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平原自有人类活动以来,人工作用下的河道就是人居环境的核心要素,人们的生产与生活空间围绕河道而展开,这是由大河三角洲沼泽湿地的开发利用方式决定的。
太湖流域考古遗址中多处水稻田的发现,可作为史前时期人们围绕定居地开浚水沟、利用陆上淡水进行种植与生活的证据。1995年马家浜文化(公元前5000—前4000年)晚期的草鞋山遗址发掘出水稻田三十四块,这些水稻田面积较小,从几平方米到十几平方米不等,周边有水沟、水塘及水路等水利配套设施[6]。这说明新石器时期人们的定居地与人工水塘的依存关系已经确定,地表水的河渠化是与该区沼泽化的地理环境相适应的。
随着人类活动的深入,地表河渠化进一步完善,河道开凿与农田水利兴筑的力度加大,原来的沼泽地貌逐渐演化为塘浦圩田地貌。这种地貌以纵横交织的河道和排灌有序的圩田为主体,乡村聚落错杂分布其间,河道是人们生产、生活的根本依托。唐宋时期随着太湖平原人口的增长,塘浦圩田系统开始向细碎的泾浜化演变,促成了“浜村相依”的格局,自此,民间开浜与造宅成为聚落发生的两个并列行为,小型河浜的快速增加使太湖平原的聚落向各个方向铺展开来。至明清时期,太湖东部平原各地(包括高乡、低乡、滨海)的聚落发生原理已经趋于统一,即建宅必须开浜,开凿泾浜是聚落发生的必要前提,只不过河浜的自然属性与形态随地势和潮汐有所区别。
在松江、嘉定一带的高乡,由于河道水量的不足及对潮汐的依赖,构村建宅之前必须开浚蓄水的河浜。据光绪《松江府续志》记：在华亭县新桥镇三十六保六磊塘上,国初训导徐基曾避兵于此,辟莱通道,浚河作宅,遂成村聚[7]。此语点出了明清太湖以东高乡聚落构建的几个必要环节,即清除杂草、开辟空地、修筑道路、开浚河浜、建造房屋,其中“浚河”与“作宅”尤其不可分而为之。由于高乡地势较高(一般海拔4—5米,而低乡仅2—3米),宋元之后随着低乡大圩的崩溃和塘浦系统的破碎化,高乡受此水环境变化的影响,干旱化逐渐显露,河道水量普遍不足,所以开浜蓄水(包括留蓄来自太湖的过境客水,以及在涨潮时蓄积潮水),成为聚落兴起的重要前提。据该史料还可看出,这一徐氏村落属于明清时期太湖平原上典型的宗族聚落,代表许多聚落在初创时期“一宗族一河浜”的人地关系形态。
清代名儒钱大昕《盛泾先茔之碣》也提到嘉定高乡的泾浜与聚落兴起的关系：“盛泾先茔者,钱氏始迁祖之所葬也。苏松之水皆注于娄江、松江入海,纵者为浦,横者为塘,其称‘泾’者,特小之者尔。盛泾介于吴塘、顾浦之间,广不过四五尺,不能容舟楫,相传昔有盛姓者居之,乡人读盛姓为直上切,并以氏名斯泾焉。吾始祖自常熟之双凤里来赘于盛泾之管氏,贫不能归,且乐其俗之朴而淳也,有田四五亩,有屋两间,夫耕妇耨,足以自给,既殁而葬于泾之阳。”[8]吴塘、顾浦均位于当时的嘉定县境内,乃为干河,盛氏先人据以建村的盛泾,只是从干河引出的一条分支尾闾,广不过丈,甚至不便交通行船,但即便如此,盛氏先人却依赖此浜繁衍生息。后又有钱氏加入,聚落随之扩大。傍依“盛泾”而兴起的盛氏、钱氏聚落,也包括其家族墓地,因墓地与村中住宅所依据的乃是同一条泾浜——盛泾。总体看来,高乡聚落的房屋、祖先的墓地、赖以生存的农田往往共享一条河浜(包括从该河浜发散出的数支浜头,浜头一般没有具体名称),整个聚落的布局围绕河浜而展开。
