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杨浦、闸北、虹口、徐汇四区覆盖的范围,城市化时间相对较晚,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属于城市扩展区范围,80年代后才加速向中心城区转化。该四区的区片地名文化特征如表2所示。
表2 上海城市核心区的区片地名缘起类型及其文化表征功能[16]
续表
统计发现,这四区的区片地名所保留的文化遗存,也同核心区的区片地名一样,包含“古代景观地名”和“近现代市政设施地名”这两个主要类型。但有一点与核心区明显不同,即该四区“古代聚落地名”的遗存现象比较突出,这是颇值得分析的。
表2中以黑体字突出显示由古代聚落地名演化而来的区片地名或与古代聚落特征有关的近代命名。经过考证后发现,这些古代聚落地名一般与该地原生的自然景观有伴生关系,由此类聚落地名演化而来的城市区片名,从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地域性自然环境和人文特征的文化遗存与再现。以今虹口区区片名“江湾”为例,其缘起景观是虬江(吴淞江故道)的一个河湾,曾经是上海地区重要的出海港口;这里从宋代就沿河湾出现了市镇型的聚落,明代遭倭寇毁坏,后再度生成聚落,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上海中心城区内的一个现代化居住社区。江湾地名演变的前半段历史详见于《江湾里志》：(www.xing528.com)
市始于宋,自胡陆湾桥起,沿河向东,坐落走马塘北岸,为今之雨号十五图。明嘉靖间,遭倭寇之乱,荡然尽毁。既而日久生聚,就保宁寺东西营造寺屋,恢廓成镇。东自景德观,西讫今之西庙止,计长六里,南北广一里,大小商铺三百余家。坐落袁长河、走马塘北岸,跨今之殷号六图,雨号二十五图,而兼及雨号十五图,其全境区域原包括彭浦、殷行之一部分。道光而后,始分设彭浦、殷行两厂,今仅领三十图。[17]
江湾地名演变的后半段历史,是指其实体地名的抽象化过程。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江湾镇之行政建置已于2006年撤销,改为街道办事处,这标志着经过长时间的历史沉淀,江湾已由一个聚落实体地名最终演变成为一个抽象性的城市区片名。在最近几年的上海城市地图上,江湾均被以区片名的体例做了突出的标识,相对于1997年、2000年地图上未做标识的状况,这是一个明显的变化。
表2中的“徐家汇”区片名,亦缘起于乡村聚落名,作为其前身的自然景观,是原来蒲汇塘、肇嘉浜和李漎泾三条河流的汇合处。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徐光启葬其父徐思诚于三水汇合处西侧,并在墓旁结庐守制,在此进行农业实验。徐光启死后亦归葬于此,之后其家族一部分人也由南市迁来定居,逐渐形成了聚落。上海开埠后,此处成为天主教活动的中心,先后建起耶稣会修院、圣母院、圣经院等宗教建筑,徐家汇在较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上海著名的宗教、文化中心,开始了乡村聚落向城市聚落的转型[18]。租界时期这里是法租界的城市扩展区,新中国成立后,徐家汇进一步演变为上海城市西南部的商业、文化重心。徐家汇在由实体地名向区片地名转化的过程中,其原先的自然景观底蕴与后来的城市文化内涵是一种和谐的相互促进和交融关系。
另一区片名“虹镇”,则因最初的乡村聚落在虹口港畔兴起而得名[19],从而保留了古代河流与聚落相互依存,继而向商业型市镇发展的历史记忆。今天虹镇所指的地理范围,已经不再局限于当初的商业老街,而是泛指“虹镇老街、飞虹路、飞虹支路所形成的三角形地区及其毗邻地带”[20],早已不是当初聚落实体的空间意义了。闸北区“谈家桥”区片的由来,是因为谈姓聚居地附近彭越浦上有一座重要桥梁,也属于水乡河流景观与乡村聚落景观相互交融的类型。据《闸北区地名志》载,谈姓聚落最早形成于明晚期,名“谈宅、谈家观音堂宅”,民国初期该处城市化起步,市面兴盛,居民增多,谈宅遂成为大型村镇,即以桥梁为名,定名“谈家桥”[21]。村落、河流与桥梁相互伴生,在江南水乡是再正常不过的景观组合,为何直到民国初期谈家聚落才以桥梁命名,还值得再考证,但谈家桥之名由于能够反映区域环境特征和该村镇后来的经济地位,而逐渐沉淀为今天的区片地名,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村镇型的谈家桥聚落已在1990年代消失,为城市社区所替代。
由此我们发现,与区域自然环境与人文特征都有着密切联系的传统乡镇聚落地名,确实是城市区片地名的一类重要来源。上海地区乡村聚落地名向城市地名演化的路径大致如下：当最初的人口集聚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往往取附近标志性的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之名来给村落命名,同时也融入家族姓氏等人文要素,以增强其名称的可辨识性和独特性。但乡镇地名初步形成之后,其文化影响力是否能够逐渐扩大,以至于能够在城市化进程中顺利地融入到城市区片地名体系中,就要看该乡镇地理位置、经济实力、文化辐射力等因素的综合影响程度了。例如,表2中因“江湾”而起的“镇南”、“镇北”两地名,也是两个比较重要的市镇聚落地名,但因为其距离江湾中心镇较近,受江湾经济空间的辐射较强,所以虽然曾经短暂地成为城市区片名(1997年版《上海城市地图册》上做了标识),但却很快又退出了(2010年的《上海市实用地图册》和刚出版的2011年《上海市道路图》上,均未见标识)。这说明乡镇聚落地名中那些经济、文化、交通地位比较重要的中心村或中心市镇(包括基层行政中心和自然形成的经济商业文化中心)地名,进入城市区片地名系统的可能性较大。另外,是否曾经做过基层政区的名称,从某种程度上也可加重其成为城市区片地名的砝码。
然而,上述由扩展区分析而发现的规律却不一定适用于整个中心城区,古代乡镇聚落地名的遗存能力在城市化时间不同的区域是有空间差异的。由前文已可看出核心区与扩展区的差异,下文再分析边缘区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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