行的，最终确定了“心”的尊贵神秘地位。1975年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五行篇》反映的是思孟学派之说，已把“聪明”与“圣明”结合起来，其云：“聪也者，圣之藏于耳者也，明也者，智之藏于目者也。聪，圣之始也；明，智之始也”，又云：“未尝闻君子道，谓之不聪；未尝见贤人，谓之不明。”[114]这样，由感官的“聪明”到心灵的“圣明”，心灵与感官的主仆地位由此而定：“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役也。心曰唯，莫敢不唯。心曰诺，莫敢不诺。心曰进，莫敢不进。心曰浅，莫敢不浅。”[11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种区分因而具有了伦理学上褒贬优劣、区分尊卑的终极意义。此外，1993年出土的大量郭店楚简中发现了大量带“心”字偏旁的形声字，为上下结构，如“仁”字，写作上“身”下“心”； 如“迷”字，写作上“米”下“心”； 如“逑”字，写作上“求”下“心”； 如“为”字，写作上“为”下“心”。此中深意，尚待来哲分析研究。但圣人之心灵无所不到、无所不明，却是确凿无疑的，这种无须经过感官就能获取真知的本领是圣人能“作”的心智基础，凡人根本不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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