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著述思想研究：揭示历史著作的契合与探求

刘畅教授的《中国古代著述思想研究》即将出版，作为老朋友，感到十分高兴。

我与刘畅教授的相识，和多数学者间的熟识一样，始于学术会议。记忆中，我们大概有两次面见，其余时候就是以文字通信联系为主了。见面虽然不多，但我觉得我们是君子之交，也是倾心之交，彼此都觉得可以相互信赖。刘教授是谦谦君子，端正朴质，低调，但让人过目不忘，我觉得与这种类型的人打交道特别容易、舒服。刘教授学术根底好，长于思辨，在政治思想史和古代文艺思想史方面卓有建树，这部著作恰是在他所长的领域积年所得，所以我对这部书有很高的期待。

据我所知，此著是刘畅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关于他的研究和这本书的写作，我有一些了解，也在出版前，阅读了书稿的大部分。我有一些想法，愿与诸君分享。

该著研究的是中国古代的著述思想，应该说，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也具有新的研究价值。在著述领域，我们以往比较习见的是各种冠以“思想”之名的学科思想，比如“哲学思想”“史学思想”“文学思想”“创作思想”等。这是近代以来受西学影响，在学科分类基础上产生的知识分类。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这些所谓分科的“思想”能否称为“思想”？二是它是否符合中国传统的著述思想内核？关于前者，我以为，“思想”应该是层级更高、追问更深、涵括更广的系统性思考，它不同于具体的分支理论。换言之，著述思想应该是囊括了哲学、史学、文学等各科著作在内的总体著述思想。在这个角度，我非常认同刘畅教授在该书前言中所说的“中国古代著述思想虽庞杂，但也并非毫无规律可循。我们应该从哲学的高度，寻找古人关于著述思想的普遍共性，一一开展对古代著述思想的个案研究，然后集合起来，使之成为一个系统，从而形成‘中国古代著述思想’的整体思考框架”。关于后者，我们知道，中国古人对著述有各种表述：“著”“作”“撰”“述”“述作”“撰述”等。这套话语，囊括了中国古人对各类著作撰述的称呼。研究这套话语，并通过这套话语研究中国古人的著述思想，更能够贴合古人的语境，进而探求古人的著述之心。因此，这部著作，不仅有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而且具有新的研究价值。

关于著述思想，古人有很多论述，我觉得章学诚所说的“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最得我心。若整体考察它，应该包括著述的动机、著述的目的、著述的价值、著述的内容等。刘教授此著，虽不是一部全面研究中国古代著述思想的体系严整的著作，但无疑是一部富有学术个性的著作。与一般四平八稳的概论性著述相比，我更喜欢刘教授这部专题式的研究著作。

该著不追求齐全，以创新性的研究思路，在研究体例和方法上有新的突破。从体例上看，作者以某种具体的理论和问题为纲，而不是以时代、著述类型或思想类型为纲。作者所选取的若干论题，在过往的研究中，是将其视为概念和范畴的，很少有人从思想的层面对其内涵和历史文化等外延进行更深入的开掘。也就是说，这些研究角度和论题，虽然看似是某个具体的理论范畴或概念，但刘教授实际上是从思想的高度去考察的。比如“立言不朽”“述而不作”“庄子三言”“经国之大业”，这些论题，不是新的问题，过往学者已有丰富的研究，但刘教授的研究，别出心裁，从思想的层面，讨论“立言不朽“与“立言为公”的关系，研究“述而不作”与古人思维模式的关系，探讨“庄子三言”作为一种思想修辞的表现，等等。这样的研究角度较以往的研究，显然视野更开阔，更深入。它体现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即传统的著述理论，不限于一种概念和范畴，而是与作者的“心术”特征、著述动机、心路历程以及更宏阔的历史背景、知识背景、学术渊源、思维方式等密切相关，从而更周密地研讨其内涵与外延，对著述思想进行多学科的融通互证。

正因为有了新的体例和方法，该著对一些重要的著述思想有了比前人更深入的探讨，比如对庄子“三言”的解说，讨论寓言的隐喻性，认为这是庄子深思熟虑的著述方式的选择；讨论“重言”，认为是真言的多维表述；对“卮言”，认为体现的是一种整体言说的风格及思维方式。并且，该著从隐喻与思想修辞的角度对“三言”进行更深入的开掘，这些都是饶有新意的解说。对曹丕的“经国之大业”之说，作者结合气候、物色之变化进行讨论；论述曹丕的著述思想，以“悲凉、速老、不朽”为切入点，梳理其著述思想的内在逻辑。这些论述，均胜意迭出，引人遐思。刘教授对多种著述思想展开多学科的观察，所涉及的领域包括史学、哲学、文献学、地理学、宗教学、修辞学、美学等。因此，该著在研究体例和方法上的创意，带来的是个案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的深刻变化。

阅读中，我还发现刘教授特别注意开掘某种思想的独特性，如研究曹丕和萧统的著述思想，注意到它们与物色的关系，作者提出“物候审美”的概念，分析了古人“春秋优于冬夏”的物候感知，认为悲凉是“北方物候之花”，这是非常具有独特性的发现。此外，作者还注意到了著述思想的时代性特色，研究曹丕的悲凉意识，将之与楚辞的悲秋和建安的悲凉相联系，从“天问精神”到“宗南意识”，从人的“速老”到著述的“不朽”，在时光的流逝中，把握著述人心态的变化，提出了以往学者较少关注的课题，非常具有学术个性。在研究宋代的著述思想时，刘教授注意到它的二元对立又互补的特征，也是独特的思想发现。(www.xing528.com)

此外，该著虽然是专题性的古代著述思想的研究，但并不是割裂的封闭式研究，相反，它体现了宏通的历史感和古为今用的责任感。论著所涉及的范围，从先秦至两宋，跨度大，但以思想为纲，以问题为目，选择的研究对象均为中国古代影响比较大的思想范畴，所以重点突出，在论述分析中，又展示了时代性。如“立言不朽”“述而不作”“唯务折衷”等，均是在古今都有重要影响的论题，作者在研究中，对其思想史的意义进行了深入开掘，并注意古今结合，挖掘其现实意义和针对性。如有关“立言不朽”与“立言为公”的论题不仅有历史意义，也有鲜明的现实价值。作者在论述庄子“三言”问题时，注意到其思想修辞的特性，对今天的语言运用也有指导意义。因此，该著虽是一部研究古代著述思想的著作，但也具有较高的现实价值。

总而言之，刘畅教授此著立意高远，视野宏通，材料翔实，论证周详，洵为不多见的富有创意的学术著作。

为友人著作作序，不免美言，也不免挂一漏万。限于水平，未能识珠之处所在多有，刘教授嘱我作序，当不会怪我。期待像刘教授在后记中所言，古代著述思想的系统研究会有来哲进一步推进，以飨读者。

走笔至此，抬头望见窗外怒放的木棉花，这是广州的市花，一朵朵缀在光秃秃的枝干上，色泽殷红，人称英雄花。难道是因为它殷红似血才有此称的吗？我不知道。恍然想起这个庚子的冬春，“新冠病毒肺炎”虽然不见血迹，但“封城”“恐慌”“疫区”“医护”“呼吸机”“ICU”“ECMO”这些字眼，带给我们的创伤，似乎比殷红的血还更像血迹。庚子，疫情，屏居月余，谨记于此。

是为序。

孙 立

庚子初春于中山大学康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