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述而不作”密切联系的时代背景之一就是崇圣思潮，其状态恰如刘泽华先生所指出的：“崇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圣人是天人合一的中枢，是社会和历史的主宰，是理性、理想、智慧和真、善、美的人格化，既是人们的认同对象，又是追求的目标。圣人，在各家各派、各行各业中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但从更高的抽象意义上看，上述品格几乎是相同的或一致的。普遍的崇圣意识形成于春秋、战国，定型于秦汉。”[65]而对“述作”本质的分析又恰恰与“圣明”相联系，如《汉书·礼乐志》引《礼记·乐记》对“述作”的定义：“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颜师古注曰：“作谓有所兴造也。述谓明辨其义而循行也。”[66]据此，则“作”与“述”除了创新质量的差异外，还有着“圣”“明”之间的社会等级差异。
章学诚曾提出史籍基本可分为著述和比类两家：“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矣，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撰《通鉴》，为一家著述矣，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67]这里，著述或撰述，就是“作”；比类或记注，就是“述”。为了说明两者性质不同，他用圆神方智来做比拟：“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68]在此，所谓“著述”“撰述”“ 圆神” “知来之学”都属于“作”的范畴；而“比类”“记注”“方智”“藏往之学”，则属于“述”的范畴。章氏此论虽由史学发端，其意义却不仅仅限于史学，对研析著述思想具有普遍指导意义。著述、撰述，即“作”，讲究个人独创性，但问题似乎不这么简单。
王充在申明自己的《论衡》不属于“作”之后，也给“作”下了八字定义—“造端更为，前始未有”，也是讲独创性，这与章氏所论并无不同。但这种独创能力并非人人具有，而只属于圣人，紧承上文他说：“若仓颉作书，奚仲作车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69]所谓“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70]。这里，是一种广义上的“创作”，是“作”的泛化，它被赋予一种神圣色彩，只有圣贤才具备这种能力，普通凡人只能谦卑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对于“作”与“述”的本质区别，清人焦循谈得更为透彻。焦循用更加明确的语言限定了“作为独创、述为因循”的内涵：
人未知而己先知，人未觉而己先觉，因以所先知先觉者教人，俾人皆知之觉之，而天下之知觉自我始，是为“作”。已有知之觉之者，自我而损益之，或其意久而不明，有明之者，用以教人，而作者之意复明，是之谓“述”。[71]
那么，究竟什么属于原创独造呢？值得注意的是，像王充一样，焦循的回答也有着一种圣化情结，他举例说：
上古知母不知父，则夫妇不定，伏羲知夫妇定而后有父子、君臣、上下，于是作八卦，而天下皆知有夫妇之别，而彝伦由是叙。 …… 其他作杵臼、作舟楫、作宫室、作棺椁、作弧矢、作书契、作车乘，凡自未知未觉而使天下共知之共觉之，皆作也。[72]
可见，在解释何为“作”即创新的问题上，王充、焦循二人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这种能力归属于圣人。
其实，若追根溯源，司马迁、王充之说反映的是儒家思想对于著述这种文化活动的基本认识，可概括为“著述等级制”。其排列等级的依据是由远及近的圣贤谱系，孟子对其进行了大致的梳理，其基本脉络为：“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73]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圣贤谱系反映的首先是圣贤等级的尊卑脉络，这种秩序不能乱，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74]
此外，这种等级制还是判断一种学说、言论是否具有创新性的依据，试看孟子的分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75]从著述角度看，在此排列的先后次序是王者之迹—《诗》—《春秋》—孔子；这不仅仅是著述的先后次序，还是判断尊卑的依据，在此链条上，孔子处于最末端，是往圣前贤思想言论的集大成者。这种地位恰如孟子所描述的：“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 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76]在此，孟子虽然肯定了“作”的独创性内涵，但也透露出这种文化行为不是凡人所为，而是具有神圣性的，是圣人的专利。不错，“作”确实讲究原创性，但却是一种被圣化了的原创性，其中缠绕着古人难以摆脱的圣化情结。至此，我们似乎可以看出，除了谦虚、谦卑之外，古人对“作”充满敬畏之情的深层原因了。(www.xing528.com)
广义上看，创出“造端更为，前始未有”文明器物的专利，都属于圣人，试看下文：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77]
