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梁对于水乡聚落社会生活的意义,正如清代《江东志》所云：“海浦津航乘潮上下,早晚风波有不测之警,诚险矣哉。至于桥梁,无论木石,通衢者可以济行旅之往来,野外者不过便耕耘之出入,因时乘利,不烦惠政之施,自无徒涉之虞。”[25]方志所记载水乡桥梁的名称和沿革信息十分丰富,从其与聚落发生的关系来看,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类。
其一,以宗族姓氏命名的桥梁,可从一个侧面证明其所在的村落早期起源于聚族而居的性质。宗族的单一性后来可能随着村落的扩展被打破,演变为多姓杂居,但村落起源时期单姓定居的原始记忆与开拓情形仍可通过桥梁的名称保留下来。
这方面的证据如清嘉定县《厂头镇志》所记王家桥,“在张家浜南,驾木以通南北,两岸人家数十,中多王姓”;孟家桥,“驾木以通南北,东西百步许,有一聚落,名孟家宅,中皆孟姓”;李家石桥,“驾石以通南北,严贻钟谓中书李允新家此”;侯家桥,“跨长浜出口,驾木以通南北,两岸居者皆侯姓”[26]。清上海县《二十六保志》所记徐家桥,“在十五图徐家宅东偏”;赵家桥,“在二十二图赵家宅前”[27]。清宝山县《月浦志》所记潘家桥,“在马路河,潘氏聚族而居,在镇东南四里”[28]。
造桥对于聚落发生和延续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开河。在聚落发生之初,开河与造桥同等重要,所以才会出现河浜、桥梁与村落共同使用宗族姓氏来命名的现象。由此也得见,桥梁与河浜一样,是需要聚落社会各成员共同参与营造、也可共同使用的公共资源,因此桥梁的营造机制可较好地体现聚落的共同体性质。
其二,由桥梁在社会生活中的实用性及其对聚落社会的凝聚力,逐渐生发出文化意义,首先体现在桥梁名称的吉祥性及造桥动机的向善性。
聚落进入稳定期,子孙繁衍,经济实力增强,村中桥梁的材料和坚固性也随之升级,一般是由木易石,名称也随之变得吉祥而雅致,原先取自宗族姓氏的土名逐渐消失。清嘉定《厂头镇志》所记的此类桥梁名称有万善桥、天福桥、万寿桥、五福桥、永康桥、永安桥、太平桥、聚龙桥、永丰桥、虹桥等,这种桥梁所在的村落也一般为多姓杂居、历史较长的大型村落。如其中的万寿桥,“石梁也,嘉庆二十四年,里人重修。夹河而居者,不下百家。南畔为吉家宅,中多陈姓,而吉姓实少,北畔为庄家池,庄姓居多”[29]。又如民国《钱门塘乡志》所记寿人桥,“原名寿宁,为康熙间里人姚西亭,寿其封翁八旬,翁命减宾客之需以倡建此桥者也。光绪六年有僧人今涌,联合当地善堂捐款重修,更名为寿人桥”[30]。可见人口众多、兴旺发达的村落才可能不断地重修和改建桥梁,桥梁的美称则融入了众人的美好寄托,也反过来为村落增光添彩,彰显出村庄的文化水准。修桥造桥作为乡村美事,一般有着美好的动机,典型的事件往往被载入地方文献而流传后世。
