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范
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多学者认识到地名在区域环境史与社会文化史研究中的“证据”功能,并在具体实践中加以运用[2]。地名作为反映地域社会变迁的多功能载体,同时也是历史记忆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略为遗憾的是,相较于乡村地名系统的研究而言,城市地名系统并未得到充分关注,尤其是关于乡村地名向城市地名过渡的机制以及该过程与区域史、城市文化史的关系,成果更显寥寥。由于我国城市化历史不长,学界对于城市地名研究范式的探索也相对滞后。
就地名最基本的“证据”功能而言,城市地名的时空分类和属性更加复杂,并不是所有的城市地名都能够反映本区域的悠久历史文化与城市化进程的特征,因为相当一部分地名是从异质文化中借鉴或吸纳而来,发生在城市化趋于成熟之后,与本区域最初的历史地理开发过程和乡村景观向城市景观的过渡并无多大关系。所以,必须在客观忠实于区域开发史的前提下,对城市地名系统进行科学的分层和界定,才可能有效地发掘不同类型城市地名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证据”功能。那么,究竟哪些类别的地名与城市化过程存在更为密切的契合关系?又与城市历史记忆存在何种链接机制?这是深化城市地名研究亟待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www.xing528.com)
近年来城市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有若干成果,已关注到城市地名与历史文化记忆的关系问题,主张保留那些历史含量高且延续到城市化时期的乡村地名,甚至还尝试制定了城市地名历史含量的量化标准,这些都是值得借鉴的,但是,其主要手段是通过语义学、语音学、统计地名起源和历史跨度等传统的研究方式,对地名的文化内涵进行整齐划一的分级[3],而并非从城市地名系统形成与演化的内在机理这一最基本的命题做起,以阐述乡村地名向城市地名过渡中的初始差异以及人地关系特征的根本差异。基于上述思考,本文以上海中心城区的区片地名为例,通过对其进行时空分类和深入的人地关系解析,来探讨城市化条件下地名演变的社会选择机制以及城市地名系统的历史文化遗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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