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左传》外，关于“三不朽”的对话还见于《国语·晋语》，文字略有出入。从二者提供的文献资料来看，“三不朽”说是在论辩中产生的，其对立面是范宣子以家族“世禄”为不朽的思想。范宣子，名士匄，晋国名臣。他从唐虞以上的陶唐氏一直到晋国的范氏历数自己的祖先，认为自己的宗氏家族一直绵延至今，恐怕就是所谓的“不朽”。范氏祖先“保姓受氏”的传说见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吾闻之，虫莫知于龙，以其不生得也，谓之知，信乎？”对曰：“人实不知，非龙实知。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献子曰：“是二氏者，吾亦闻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谓也？”对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鬷川，鬷夷氏其后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50]
其中虽不无神秘色彩，但其勾勒的大体过程与范宣子所言多有吻合，且清楚说明了什么是“赐姓”“赐氏”，故不惮其烦而录之。而穆叔则认为，这只是“世禄”，即一姓一氏的繁衍不绝。这种“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的现象“无国无之”，只是传宗接代意义上的血缘氏族延续，并无个人的努力建树在内。这种现象，哪一国都有，对治国建邦并无普遍的参照及指导意义，所以不能称为“不朽”。实际上，春秋时的所谓诸侯国都从早先一姓一氏的原始氏族发展而来，都带有“世禄”的特征，只不过其规模有大小之别。
《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51]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52]赵伯雄先生在《周代国家形态研究》中指出：“最初的姓，应当是指原始社会中的氏族。姓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不同的姓代表着不同的母系氏族。”[53]那么，氏与族的关系如何呢？“至于氏是一种怎样的族组织，文献材料表明，氏是比姓范围要小的、父家长制的宗族组织。我认为，杨宽先生对氏的理解是正确的，他说：‘氏是姓的分支。天子、诸侯分封给臣下土地，就必须新立一个“宗”，即所谓“致邑立宗”，新立的“宗”需要有一个名称，就是氏。’”[54]赵先生在大量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从先秦文献中大量出现的姓字的辞例来看，先秦的‘姓’实是表示一种出自共同祖先的血缘团体。”这种“血缘团体”随着历史的进程而发展为“邦”和“国”，“本来一姓居于一地，但随着人口的繁衍和氏族的迁徙，一姓可以分裂为若干血族集团，每一集团后来都自成一邦，于是也就有了一姓数邦的现象。这正如姬姓的古国不只周邦一样”。[55]甲骨文、金文、《尚书》、《诗经》等古代文献中常有“万邦”“多邦”“多方”“庶邦”等提法，兹不赘引。据《国语·晋语》载：“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56]又据《国语·郑语》载，祝融之后分为己、董、彭、秃、妘、曹、斟、芈八姓。[57]《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提到周初封国：“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58]《左传·襄公十一年》载有“七姓十二国”，据杜预注，晋、鲁、卫、郑、曹、滕，为姬姓；邾、小邾，为曹姓；宋，为子姓；齐，为姜姓；莒，为己姓；杞，为姒姓；薛，为任姓。[59]另外，成书于战国时代的《世本》对周代邦国的姓有较为详细的记载。除见于经传的姬姓诸国外，《世本》所载其他各姓之国共有姜、己、任、姒等十六姓，向、谢、彤、舒庸等四十七国。[60]又据严毅沉《周代氏族制度》考证梳理：
西周时大小封国之数，按《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说：“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到成王时又封了武王、周公的后代。《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说：“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是姬姓国已有五十个。所以《荀子·儒效篇》说：周公摄政时已“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而《礼记·王制》说：九州之内共大小国千七百七十三个。《逸周书·世俘》说：武王征四方，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吕氏春秋·观世》说：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若照春秋时代还存在的大小诸侯二十余国，加上被大国并灭的一百二十余国，总共有名可查的不超过一百五十国。[61]