第三,桥梁修造行为向更高层次的公益性和慈善性转变,人人力争参与,桥梁最终由物质的景观实体上升为乡村社会道德教化的精神载体。跨越大河的大型桥梁的修筑,一般由官方统一组织和投资,地方大户捐资支持;而乡间造桥所需的资金(包括市镇和村庄),则为大户、富户、乡绅、衿耆等组织筹措或捐赠,即使贫穷小户人家,也无不以修桥为积德行善之举,踊跃加入其中。这种具有民间公益性质、全员参与的造桥铺路机制,在乡村聚落精神共同体的塑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桥梁之所以由一种物质性的交通设施上升为乡村道德教化的载体,首先是因为其在水乡社会生活中的有用性,其实用价值与每家每户的利益密切相关,为一日也离不开的必需设施。虽然在我国古代的各个地方,修桥铺路、解决交通需求均为聚落存续和发展的基础,但在江南水乡,建造桥梁的意义尤为重要。太湖平原的低乡地区河道宽深,泾浜密布,陆上交通对桥梁的依赖性非常高;东部高乡虽河流浅窄,但泾浜密度并不比西部小,造桥仍然为陆上交通之必需,加之水流和每日涨落的潮汐对桥梁冲击严重,对桥梁不断加固和重修也是乡村的重要事务。所以,在传统江南水乡捐资建桥的人以“易木为石”为常事。例如,清代上海县二十六保之“百步桥”,在龙华港口,初建时为木制,明万历间张云程易木架石;清朝康熙间,举人张泰、僧上机募捐重建;乾隆十年,邑令王侹重修;四十五年,周国祯等重建;嘉庆四年,徐思德创捐重建;同治十年,僧观竺募捐修葺栏杆[31]。可见,出于交通出行和聚落发展的需要,乡间维修改建桥梁的频率是很高的。参与修桥的人士包括乡间士绅、知识阶层、富户、僧侣、普通乡民等各种人群,对于交通要道上的桥梁,地方官也时有参与。
同类事例又如清代宝山县罗店镇的“丰德桥”,居镇中,俗名张家桥,明成化八年初建为木桥,清雍正八年方重建为石桥。东阳桥在镇西六里,跨练祁,初建时为木桥,道光十年里人沈树易木以石[32]。此类易木为石的案例在地方志中多不胜数,由于重建改建过于频繁,而早期造的桥一般又比较简陋,以至于地方志编纂者往往弄不清许多桥梁的初建情形,故而大多数桥梁的始创时间在方志中是缺载的。
桥梁被频繁改建的原因,主要是出于交通安全的考虑。激流对桥梁的破坏性有时难以想象,简陋的材料(例如木材)经不起流水的侵蚀,所以造桥材料需适时升级,有时地点也需变换。清代金山县朱泾镇的万安桥就曾因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而历经变迁,据《朱泾志》载：
万安桥,跨秀州塘,明洪武初建自里人宋华甫。永乐十年,僧道腴重修。弘治辛亥重建,年久而倾废。万历初,徐文贞罢相归,复建于南渡口。癸丑复坍,楚雄太守徐裕湖与朱晚庵言于方郡尊岳贡,移建北三十余丈水阔处,崇祯八年落成。至本朝顺治三年三月倾废,即广生庵前桥基也。康熙十九年,里人张仲玉、顾俊生以渡船不便,募建木桥于文昌阁前,水口狭,舟触桥柱辄覆。癸亥,程中翰白山独建大木桥于旧址之前,未及复塌。雍正元年,杨九皋等仍建木桥于文昌阁前,坏舟如故,旋复废。乾隆四十三年,程邑侯名程以水急桥易坏,与董事张扶摇、周涵、徐溶、张同庐诸君议,别浚支流以杀其势,乃于桥之西岸开池泾,东南三里通泖漕,并建木桥及池泾庙,修积骨墖。费千金,遂疏遂塞,功迄勿成。盖桥建水狭处,无论木石均碍行舟。若依旧址,水面阔处石尚易倾,何异于木?多设津渡,以便往来,地方急务也。[33](www.xing528.com)
正是基于造桥在乡村公共事务中的重要性,乡村士绅往往通过修桥的组织或捐赠行为获得社会地位的认同,方志显示的造桥事件多数是由乡间绅耆所领导。然而,也不能忽略平民百姓的参与,他们虽然财力拮据,但由于将造桥视为积德行善之举,期待着善有善报,因此常常有倾其所有投资修桥的行为。南汇北六灶《傅氏续修家谱》中《族人建石桥记》,就十分详细地记述了乡间小民的公益造桥之事及其背后的真实心态：
