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性理论对企业行为和居民带来的影响

在西方经济学中，外部性理论是用于解释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相关环境问题的理论基础，外部性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历史闻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说：“自然的经济制度不仅是好的，而且是出于天意的，因为在其中，每一人改善自身处境的自然努力可以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即在追求他本身利益时，也常常促进社会的利益。”当时秉持的这种理想化市场状态使得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被看作是不当的。但在那个时代，人们同时也意识到，在公共福利无法给私人企业带来好处但公共社会却需要的情况下，政府则能够体现出维护市场良好运作的作用。英国经济学家西奇威克对外部性理论也有着重要的贡献，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他阐述了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是有差异的。他从“个人对财富拥有的权利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他对社会贡献的等价物”中发现了外部性，根据他的观点，在经济社会有时候私人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并不能总是完全相同，并在他书中以灯塔举例：假设某个人最初以利己的角度出发建造灯塔，然而在灯塔建设成功后享用的很多人是不需要付出一丁点成本的。在某种情况下，建造灯塔的人还会增加由于别人享受了其成果却不需要付出的精神损失成本。因此，有别于传统观念，西奇威克提出需要通过政府的干涉来更高效地处理一些经济行为中出现的外部性问题。

外部性理论这一概念普遍公认最初是由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与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提出，并一直在西方环境经济理论中占统治地位。马歇尔认为，除了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三种生产要素外，人们还忽略了一种要素，即“工业组织”。工业组织有着丰富的内涵：分工、企业管理、规模生产等等。马歇尔用“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解释了工业组织的变化如何能导致产量的增加。根据马歇尔的观点，根据工业发达程度而发展的经济为外部经济，而涉及到该工业内部的企业个体的管理、组织和生产效率的经济则为内部经济。外部经济是指由于非企业内部因素改变而所获得的生产费用的减少，例如生产力发展引致的企业分工。而内部经济的含义为企业内在的自我优化、生产效率提高导致的成本节约。虽然马歇尔并没有特别阐明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定义，但根据其对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讨论和见解，我们可以自然而然地去推导内部不经济和外部不经济是如何的。我们可以知道，外部不经济是指由于企业外部的一些因素而带来的影响导致的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内部不经济是指由于企业内在的因素安排不得当、生产效率低导致的生产费用的增加。这种以企业内生外生变量为基础的思考法则为接下来学者们进一步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马歇尔研究的外部经济是源于企业外部的因素对企业产生的作用，这也引致人们会考虑一个企业的行为将会如何对其他企业造成影响。而这一重要问题后继被其学生——著名的经济学家庇古所研究。庇古基于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发扬开拓了外部不经济的一系列理论，并把外部性问题的研究精确到了企业行为对其他企业及居民带来的影响。这与马歇尔的外部性理论正好相呼应。庇古以研究并解释边际私人净产值和边际社会净产值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不一致来说明外部性的存在。并在其《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当社会边际净生产和私人边际净生产两者之间存在差异时，即产生外部性。与马歇尔的“外部经济”含义有所不同，他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这一理论。根据他的观点，当在生产过程中每单位产品的边际私人净收益与边际社会净产值达到了一致时，即无论其用于何处都能获得一致的收益，并同时满足产品价格与产品的边际成本相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庇古把生产者给社会带来福利的产出叫做“边际社会收益”；反之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的产出称为“边际社会成本”。庇古所表达的外部性其实也可以说是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边际私人收益与边际社会收益的不相合。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外部成本之和就是边际社会成本。当正外部效应发生，企业决策所产生的收益并不是由企业完全占有的，还存在外部收益。外部收益即为边际私人收益和边际外部收益的加总。运用经济数学建模可以论证当外部经济效应存在时，完全的个人主义机制不能使得社会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庇古使外部性理论的进程迈出了一大步。考虑到当边际私人收益与边际社会收益、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不能够达到一致时，完全依赖市场机制是无法使得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此时政府就应当通过采取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来使得它们趋向一致。具体的做法是：当存在外部经济时，政府应向企业发放补贴来补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转移到社会上的外部收益；当存在外部不经济时，政府应向企业征税来使得企业承担其被转移到社会上的外部成本。这种补贴和征税的机制可以将经济行为过程中产生的外部性内部化。这种做法在后来被广泛认可采用并简称作“庇古税”。而当今被多国使用的保护环境的排污收费制度也是基于“庇古税”产生的。

