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的音乐文化思想及钢琴演奏研究

赵元任是我国“五四”时期的重要作曲家，是“五四”时期独树一帜的音乐界的代表人物。赵元任的音乐创作和音乐思想以及他在音乐方面的探索和成就，使他不仅成为同时代音乐家中的巨擘，到今天依然是音乐工作者所特别重视和研究的对象。在1949年后的音乐生活中，赵元任几乎被冷落了30年，时间的流逝却没有使赵元任的音乐创作失去魅力，也没有使他独到的音乐思想和精神失去光彩。

（一）音乐思想的民主精神

赵元任于1915年1月在《科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和平进行曲》，阐述了他音乐思想的民主精神。他认为，“古乐惟用于宗庙大典而已”“士大夫犹以礼乐自侈，也可悲也”。他对封建古乐所持的是批判态度。“乐之淫正，民族之兴亡系焉”，“夫乐，国之情也”。他肯定了音乐与民众的关系，这里的国之情，即民之情，他认为音乐是民众感情的表现，音乐与民族兴亡相联系。最重要的是，他认为，“欲救今乐之失，复古袭西当并进”，而且他进一步指出“西乐则当尽其所能为国人作驺走也”。赵元任提出了发展中国音乐的主张，因为他认为“古乐去今已远……无从搜考，不敢有所言”。这里所说的“复古”，并不是保守的“去今已远”的古乐或者复古的思想，赵元任所指的“复古”，是指利用民间音乐和创制“中国派”的曲调；“袭西”的含义也并非是照搬和模仿西洋音乐创作手法，而是创制“中国派”和声法，表现民族感情。这从他早期的钢琴小品中已可得到证明。比如《和平进行曲》旋律是民族化风格，和声则是欧洲功能和声。尽管有模仿西方作曲方法的痕迹，但是，这体现了赵元任推崇“袭西”“复古”的音乐文化思想。

（二）高扬“五四”的民主旗帜，大胆地探索新音乐的民主道路(www.xing528.com)

赵元任为胡适、刘半农、刘大白及他自己的新诗谱曲，这些新诗充满了“五四”的民主精神，与当时音乐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总的方向是一致的。赵元任选择的词作大都代表了“五四”时期新诗创作上突出的成果。如《扬子江上撑船歌》《织布谣》《劳动歌》，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呜呼三月一十八》唱出“呜呼三月一十八，北京杀人如乱麻”“养官本是为卫国，谁知化作豺与蛇”，反映的是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的“三一八惨案”，可以说与萧友梅的《五四纪念爱国歌》是20世纪20年代反映民主革命现实斗争的音乐作品双璧；《西洋镜歌》《老天爷》是对统治者强烈的抗议，旋律蕴含着民族素质和感情内容。赵元任创作中的和声、曲式、织体等显然是“拿来主义”的。他从不拒绝吸收、运用西洋多声创作手法，用了各种小七和弦、减七和弦、变和弦，还有各种和弦外音。但是他抛弃对西洋创作手法的简单模仿，依据中国民族审美习惯，积极探索出“中国派”的多声创作手法。

（三）追求作品的真实感和时代气息

最能代表赵元任创作风格的是反映“五四”时期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如《上山》充满豪气和激进；《也是微云》抒情与激动兼而有之；《小诗》，则表达了对“五四”时期著名人物陈独秀被捕入狱后的怀念，淳朴真挚。这些作品真实反映了“五四”以后知识分子的时而奋进沮丧、时而沉思激动、时而惆怅向往等等复杂的感情。表面看起来相当抒情的这些作品，却真实地描绘了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表面看来抒写爱情的一首首歌曲，却真实地反映了冲破封建礼教，寻求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的时代精神。这也是“五四”民主科学精神的具体体现。赵元任的杰作《教我如何不想他》和《海韵》，现在仍然充满光彩感人的艺术魅力。人们只要一想到《教我如何不想他》便会沉浸在整个歌曲的情绪之中，它所达到的抒情效果，远远超出一般爱情题材的歌曲，而升华为更高的境界。人们不会要求从这首作品中吸取什么力量，得到的却是真诚、执着而丰富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