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地名演变机制及历史记忆功能

在纷繁复杂的各类城市地名中,城市区片地名的历史地理特征和文化遗存机制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实体地名向区片地名的演化过程,能够十分贴切地反映一个地域从乡村向城市发展中自然、人文景观的变化与人地关系的基本特性。因而,城市区片地名对于区域史、城市史研究的“证据”功能及其对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价值,均应得到更多关注。

本文对于上海城市区片地名演变机制的考察首先反映出：原有乡镇型实体地名中的一部分向城市区片地名转化,而大部分被城市化所淘汰,这是一个客观的、不可逆转的趋势,同时也是城市地名与原有乡村地名既联系又区别的一条重要纽带。

在不同的城市区域,已经形成的城市区片地名与原有乡镇地名的继承和转化关系是有差别的,地名的城市性由“边缘区”、“扩展区”向“核心区”显示出逐渐增强的特征。在上海城市“核心区”,古代乡镇聚落地名的保留极为稀少,而由近现代标志性的城市景观名称、市政设施名称转化而来的区片地名,以及城乡元素相互融合的地名数量相对较多;“扩展区”的乡镇聚落地名遗存相应增加;而在城市化时间最短的“边缘区”,其现行的区片地名则主要是由原有的乡镇聚落地名转化而来。可见,传统乡镇地名向现代城市地名的演变,毫无疑问地会将那些与城市文化特征不合拍的传统地名逐渐过滤掉,城市化时间越长,城市地名中区域环境原始特征的遗存能力愈弱。地名的区片化过程,使多数比较普通的乡村景观地名,随着城市更新的步伐和社区升级改造的进程而逐渐从城市地名体系中淡出,这是一个客观规律。正是由于这种淘汰过程的存在和持续,城市地名与乡村地名才具有本质的文化差异,此差异随着城市化的深入愈加明显。

另一方面,也正是通过地名的区片化过程,才使得典型的地域性景观记忆和历史地理元素在城市文化的肌体内继续存活并长期延续。城市区片地名历经时间的洗练而沉淀,不仅能够将地域性的自然、人文地理景观、传统乡村聚落景观等方面的典型记忆有效保存下来,而且能将这些元素充分融入现代城市文化。具体到上海地区,如果原来的名称含有“桥”、“浜”、“汇”、“浦”、“里”、“弄”等具有江南水乡景观特色的通名语汇,或者曾经依托知名度较高、经济辐射力较强的传统聚落实体,或者与大家族、历史名人等有渊源关系,该名称抽象演化为城市区片地名的可能性就较大。这一特殊的演变机制,使城市区片地名成为城市历史记忆的“活化石”,其所保存的历史记忆将作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长期稳定地传承下去,这在地名文化中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一种现象。

其次应当注意到,实体地名向区片地名过渡的过程,主要是一个文化自沉淀和社会综合推动过程,城市管理者和规划者应当充分认识这一内在机制,合理把握政策干预的“度”。

传统地名在向城市区片地名转化时,其语义和社会影响力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地理空间扩散,形成一个以“源地名”为核心的新的地名网络,就是地名区片化过程中的一个值得重视的自在现象。以上海市普陀区“真如”区片名的形成为例。真如镇历史悠久,自元代延祐七年(1320年)真如寺建立后,人口逐渐集聚成镇。19世纪末期以后,随着上海都市区向周边乡村地区的扩张,真如镇区逐渐向中心城区过渡,“真如”也开始向城市区片名过渡。此后,以真如为“源地名”而命名的新地名不断产生,包括真如车站、真南路、真金路、真如体育场、真如新村、真如西村、真如文化馆、真北中学、真西新苑等各类单位和实体。该过程延续了大约一个世纪,现已形成一个以“真如”为内核的地名网络,这一方面使真如市镇的实体性逐渐淡化,另一方面又使真如所代表的地理空间范围和社会文化内涵逐渐泛化。在2000年之后的上海市区地图上,真如开始以区片地名的面貌出现,证明其区片化过程正式完成,而这一过程中出现的语义空间扩散现象,虽历经晚清(如真如车站建于1908年)、民国(如真如体育场1940年建成)直至1949年后的新中国,但以“源地名”为核心的指向一直非常明确,这期间除了官方规划的自觉性之外,其遵从地名演化和命名的内在规律、考虑民间使用习惯,恐怕也是重要的因素。

区片地名的最终形成,往往是官方意志与民间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而区片地名的最初概念,则一般缘起于民间层面,体现着民众对自己所生活空间的名称化认同和历史沿革过程的记忆。

