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钦韬
以铁路、公路、轮船航运为代表的近代交通是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标志。以铁路为例,目前学界对铁路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多集中于货物运输(物流)与产业、商贸以及城镇体系的变迁问题[1],旅客运输(客流)与人口流动的关系及其影响的研究尚不多见[2]。事实上,不仅是铁路史研究,现有交通史研究普遍存在的一个总体性问题是：对“物”关注较多,而对“人”着墨甚少。
人口流动[3]、迁移问题长期以来都是人口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4];而人口向城市集中已成为“城市化”一词被普遍接受的概念解释之一,因此成为学界的关注焦点[5],其中关于农民离村和劳动力市场的问题自1930年代以来也备受瞩目[6]。但是,上述两方面的研究成果多致力于对人口流动的背景原因、数量规模、地域分布、经济社会影响等问题的探讨,而鲜有对其行进方式和交通工具的考察分析。或许此项内容并非该领域中的核心议题,但人口流动与交通的关系和影响不可谓不密切、不深远,当前的“春运”即为最典型之个案。实际上,近代中国也同样存在着程度不同但性质相近的人口运输问题。因此,近十余年来学界已有三项研究关注于此：侯杨方简要分析了铁路在救灾与移民中的作用,池子华认为交通对离村农民空间流动的影响力最为显著,并对铁路的相关功能作了初步阐述[7]。李楠的研究则着实迈进了一步,他凭借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东北地区移民和铁路发展的历史数据,利用移民重力模型对该时期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得出与池子华类似的结论：铁路发展对移民的影响超过人口压力、工资率差异等其他各种因素[8]。但以上著述限于其研究目的,一般都侧重于论述交通对人口流动的影响,较少顾及人口流动对各交通行业兴衰的反作用,而现有交通行业竞争与发展的论著对其内在动因和变迁理路的研究亦不够深入[9]。(www.xing528.com)
再回到当前交通史的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相关论著均缺乏长时段的定量分析,进一步而言,难以透析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究其原因,一部分是因为未能充分利用交通管理部门的档案、统计数据等“内部”资料,而仅仅采用沿线地区经济社会的概况介绍、新闻报道、调查报告等“外部”资料。虽然后者的重要性固不待言,但其调查对象并非交通路线本身,难免与交通部门产生隔膜,调查手段也存在各种缺陷[10],甚至所具有的某种宣传性质都降低了其在交通史研究中的价值。
有鉴于此,拙文将以1895至1936年[11]的长江三角洲地区[12]为中心,以铁路部门和区域内各海关的“内部”统计资料为主体[13],通过分析铁路旅客运输数量(简称客运量)的方法,回答通过铁路运输的这部分人口(包括区域内部及周边地区向区域内的两个部分)是怎么流动而来的,又是怎么流动而去的?这其中具有什么样的特征?而人口流动又是如何推动交通行业内部的竞争与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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