每个封国的名称，就是一个氏族的名称。而“氏族名称创造了一个系谱……这种氏族名称，现在应当证明具有这种名称的人有共同世系”（据原书脚注，语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引者注）。如晋是姬姓氏族，宋是子姓氏族等。因而每个封国都有个国姓，凡是共国姓的人都称为国人。如春秋时代所称的楚人、秦人、陈人、郑人等就是指的芊姓的楚国人、嬴姓的秦国人、妫姓的陈国人、姬姓的郑国人等。凡是国人都有共同世系。周代的氏族世系包括周王和各封国诸侯的世系，从始祖的始封祖算起，代数和代传人名是很清楚的。周王世系从共和以来代有年数，诸侯世系如鲁国自第二代起即纪年数。到了春秋时代各诸侯国内的胞族（世卿），也都有世系可查，如齐之高氏、国氏、栾氏、崔氏、管氏等，鲁之臧氏、仲孙氏、叔孙氏、季孙氏等，晋之栾氏、士氏、韩氏、赵氏、魏氏等。
由于氏族的世系同氏族显贵的官位世袭继承是联系在一起的，一旦氏族失去官守，无人继承，氏族世系也就中断了。所以世卿的世系和诸侯的世系一样，世卿灭了族等于诸侯亡了国，绝了宗庙祭祀，世系也不复存在了。所以氏族成员的共同世系是氏族制度的一个特征。所谓“世不绝祀”就是氏族世代继承官守的世袭制，是氏族世系存在的条件。[62]
随着时间推移，生齿日繁，支脉蔓延，宗法制家庭内部就会发生分化。于是，在氏族姓氏分化之外，又出现了大小宗的分化。据学者梳理和分析，这是因为：
在氏族时代，由于人口增多，往往会从氏族分化出新的氏族，旧的氏族成为母亲氏族，新的为女儿氏族，它们成为胞族，它们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很难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大小宗则是宗法制下的分化形式，是从嫡庶制分化出来的，其内部有着特殊的结构。按照宗法制的原则，嫡长子继承宗子之位，别子就应该另立宗族，每一级宗法家庭都按此分化，于是形成不同层次的大小宗系统。(www.xing528.com)
关于大小宗的分别，礼家这样描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五世而迁之宗，其继高祖者也。是故祖迁于上，宗易于下。”“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也，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
所谓“别子”，就是“自为其子孙为（据卢文弨校本，此‘为’字当删—作者）祖”，也就是说，凡别 起一支而成为这支之祖的，就是别子。这表示了一种比较简单明确的观念：只要在亲属关系中别开一支，即成为本支后世的始祖。
由立祖而立宗，但所立之宗有两种，即大小宗。大宗即“继别为宗”的一支，即嫡长子的一支，这一支把祖当作别子来继承，另一支即“继祢者为小宗”，即支子的宗族，他们不能把祖当作别子来继承，只能把别子即自己的父亲当作祢来祭祀，也就是说他们自己必须又成为别子，成为新的祖，开创自己的宗族，于是他们这些小宗又成为自己宗族的大宗。如文王死，武王成为继别者，成为大宗，武王死，成王又成为继别者，大宗；以后康王、穆王，代代都是继别者，都是大宗，这叫做“百世不迁”；而周公封鲁，则成为继祢者，成为小宗，相对于周来说，鲁永远是小宗；但周公作为文王的别子，又建立鲁国之宗，成为鲁宗的祖，所以鲁国有周公庙，称祖庙，又有文王庙，称周庙。周公一直在周王室服务，实际没有之国，子伯禽代替周公封鲁，伯禽成为周公的继别者大宗，他的嫡长子也世世成为鲁国的继别者，大宗；而在诸侯国内又实行分封，诸侯的支子又成为继祢者小宗，可是在他们自己的采邑内成为别子—始祖，他们的嫡长子又成为继别者大宗，支子又成为继祢者小宗，成为士阶层，士还是别子为祖，他们的嫡长子又成为继别者大宗，支子成为继祢者小宗，再往下就无法再分封，因此也就无法再序宗法了，因为，士以下，已经没有可以不加分割地“传重”的东西了。从立宗之始的角度来说，一大宗四小宗，如周天子为大宗，周族的诸侯、大夫、士、士之子弟为四小宗；然而从宗的发展演变角度来看，反过来，四大宗一小宗，如周天子、诸侯、大夫、士又都是大宗，只有士之子弟为单纯的小宗身份，这是从两个角度看问题，都是对的，因为中间三个等级在宗法上的身份都是双重的，既是大宗又是小宗。[63]
总之，恰如以上学者所梳理、描述的那样，出于共同祖先血缘亲族的大大小小的“国”“邦”“宗”等按照血缘亲疏的远近，构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金字塔等级秩序结构，“西周、春秋间贵族的统治，就是以周天子为首的姬姓贵族为主，联合其他异姓贵族的统治。周天子分封同姓诸侯之时，又封异姓诸侯，诸侯也分封同姓和异姓卿大夫。由于实行同姓不婚制和贵族的等级内婚制，异姓贵族都成为姬姓贵族的姻亲。周天子称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称异姓诸侯为伯舅、叔舅，诸侯也称异姓卿大夫为舅。周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固然有着政治上的组织关系，同时也存在着宗法和姻亲的关系，以加强彼此之间的团结和联合”[64]。这些以姓氏为基本单位的、出自共同祖先的“邦”和“国”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命运大不相同，其中的强者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成为诸侯强国，弱者则沦为附庸，甚至被吞并，所谓“《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65]。