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地理评论：城市区片地名概念

城市地名体系包括马路街道名称、建筑物名称、社区名称、组织机构名称等,与乡村地名相比,明显具有数量繁多、包容性强、开放性和现代性的特征,例如,许多中国城市街道的命名,就经常借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大都市的名称,以显示城市文化的开放与融会贯通;一些区域中心城市的街道,也常常用本地区一些县份的名称或者区域内的代表性景观来命名,体现出城市地名的文化包容性与地理空间内涵的宽广。但是,就地名作为区域环境史与社会文化史研究之“证据”这一基本功能来讲,城市地名在承载历史记忆的功能方面与乡村地名的差别是比较大的,即并非所有城市地名都能成为本区域史的“证据”,这就不如乡村地名的“证据”功能那么单一。一般来讲,城市地名中大量存在从异质文化中借鉴而来的名称,其史料价值比不上那些本土滋生、转化进而延续下来的地名,后者经过城市化过程的洗练和沉淀,具有突出的区域史、城市史“证据”功能。举例来说,上世纪90年代,因上海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设立而以中外著名科学家命名的一批路名,如居里路、祖冲之路、郭守敬路等,就具有借鉴他文化的显性特征,其内涵与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科学技术属性相当合拍,但却不具有佐证本区域历史地理发展过程的功能;相比之下,上海老城厢一批以姓氏命名的马路,如侯家路、陆家宅路、康家弄、盛家街等,却与古代上海县城几大家族的聚居地有直接关系,此类街道名称传承至今,对研究上海移民史和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结构变化均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本文所关注的城市区片地名,整体上属于在区域史和城市史研究方面具有显著“证据”功能的地名类别,其能够十分贴切地反映一个地域从乡村向城市发展过程中自然、人文景观的变化与人地关系的基本特性。但是,由于目前地名研究界对该类地名尚缺乏关注,并未形成明确的理论认识,因此本文的首要问题是给予城市区片地名一个明确的定义。

之前关于城市区片地名的某些论述,主要见于一批新编的城市志和城市地名志,例如,1997年出版的《杭州市志》将其定义为：

区片地名泛指某一知名点及四周附近地区,无明确的界线,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却使用频繁,并且久用不衰。由于城乡建设的发展,出现了许多自成体系的居民点——新村和集镇,它们作为地名的性质与功能,和区片类似。^[4]

此论述强调区片地名具有三个特征：其一,无明确的地理边界;其二,延续时间长,具有历史属性;第三,能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传统乡镇向现代城市演变过程中的自然与文化特征。这个定义虽未上升到学术研究的理论高度,但起码暗示了城市区片地名在城市史研究领域的特殊价值。1998年出版的《上海市地名志》被认为是一部学术性较强的地名志著作,其中将区片地名作为一个规范性的语汇频繁提及,却未对其进行概念上的界定,然而从其行文中亦可看出,编写者倾向于将区片地名作为区域开发史的“证据”和城市文化的“活化石”。例如在“上海旧城厢的地名文化”一节中,编者如是叙述老城厢区片地名的形成：

拆城以后(指上海县城墙在1912年拆除,笔者注),原十座城门的俗称,后来都沿用为区片名,如老西门、大东门等。地名的历史和文化是人民创造的,如今在上海旧城厢地区所留下的历史遗存、文化遗存已为数不多了,只有少数留下它的“化石”——路名或区片名,如蓬莱路(以蓬莱道院得名)、学院路(曾名敬业路,以敬业书院得名)、白衣街(以白衣庵得名)、徽宁路(以徽宁会馆得名)、大境路(以大境关帝殿得名)、也是园弄(以也是园得名)、刘家弄(以刘屿宅第得名)、老西门(原城门仪凤门的俗称)等。^[5](www.xing528.com)

为了给区片地名一个更贴近学术研究需要的定义,笔者特别对城市地图的标识体例进行了长时段的考察。地图所标识的地名,虽然较大程度上体现了城市政府部门对地名体系的规划意志,但毕竟还是立足于社会现实中民众对地名的使用情况,体现了社会层面对地名文化的理解和记忆,所以,对区片地名在地图上的标识体例进行研究,再结合各类城市志的已有界定,可对城市区片地名的学术概念作出一个较为综合的判断。

最近三十年来我国公开出版的各类城市地图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地名标识体例,即以相对突出的带背景色字体所标识的“区片地名”。在经过一段磨合期之后,此类地名的标识已走向常规化。在2010年版的《上海市实用地图册》中,中心城十二个行政区范围内标出的区片地名就达到一百一十七个,涉及古、近代不同历史时期已消失的自然、人文景观名称和当代新出现的城市标志性景观,以特殊的地图语言,在阅读者面前呈现出一个丰富多彩、时空交叠的历史想象空间。相较于1997年上海城市地图上标识的区片地名三十九个^[6]和2000年的六十八个^[7],2010年版地图在区片地名的标识体例、呈现的数量和标记技术方面已经相当成熟,这表明城市区片地名的历史记忆功能正逐步被政府管理部门和城市规划部门所认知。

在我国,区片地名在城市地图上由“了无踪影”到“遍地开花”,经历了大约一个世纪的过程。20世纪30年代曾世英主编《中华民国新地图》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地图编绘技术和体例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与此相适应,城市地图从景观内容的详细程度到标识体例的科学程度都比古代方志中的治所城市地图(主要是显示标志性景观相对位置的示意图)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但区片地名这一类别,在整个民国时期基本很难在地图上找到。就笔者所见民国上海市区图及其他城市旧地图中,一般找不到此类标识体例,仅在1948年版《上海市全图》中^[8],看到一处对当时工人聚居区“曹家渡”的标识,明显是指一个边界模糊的以曹家渡古渡口为中心的新兴城市区域,在视觉效果上有别于一般的聚落符号。当时曹家渡一带是上海最著名的工厂区和劳动阶层居住地,非常契合上海作为中国工业中心城市的地位,将此名称在地图上加以突出显示,是有道理的。遗憾的是,同类的其他符号在该图上却未能找到,这说明区片地名作为一种城市地图的标识体例,在民国时期尚未形成明确的概念。

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的上海城市地图^[9],在区片地名的标识上亦未有明显进步,而主要是在城市边缘区作出一些“重点聚落”式的标识,以突出指称那些基层行政中心和商业市镇,权且可将其视为城市区片地名体例的一种过渡形态,这也说明后来的区片地名概念与实体聚落概念之间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但是,“重点聚落”式的地名毕竟指的还是实体聚落,具有实实在在的边界,只有经过一定的演变过程才能转化为边界模糊的区片地名。例如,上文提到的“曹家渡”,现在已经完全从一个平民居住区实体的名称演变为一个涵盖工业、商业、住宅、河流、桥梁等自然与人文景观意象在内的区片地名。

基于上述论证,本文对城市区片地名作出如是界定：首先,城市区片地名是超越了包括聚落在内的景观实体之上的一种抽象的城市地名符号,是实体景观名称的虚化,不论其本初所依存的景观实体是否已经消失,此类地名均可在城市文化记忆层面长期延续;其次,区片地名所指代的地理空间边界只能大致确定,不同人群往往根据自己对城市空间的感知和自身经历,形成不同的“意象”边界;第三,民众是区片地名的使用主体,政府部门则对区片地名的明确化和系统化起到规范作用;第四,实体地名向区片地名的演化,能够十分贴切地反映一个地域从乡村向城市发展过程中自然、人文景观的变化特征与基本的人地关系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