为善者昌,积善之家必兴。近于善则善,习于善则善,人饥如己饥,人溺如己溺,饥者饱之,溺者救之,为善者必以此为责任也。建桥筑路,公益也。吾傅氏族人之众多,为浦东第一慈善家祠。近始发起建石桥便行人者,族祗一人,本年有十五世傅春山者,在第三区六灶镇东南严桥乡建造寿春石桥,谕子孙曰：此即功德,余夫妇百年后不再做道士之功德也。上年有十六世族人傅企岩,以子有神经病许愿建石桥于六灶港见龙桥之西南傅氏公墓之西,旁跨船舫港,建石桥曰企岩桥,桥未竣工而病已愈矣。前有四房十世族人白福号焕章,无子,同妻庄氏变产建石桥于见龙港之西六灶港北岸,曰报祖桥,以为无子而建石桥以报祖宗也。桥成而产。盖年老不能工作,无以自养,又无辅助之人,不得已夫妇为丐。当时人称此桥为告化石桥,相传至今无有知为报祖桥者。近始检阅桥侧,刻有“乾隆十五年九月傅焕章同妻庄氏建是桥,载明县志及家谱”,始知所由来,惟未载为丐也。[34]
市镇桥梁修造的公益性更加明显,这是因为市镇的桥梁密度本身就比乡村要大,各方人士需投入更多的财力、物力来改善交通条件,以维持市镇经济的繁荣兴旺,由此牵动的社会群体也更为复杂。清康熙三十八年,黄渡镇横跨吴淞江上的迎恩桥建成,邑人张诗作《迎恩桥记》,从中可见整修和拓展桥梁在市镇这样的商业聚落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修造桥梁之人也因之得到大力颂扬：
吴淞江自震泽迤逦历昆山、嘉定、青浦、上海,延袤三百余里而后入海。民居在腹,独黄歇渡北属嘉定,南属青浦。江之两厓,居民稠叠,屹为巨镇,形势至此一束。镇东西向有两江桥,用木为之。后东江桥废,不惟不利于行,而镇亦日就凋耗,盖镇所以束吴淞形势,而两江桥又为一镇锁錀而聚其气者也。里中任事者谓桥之兴废关乎镇之盛衰,乃协心齐力竭已资创始,广为劝募,矢公矢慎,以底于成。高广若干尺,为级各五十,面平如砥,约可坐百人,坚致宏敞,两邑中得未有也。桥成,适今上南巡,行幸松郡,因名曰迎恩桥。自此民物日阜,行其途,往来不绝者肩相摩焉。[35]
市镇桥梁的密度之大,则可从以下所引用清代嘉定南翔镇的镇区图上清楚地看到,该志有载的桥梁比图中所绘更多,共计七十一座,其中有三分之一经过反复重修和改进,投资造桥的人士之多难以一一列举[36]。
图3 清乾隆年间嘉定县南翔镇的河流与桥梁分布(跨河流的月牙符号为桥梁)
资料来源：〔清〕《南翔镇志》卷首“南翔镇图”
总之,水乡聚落的桥梁作为最重要的人工交通设施,其营造与维护的过程更加明显地体现了聚落社会全员参与的公共运作机制,成为聚落精神凝聚力的标志。桥梁所负载的精神内涵不断丰富,除作为道德教化和慈善公益的载体之外,也包括风水方面的内容,桥梁建造的方位被认为与村落或市镇的长远兴旺密切相关,建造地点和方位一般要经过形家的指点。即使在桥梁建成后,如果于风水有碍,迁移地址也是常事。上海县二十六保之太平桥,“在道光年间,里人张春舲从形家言,迁西数武,以三架石桥改为一架”[37],就是一个普通的例子。另外,桥梁落成后,往往在桥头附加建造水井、井亭等公益设施,以供来往行人休憩,或为本地人提供茶余饭后的休闲空间,则是桥梁的公益性内涵不断加积的表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