在此，凡是先民所需之文明器物，都是圣人所“作”。很明显，这种“作”，都和其“王天下”的政治控制行为密切联系在一起，“作”成为一种圣人之事、官方行为，民间凡人连想都不要想。《礼记·中庸》云：“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孔颖达疏：“‘不制度’，谓不敢制造法度，及国家宫室大小高下及车舆也。‘不考文’，亦不得考成文章书籍之名也。”[78]很明显，文章著述之“作”，明显不同于典章制度之“作”；而给文章著述之“作”赋予一种典章制度之“作”的内涵，却是将“作”神圣化的关键之一。又《汉书·礼乐志》云：“王者未作乐之时，因先王之乐以教化百姓，说乐其俗，然后改作，以章功德。《易》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昔黄帝作《咸池》，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汤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79]这也暗示着：各种各样的“作”，即通变创新、自立新意的能力，不是凡人所为；凡人，只能去“述”，即因循、沿袭、重复“作”的成果。《论衡·对作篇》云：“圣人作经，贤者传记，匡济薄俗，驱民使之归实诚也。”[80]又《潜夫论·考绩》云：“夫圣人为天口，贤人为圣译。是故圣人之言，天之心也。贤者之所说，圣人之意也。”[81]在此，所谓“述”，所谓“译”，不仅仅具有知识学问上的重复、沿袭意义，还明显有社会等级的上下尊卑内涵，因为下一级圣贤在上一级圣贤面前，就像下一级官员在上一级官员面前一样，其职守、其功能、其姿态、其面孔只能是“述”，而永远不能称为“作”，所谓“圣人作经，贤者传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是也。“述”，永远在“作”之下，因为“明”，永远在“圣”之下。
于是，“作”与“述”之间的关系也染上浓郁的尊卑色彩：“作”为圣，为尊，为贵，为上，是历代圣贤的文化专利；“述”为卑，为谦，为下，为贱，是后学晚辈、凡人应有的谦卑姿态。如此，以至于形成这样的习惯：对上一级的圣贤、权威，要称之为“作”，对自己要称“述”。这里体现的不仅仅是谦虚的态度，还是一种尊卑的序列、上下的等级关系。洵如清人焦循所言：“然惟孔子能述伏羲、尧、舜、禹、汤、文王、周公，惟孟子能述孔子。孟子殁，罕有能述者也。”[82]
其实，即使像孔子这样的圣者，如果与其前面的圣人相比，也处于下风，所以也不能“作”，对此，刘宝楠《论语正义》有很精辟的剖解：“述是循旧，作是创始。《礼·中庸记》云：‘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议礼、制度、考文皆作者之事，然必天子乃得为之。故《中庸》又云：‘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郑《注》：‘今孔子谓其时，明孔子无位，不敢作礼乐，而但可述之也。’”[83]例如孔子《春秋》与古代典籍的关系，他称自己为“述而不作”，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三皇五帝、文武周公等大圣贤，自己属于下一级的小圣贤，在先贤往圣的巨大历史光辉的照耀下，他与凡人无异，所以不敢称“作”；而孔子以下之人，一旦面对孔子，就可以称其为“作”，如上大夫壶遂就说：“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并问司马迁：“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84]而从司马迁的回答中，亦可见正统意识形态对“作”的要求之高：“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85]“作”，不仅能经邦治国，还几乎是能经天纬地的百科全书；不仅如此，它还是接续往古圣王系统的必要环节，所谓“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86]。在这样凡人之力几乎难以达到的“作”的面前，一切著述行为只能是沿袭、重复，即“述”，于是，司马迁有强烈的著述责任感，明明要“自成一家之言”，也不敢说是“作”，只能闷在心里，只能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再看司马迁所示“述”“作”之一例—“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87]这里，为何又说“作”，又说“述”呢？稍加分析就可看出，相对唐、虞、三代及孔子来说，孟子属下级圣贤，司马迁从孟子本身圣贤级别考虑，所以说是“述唐、虞、三代之德”；而相对司马迁来说，孟子又是上级圣贤，其名望、地位要高于自己，所以要称之为“作”。这种矛盾实际是太史公本人明明是“作”又违心地称为“述”的矛盾心理的曲折反映。
在此，有四点值得注意：一、“作”为原创，为创始，“述”为沿循，为承袭。二、“作”是圣人的专利，圣人之下只能去“述”。三、孔子之“述”，实际上是以“述”为“作”，所谓“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四、在“述”“作”区分的序列中，具有鲜明的等级特征：相对于上一级别的圣贤而言，下一级别圣贤的文化姿态只能是“述”。
要之，“作”之难，在于它的几个基本规定性：第一，它具有独创性。第二，它具有一种被圣化了的独创性。第三，这种圣化独创性又与文明器物相联系。第四，推而衍之，文明器物又无疑与治理天下、典章制度相联系。于是，“作”与治理天下有密切的联系：文明器物是圣人所造，典章制度是圣人所制，天下理所当然要由圣人来治理控制。于是，在“作”的所谓原创性背后，我们发现了这样一条逻辑锁链—由文明器物到学术思想，再由学术思想到政治控制术。这里，虽然不无对原创性的智力因素的强调，但更多的是对圣化的道德崇拜、对权威的伦理认同。难怪，司马迁、王充均不敢自称“作”，因为“作”，乃圣人之事；“作”之难，难于上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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