但无论大小，它们都有一本质特征，即“地缘组织与血缘组织的统一体”。笔者征引这么多文献，无非是想说明，无论是晋国范宣子的氏族，还是鲁国国君的家族，皆是从远古一姓一氏的血缘共同体发展而来，都有自己宗族“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的目的。一姓一氏，是缩小了的“国”；而一邦一国，无非是放大了的“姓”或“氏”。从本质上看，二者都属于“世禄”之列，因为它们所维护的都是一姓一氏的以父权嫡长子继承制为特征的“私利”。因为“宗法制度确是由父系家长制变质和扩大而成。氏族制末期的祖先崇拜，此时扩展为宗庙制度；氏族的公共墓地，此时变为族墓制度；氏族成员使用氏族名称的权利，此时发展为姓氏、名字制度；氏族的族外婚制，此时变为同姓不婚制和贵族的等级内婚制；氏族的相互继承权，此时变为嫡长子继承制；氏族长掌管本族公共事务的制度，此时变为族长（宗主）主管制；氏族所设管账等人员，此时变为家臣制度，实质上成为贵族的基层政权组织。至于氏族‘彼此予以帮助、保护及支援的相互义务’，此时变为宗族内部以及大小宗族之间相互帮助、保护及支援的义务”[66]。 这种以宗法制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反映在文化上，就构成了“帝王文化”或“官本位”文化：
先秦两汉时期，是中国文化形成的奠基时期，主要体现为帝王阶层的意志和利益。如果说西周时期周礼确立为帝王文化奠定了社会基础的话，那么春秋时期诸子百家思想则成为帝王文化的上层建筑；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独尊儒术，都昭示出帝王阶层对于国家文化的掌握控驭能力是不可撼动的。因而，先秦两汉文学深受帝王文化的影响并打上深刻烙印，各种文学形式中都闪现着帝王情结的影子。[67]
综上可知，先秦统治政权的特征是以宗法制为基石的“家天下”，其公私观念也有着鲜明的等级特征，可简单表述为：大宗为“公”，小宗为“私”。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宗法制度支配下，宗子有保护和帮助宗族成员的责任，而宗族成员有支持和听命于宗子的义务。大宗有维护小宗的责任，而小宗有支持和听命于大宗的义务。惟其如此，大宗和宗子对宗族组织起着支柱的作用，所以《诗经·大雅·板》说：‘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而小宗对大宗起着辅助的作用。”[68]比如，对诸侯而言，天子之事为“公”，诸侯之事则为“私”；而对卿大夫而言，诸侯之事为“公”，士之事则为“私”。所谓“三公者，所以参王事也，九卿者，所以参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参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参大夫也。故参而有参。是谓事宗，事宗不失，外内若一”[69]。在宗法系统中所占据的地位越高，其“公”的程度也就越高。所以，若从其本级来看，晋国范氏和鲁国姬姓所维护的都是自己一姓一氏的利益，从“保姓受氏”“世不绝祀”的意义上看，如果维护一国一邦的利益可称为“不朽”，那么，维护一姓一氏的利益亦可称为“不朽”。 因为如前所述：一姓一氏，不过是缩小了的“国”；而一邦一国，无非是放大了的“姓”或“氏”而已。再进一步分析，从范宣子的立场看，自己家族能维持“世不绝祀”，已经可以称为“不朽”了，这同鲁国君臣努力使鲁国“世不绝祀”并无本质区别。所以，范宣子这样说，自有他的道理，我们不能把他的话只当作可有可无的陪衬，而此前学界大多数人正是这样做的。穆叔的话也有其道理，道理就在于：首先，他是站在臣子的立场上说话；其次，他所奉为“不朽”楷模的臧文仲，也是鲁国大夫。然而，若从更高一级的宗法制层次来看，一国之利益也属于“私”的范畴，如《商君书·修权》所言：“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70]这是秦国重法家耕战说的典型言论，其最终目标在于灭掉六国，志存高远，所以除秦国之外的任何一国的利益都属于“私”。于是，我们看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公私”具有相对性、流动性、灵活性。公私是要讲，关键是看站在什么角度去讲，对谁讲，以及在什么情势下讲。钱穆先生曾比较过中西公私观念之悖论，得出结论说：“今再要而言之，西方人多私，故贵公，乃重于物而轻于人。中国人多公，故贵私，乃厚于人而薄于物。东西文化相异略如此。”[71]
至此，问题似乎逐渐清楚了：原来在所谓的“三不朽”说的背后，有一种是否“为公”的价值判断标准，它构成了由“一姓一氏”到“卿大夫”，再到“诸侯列国”，最后到“天下共主”这样由低到高的等级判断台阶，表现出社会强势统治群体对“公”资源的占有欲望。越往层级的上面走，“为公”的程度就越高，“不朽”的程度自然也就越大。于是，范宣子和被穆叔奉为典范的臧文仲，一为私，一为公；一为一己姓氏之繁衍不绝，一为国君社稷之千秋大业。何者不朽，判然可分。换言之，只有脱离了自己一姓一氏之私利，为某一国的君主尽忠、为某一国的政事操劳，才称得上“不朽”；而若从更高一层的利益看，一国之社稷、利害，同样是“私”，因为它妨害统一以及达到更高一级的君主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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