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管弦乐与声乐的蓬勃发展

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国音乐的历史也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阶段，在民族器乐、民族管弦乐、西洋管弦乐、室内乐方面崭露头角。

（一）民族器乐独奏曲的初春

民间器乐艺人接受了专业音乐的训练，技巧和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涌现出了一些名传遐迩的民乐演奏家。各音乐院校民族器乐专业又不断培养出新的青年演奏家和才华横溢的作曲人才。此时期的民族器乐，将我国近代音乐史上以刘天华为代表的专业创作和以阿炳为代表的纯朴而凝练的民间音乐创作很好地结合起来，民族器乐独奏曲创作及编曲可谓百花争艳。笛曲有以深邃细腻的传统韵味和润丽秀美见长的南派代表笛家陆春龄的《鹧鸪飞》《欢乐歌》，高亢粗犷和刚劲质朴为特色的北派代表笛家冯子存的《喜相逢》《闹花灯》、刘管乐的《荫中鸟》等；古筝曲有赵玉斋的《庆丰年》等；笙曲有胡天泉与董洪德的《凤凰展翅》等；唢呐曲有任同祥等人的《百鸟朝凤》等；二胡曲有黄海怀的《赛马》等；中胡曲有刘明源的《草原上》等；琵琶曲有王惠然的《彝族舞曲》、王范地的《送我一支玫瑰花》等；扬琴曲有郑宝恒的《万年欢》等；双管曲有王石路等集体创作的《江河水》等；维吾尔族热瓦普曲有乌斯满江的《天山的春天》等。

（二）民族管弦乐的成长

1952年，上海民族乐团、中央歌舞团民族管弦乐队成立。1953年，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成立。1956年，中国电影乐团民族管弦乐队成立。1960年，中央民族乐团成立。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成立后，率先对民族管弦乐队编制进行了开创性的变革，确立了以拉弦乐器、弹拨乐器、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组成的大型民族乐队的结构体制，大大提高了我国民族管弦乐的艺术表现力，使之既能演奏我们民族的古典乐曲，又能表现具有各种特点的民间乐曲，同时也适合于表现我们当今生活及思想感情的新创乐曲，民族管弦乐的创作进入了繁荣兴旺的新阶段。

（三）中国西洋管弦乐的开拓(www.xing528.com)

1949—1959年，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继建立了相当规模的管弦乐团，如上海市人民政府交响乐团（1952年改称上海乐团交响乐队，1956年定名为上海交响乐团）、中央歌舞团管弦乐队（1956年改为中央乐团）等，有力地推动了交响音乐的创作。较优秀的中、小型管弦乐作品有刘铁山与茅沅的《瑶族舞曲》，王义平的《貔貅舞曲》，江文也的交响诗《汨罗沉流》，马思聪的《欢喜组曲》，李焕之的《春节组曲》，瞿维的组曲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施咏康的交响诗《黄鹤的故事》，辛沪光的交响诗《嘎达梅林》，何占豪与陈钢的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施万春等人的《节日序曲》，刘诗昆、孙亦林等人的《青年钢琴协奏曲》，刘守义与杨继武的由管弦乐伴奏的唢呐协奏曲《欢庆胜利》等。较优秀的大型管弦乐作品有马思聪的《第二交响曲》、江文也的《第四交响曲》、王西麟的《云南音诗》、马思聪的《A大调大提琴协奏曲》等。

（四）中国声乐的勃发

新中国成立后，作曲家们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热情，要用崭新的歌曲抒发中国人民高昂的情绪，涌现出一大批人民喜爱、久唱不衰的优秀歌曲。如王莘的《歌唱祖国》，罗宗贤与时乐漾的合唱曲《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马思聪的《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美丽其格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石夫的《牧马之歌》，刘炽的《我的祖国》，吕远的《克拉玛依之歌》，田歌的《草原之夜》，朱践耳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秦咏诚的《我为祖国献石油》，吕其明的《谁不说俺家乡好》，王永泉的《打靶归来》，郭颂的《新货郎》，赵开生的《蝶恋花·答李淑一》，雷振邦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晨耕、生茂、唐诃、遇秋的合唱曲《长征组歌》，刘炽的合唱曲《祖国颂》，彦克与吕远的合唱曲《七律·长征》，等等。另有一大批改编作品，如瞿希贤改编的内蒙古民歌合唱曲《牧歌》，麦丁改编的彝族撒尼人民歌合唱曲《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通福的《敖包相会》，孟贵彬、时乐蒙改编的云南民歌合唱曲《小河淌水》，王方亮改编的陕北民歌合唱曲《三十里铺》，王洛宾的《高高的白杨树底下》，葛顺中编曲的新疆民歌合唱曲《送我一支玫瑰花》，杨嘉仁改编的新疆民歌合唱曲《半个月亮爬上来》，王震亚编曲的古曲合唱曲《阳关三叠》，丁善德编曲的哈萨克民歌《玛依拉》，四川民歌《桂花几时开》，孙云雁改编的榆林小曲《五哥放羊》，黎英海改编的哈萨克民歌《嘎俄丽泰》，塔塔尔民歌《在银色的月光下》，等等。

（五）中国现代歌舞、舞剧和歌剧音乐的兴盛

歌舞形式的音乐在我国的宫廷、官府和民间一直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有着悠久的传统和非常丰富的艺术积累，发展到现代，又与西方专业化的音乐形式、技法相结合、融合，开始有了新的飞跃发展。优秀舞蹈音乐有刘铁山的《瑶族长鼓舞》，乔谷、刘炽的《荷花灯》，程云的《红绸舞》和他编曲的云南彝族民族舞蹈《阿细跳月》，吕冰编曲的《花儿与少年》，罗忠镕的《孔雀舞》，安国敏的《顶水舞》，明太的《鄂尔多斯舞》，管荫深的《剑舞》，等等。舞剧音乐创作比较成功的作品有张肖虎的《宝莲灯》，商易的《小刀会》，彦克、郑秋枫的《五朵红云》，吴祖强、杜鸣心的《鱼美人》和他们与施万春等共同创作的《红色娘子军》，严金萱等人编曲的《白毛女》，多位作曲家集体创作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等等。这期间，由于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歌剧院，为中国歌剧音乐的创作走上专业化的剧场艺术轨道创造了条件，涌现出了一些较好的歌剧作品，如梁寒光的《王贵与李香香》，马可、乔谷的《小二黑结婚》，张敬安、欧阳谦叔的《洪湖赤卫队》，羊名、姜春阳和金砂的《江姐》，石夫、乌斯满江的《阿依古丽》，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