庇古的理论与方法逐渐传播开来，原本存在的诸多外部性问题也相继被拿来进行更深的研究与探讨。Mishan出版的《经济增长的代价》一书就着重研究了环境污染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英国经济学家鲍莫尔出版了《福利经济及国家理论》，里面包括了他一直以来对外部性理论的研究。并给下定义：随着工业规模的扩大和产出的增加，生产商的生产成本会发生改变。这会使得本来厂商所在地区就稀缺的资源再被扩大利用后对于其他人来说就造成了该资源的负外部性。鲍莫尔对垄断条件下的外部性问题、帕累托效率与外部性、社会福利与外部性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很多可以用外部性理论解释的现象和存在的问题都还未得到解决。戴维·皮尔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察了英国乃至全球的环境问题，提出了众多的外部性“内在化”办法。罗纳德·科斯提出了明晰产权的思路。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E.米德提出了外在性的存在内在地等同于竞争性市场的缺乏的观点。1986年保尔·罗默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的文章，第一次系统地建立了一个具有外部性效应的竞争性动态均衡模型。1988年罗伯特·卢卡斯在《货币经济杂志》上发表了《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一文，他认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人力资本的外部性。随着学者们研究的不断深入，外部性理论亦随之不断完善和成熟。

基于福利经济学原理进行分析，外部性可以解释为某一企业或个体的经济行为对其他企业或个体的福利产生了影响，但社会上并没有一种适当的激励与惩罚机制来规制这种经济行为，让行为主体加以考虑其行为成本或收益。通俗地说，外部性是指社会主体在其权利义务之外，一个经济主体与另外一个经济主体的相互影响，且这种影响没有反映在价格上。按照外部性结果接受者的成本收益变化进行划分，外部性包括“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外部经济”是指某个经济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的一项经济活动给社会上其他成员带来好处，但这种好处并不在他的收益内，例如灯塔、自家花园的建造；“外部不经济”是指某个经济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的一项经济活动给社会上其他成员带来坏处，但他并不为此支付成本。例如生产排污水、排雾霾。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必然会带来负外部性，如果不加以管制，之后会发生环境灾难将无法想象。如何避免由公共资源带来的问题，我们首先要从建立产权体制入手，将外部性逐渐内在化，将资源的利用效率尽量提高，并在尽量保证公平的情况下努力让社会资源发挥最大化效用。其他划分方法还有很多种，例如可划分为公共外部性和私人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和货币外部性、简单外部性和复杂外部性、生产外部性和消费外部性、代内外部性和代际外部性、单向外部性和交互外部性等。(www.xing528.com)

外部性在污染治理的方面论述比较完备，因为环境污染在很多情况下实质上是一种环境外部性表现。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就是以研究环境外部性为主，它阐述了为什么政府要介入私人市场。但市场的失灵并不能用于单一的判断政府介入是否有效。但通常政府的干预或控制会加强社会福利。温室气体的排放具有典型的负外部性，并且这种负外部性是多维度的，它在社会领域、地理层面、时间层面上都造成了负外部性，其造成的环境污染和对人类社会的危害，进一步使得公共组织为了化解而支付高昂的成本，使得私人成本与政府成本、私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产生了严重的失衡，进而引发了成本外溢现象。一切碳排放活动开展的根本目的是通过相应的环境经济政策将高耗能及高碳排放造成的污染和环境破坏得到改善。

外部性理论主要贡献为：它告诉人们在研究如何通过经济行为使得自身收益最大化的同时，还要考虑由其经济行为带来的、无法从市场机制或成本中体现出来的对社会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庇古列举了灯塔、污染等事例来阐明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往往会出现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的第三方。并阐述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市场不是万能的，“庇古税”则是政府用以减少经济的外部性出现的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庇古认为，对于正的外部影响应予以补贴，使得他们获得他们付出了相应成本应得到的收益，进而刺激他们的生产，使得外部经济的供给增加，使得社会福利水平上升；对于负的外部性应处以罚款，使得生产者承担其转嫁到社会的成本，并遏制这种降低社会福利水平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