以沪西“曹家渡”的民间使用与官方推动过程为例来说明。曹家渡地名缘起于明代隆庆、万历年间(16世纪70年代前后),因曹氏祖先在上海县西吴淞江边设置义渡而得名。此地因渡口逐渐形成较为繁华的市集。上海开埠以后,曹家渡一带因地理位置优越成为商业兴盛、交通发达的地区,吴淞江上增建了船埠码头。至20世纪20年代后期,渡口不敷应用,在其东首建造了木结构的曹家渡桥(亦称三官堂桥)。该渡裁撤后,曹家渡作为一个区片地名,被长期沿袭下来^[25]。曹家渡虽然成为沪西一带重要的区片名,但其涵义发生了转化,在20世纪初期以后,它一直是作为沪西棚户区、工厂区、工人聚居区的代名词而被使用的,该名称能够延续下来,除其悠久历史外,也与该区片在城市化时期仍然保持其强盛的交通优势和人口吸纳能力有关。

曹家渡能够由实体地名抽象成为区片地名,与民众的习惯性使用及所赋予其的独特文化内涵有着直接的关系。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报纸,已经驾轻就熟地将曹家渡赋予了鲜明的底层文化内涵,例如,《文汇报》一则新闻的措辞：“曹家渡圣约翰大学附近之棚户区域,于前日午夜十二时五十分,发生火警,时适西北风怒号,风助火威,一发不可收拾……”^[26]《新民晚报》一篇涉及曹家渡的短文更具有调侃意味：“西北角的曹家渡,是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到市区来打伤了人,说声‘阿拉曹家渡来的’,必有人来‘临你的盆’。上海打相打的白相人,都聚集在曹家渡。”^[27]这说明,曹家渡作为沪西工厂区、草棚区、工人聚居区的地名指称功能,在该区域城市化的早期已经形成并被民间广泛认同和接受。直到今天,曹家渡的棚户区景观特征和偏于低端的人口结构特征,仍然是各类报道文字经常触及的话题。虽然今天曹家渡区片名的城市性更强,但它在形成过程中沉淀下来的历史地理特征可能会始终伴随着其今后的延续过程。

所以总的来看,民间层面的实际运用是保持地名文化记忆存活和延续的最基本途径,而官方的规范和管理则可起到引导和强化的作用。例如,上海市测绘院在其出版的各类城市地图上,将“曹家渡”作为主要区片地名来标注,就使得该地名被更多市民所认知,其所代表的地理范围和文化内涵也会引起更多民众的关注,无形中确认和强化了“曹家渡”在上海地名文化中的地位。

还需注意的一个问题是,随着上海人口来源的复杂化和更新加快,上海市民的结构加速变化,一些有着丰富历史内涵的城市区片名可能会随着“老上海”们的减少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时,如果没有政府力量的介入和规范性管理,区片地名所代表历史文化记忆的消失将逐渐显现。所以,在某些特殊的条件下政府层面的有意识宣传和规范,对于城市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来说可能要超越民间习惯力量。政府力量与民间力量在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应互为依托,互相促进。

城市区片地名的演化机制,也向研究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如果不重视城市地名的科学分类和其本身的演化过程,仅仅因为大量历史地名的消失而盲目呼吁传统地名的保护,是一种笼统和不认真的态度。真正需要认真探讨的是,大量消失地名背后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历史选择机制?人为规划与地名系统本身的演化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哪些是可以人为控制的、哪些是不可逆转的?在此基础上,服务于城市地名的管理、规划和运用,才可能落到实处。

【注释】

[1]本文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0JJDZONGHE003)、上海市哲社规划项目(2011BLS005)、2011年度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重点项目(12ZS115)资助。

[2]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现代地名学,更加强调将地名作为环境与社会变动研究的证据,将地名直接作为研究的史料来源,不再停留在对地名本身涵义与语音语义的单向分析。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地名学界亦出现将地名作为文化史专门研究证据的倾向,较有影响的著作为Iwan Wmffre,Language and Placenames in Wales—the Evidence of Toponymy in Cardiganshire.Cardiff：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2003;Phukan Sarat Kr,Toponymy of Assam.New Delhi：Omsons Publications,2001;Lawrence D.Berg and Jani Vuolteenaho,Critical Toponymies：the Contested Politics of Place Naming.Farnham,England;Burlington,VT：Ashgate Publications,2009。

