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北、东、南三面的湖群区,也是水上流动渔民分布的重点区域。根据这些区域的少许调查资料可复原水上渔民生活的一些侧面,例如1948年天主教会对常熟塘角地区渔民的生活状况作过简单调查：
渔民是水上的居民,他们的生活与陆上居民的生活,全然不同。他们没有宏敞舒适的房屋,也没有精美光亮的桌椅,没有温暖柔软的床铺。他们一家大小,都住在一只小小的船中,一家的衣食,全靠每天捕鱼所得。他们过着漂泊的生活,停船之处没有定所,今天在东,明天在西,但他们忍苦耐劳的精神,着实可嘉,虽在风雪狂吹火伞高张之下,还是不断地工作。[27]
这段描述认为“漂泊水上”是一种艰苦生活,尽管渔民本身的自我感知并不一定如此。我们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档案资料中也多可看到流动渔民对过去贫苦生活的回忆,其中也掺杂一些意识形态的因素,并不可全部取信,所以还应发掘渔民群体本身的感受来复原水上渔民的生活,但目前这种资料是缺乏的。上引资料为天主教会的记述,其中可能也存在为强调渔民入教的必要性而夸大其词的成分,这一点应客观对待。
由于太湖渔民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其同陆上社会的联系相对疏松,甚至某些方面处于隔离状态,造成其文化教育水平和政治意识整体较低。1935年,一名曾经在湖上担任教师的知识分子所作的一篇考察文章,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太湖渔民的教育状况及其对待教育的心态：
太湖中所谓教育者,只不过识得几个他们终身很不需要的字而已。目前湖中有六位先生,大半年已接近半百,其中一位已七十二岁了,目前曾被这些先生教过的成人,读过的书是背得出的,但你写一个字给他识,他会回答不识,其实他们读过的书中是有的,比较用心一点的他们可识得一些关于他们如“鱼、网、水、湖、天、地”等的日常用的字,然而写字是很少有机会拿到手在写的,讲到写信或寄信这些,他们一点都不知的,根本一半也是用不着写信寄信。(www.xing528.com)
他们的生活简单到除了捕鱼卖鱼外,其他便是买米、买柴、买油盐酱等。至于其他的知识,他们幼稚得看见警察喊老爷的。
教育是这样腐败这样使他们不适用,但他们仍旧浑浑噩噩,使他们的子女受这样的教育,在一般普通稍懂一些社会情形的人看来,这种渔民是要被认为未开化民族的。
渔民对于自己子女所需的常识,倘使一个儿子读了两年书会记鱼账,会计算鱼价若干,会写张借票文书,那是心满意足的了。目前能达到这地步的学生很少很少。[28]
闭塞的生活环境和世代相传、实践性很强的生产技术,使水上渔民对文化教育没有过高的需求,但他们毕竟要同陆上社会打交道、做交易(甚至通婚),逐渐也认识到识字的必要性,尤其是一些拥有大船的富裕渔民,“也要请先生教他们子女的书”,几家联合起来在船上开设私塾[29]。整体而言,民国时期的太湖渔民即使已经开始意识到子女教育的重要性,也仍然是出于商品交易、同陆上社会联络的生存需要,与中国社会传统的读书从仕、齐家治国等学习和教育观念是有较大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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