[3]石超艺《城市化进程中地名文化价值的量化分析——以上海市乡镇级地名为例》(《城市问题》2010年第1期,第27—31页)一文认为：我国各地城市地名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对明显的矛盾,一方面苦于好地名难觅,盲目模仿造成地名趋同、文化内涵浅俗等现象突出;一方面又忽视对原有老地名的保护,不少内涵丰富、历史悠久的老地名遭到弃用,使原本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地名文化不断弱化。基于此,本文制定了“历史性、文化性、知名度、合规性”四个指标,对上海中心城区周边乡镇地名的文化价值进行了量化评估,结论认为,应该按照得分高低对百年以上的老地名进行重点保护。石文并未提及如何将主观性的乡镇地名历史文化含量评估结果,与城市化过程中地名的自然演化规律相互调适,仍然属于一种理想化的地名文化保护观点。朱竑等《城市演进视角下的地名文化景观——以广州市荔湾区为例》(《地理研究》2009年5月第28卷第3期,第829—837页),指出了城市地名与一般性的区域地名的大致区别,也认识到应当研究城市历史地段的地名演进过程,但仅使用2003年和1983年两个年份的地图作为地名提取的依据,对地名的历史演化过程缺乏长时段的历史资料检索和历史学考证。随着联合国对包括地名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系列指导文件的公布,我国各省市也相应出台了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对城市地名中蕴含的文化遗产价值比以往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这将催生出更多关于城市地名演化机制与文化遗产保护关系的研究。

[4]杭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杭州市志》,《建置篇》第四章第三节“市区区片地名”,中华书局,1997年。

[5]上海地名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地名志》附录之“专记——上海旧城厢的地名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

[6]参见《上海市地图集》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市地图集》中心城各区图幅,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

[7]参见上海市测绘院编《上海市地图册》中心城各区图幅,中国地图出版社、中华地图学社,2000年。

[8]参见(民国)上海市地政局编《上海市全图》(单张版),中华地图学社,2006年复制版,根据1948年大东书局彩印本。(www.xing528.com)

[9]参见地图出版社编《上海市市区图》(单张版),地图出版社,1956年。

[10]本文将今上海中心城区划分为核心区、扩展区、边缘区三类,主要是考虑上海城市空间第一轮规模化扩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之前)乡村景观向城市景观过渡的时间顺序,以及地表景观受近代租界城市空间影响程度的差异等因素,此分类与现代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学科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划分标准不一,主要便于本文历史地理之研究。

[11]南市区人民政府编《上海市南市区地名志》(内部资料,未出版)第五章《习称地名居民点》“概况”,1982年内部印刷本。

[12]南市区人民政府编《上海市南市区地名志》(内部资料,未出版)第五章《习称地名居民点》“概况”。

[13]静安区人民政府编《上海市静安区地名志》第一章《行政区划地名》“沿革、概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

[14]卢湾区人民政府编《上海市卢湾区地名志》第一章《行政区划地名》“卢湾区概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

[15]资料来源：《上海市地图集》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市地图集》中心城区各区图幅,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上海市测绘院编《上海市地图册》中心城区各区图幅,中国地图出版社、中华地图学社,2000年;上海市测绘院编《上海市实用地图册》中心城区各区图幅,中国地图出版社、中华地图学社,2010年。各区片地名的缘起类型及时间的确定,系根据各区地名志及笔者研究积累。

[16]资料来源：《上海市地图集》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市地图集》;上海市测绘院编《上海市地图册》;上海市测绘院编《上海市实用地图册》。各区片地名的缘起类型及时间的确定,系根据各区地名志及笔者研究积累。

[17]〔民国〕钱金总纂《江湾里志》卷一“舆地志”,民国十二年(1923年)稿本重印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

[18]徐汇区人民政府编《上海市徐汇区地名志》第2章“区片：徐家汇的形成和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

[19]虹口区人民政府编《上海市虹口区地名志》第1章“行政区划地名：区片地名”,百家出版社,1989年。

[20]虹口区人民政府编《上海市虹口区地名志》第1章“行政区划地名：区片地名”。

[21]闸北区人民政府编《上海市闸北区地名志》第2章“闸北区区片地名简述”,百家出版社,1989年。

[22]资料来源：《上海市地图集》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市地图集》宝山区各图幅;上海市测绘院编《上海市地图册》宝山区各图幅;上海市测绘院编《上海市实用地图册》宝山区各图幅。各区片地名的缘起类型及时间的确定,系根据宝山区地名志及笔者研究积累(宝山区人民政府编《上海市宝山区地名志》,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年。)

[23]详见上海市测绘院编《上海市实用地图册》浦东新区各图幅。

[24]厉进超《三林史话》,2008年11月24日(《浦东档案信息网》—“浦东记忆”—“文史大观”—“城市变迁”),http：//pdda.pudong.gov.cn/pddaxxw_csbq。

[25]普陀区人民政府编《上海市普陀区地名志》第二章“地片、区片”,学林出版社,1988年。

[26]《曹家渡大火：焚毁草棚二百余间,棚户区五六百人流离失所》,《文汇报》1939年1月29日第7版。

[27]《公馆、棚户区、船家——在大上海的边缘》,《新民晚报》(上海)1946年7月11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