至于淀泖低洼区的低乡聚落,其与河浜的依存关系更为显著,这从村落的名称上即可得到直接体现。清嘉庆三十年修成的《珠里小志》所列青浦朱家角镇下辖的村落有：陆九房、周家港、高家港、和上湾、道士浜、玉阶桥村、薛家汇、小江村、南大港、理麻浜、长条、王家浜、罗家浜、江家角、强固埭、汤家埭[9]。清《金泽小志》所列的村庄有：潘家湾、仙泾港、杨垛、颜家浜、西湾、神道浜、芦田浜、池家港、新池家港、南汪、谢家湾、李家圩西岸、徐家湾、小北沈浜、塘湾、西田、东圩生田、薛家港、俞家浜、斜河田、姚簖、金泽港[10]。朱家角与金泽均位于太湖东缘的湖泖低地,该处大部分村落直接以“浜”“港”为名,亦即村落与其所依存的河浜同一名称,这说明泾浜与村宅在形态和名称上均已达到高度的合二为一。与高乡相比,低乡河浜宽深,水量丰沛,两端均与大河相通,交通便利,其在聚落景观中的主体地位更显突出。
今浦东一带的滨海平原虽然成陆较晚,水网地貌的发育与西部相比相对滞后,但滨海聚落的构建与泾浜体系的形成依然具有同步性,开河引水和蓄水仍然是聚落发生的前提。我们在浦东的田野调查中发现,滨海一带的乡村聚落普遍存在“宅河”这种水体。早期在滨海定居的人缺乏淡水供给,除打井外,还在地面开挖池塘以储存天然雨水,人们将这种近乎封闭的水体称为“宅河”,可见其具有为人们建宅定居提供淡水的重要功能。由于地下水含盐较高,实际生活中人们的生活用水主要是依赖宅河。为防止咸潮进入,宅河与外面的河流只有很窄的通道相通,主要靠雨水补给水源。最近二十多年,浦东地区农村的饮水已全部改为自来水,但依然随处可见宅河的遗迹。(www.xing528.com)
关于滨海宅河的文献记载不多,主要在一些族谱中有所提及。例如,南汇北六灶《傅氏家谱》记：三房十二世南山公在弟兄分家时,分得田十二亩,房三间,衣食不能常给,乃弃读就耕,尝与曾伯祖矢鱼于自家宅河,得数十尾,不食,使家人畜之,曰,家有塾师,储以食之耳[11]。南山公生于乾隆十年,殁于嘉庆六年,时南汇各盐场已届衰落,农业已成主业。傅家老宅所在地——南汇北六灶,当时已是农耕之区,族谱中所提到的“宅河”,就是当时滨海农耕人家所不可缺少的储水设施,也是建宅定居的前提条件。
《傅氏家谱》还载有一篇《访旧宅祖墓记》,其中则提到宅河与家族墓地的关系：“窃思二世至七世祖墓无从查考,欲寻无由,欲修不得,心不自安,因又往访六十六图先君所访之惠元公老宅,又访先君所访或曰惠元公墓,晤族人十五世顺龙学球等。顺龙谓此墓共九穴,向所祭扫者,似主山之西五穴,又谓其父祖曾祖之墓在河东新坟……又木和谓顺祥宅河西学球宅后则和田内,有一墓,似三穴,现由则和樵柴,相传系兰初祖墓。”[12]从中可见,滨海聚落的宅河与家族墓地的关系也类似于西部内陆地区,墓地位于族人田内,距离村中住宅不远,住宅与墓地共享同一个小水系。
市镇是传统聚落的高级形态,那么市镇的发生与河浜的关系条件如何呢?从方志中看,太湖以东的市镇有以“溪”作为雅称的习惯,这种地名现象至少暗示了市镇房屋临大河而坐落的形态特征。例如,清嘉庆《法华镇志》云：居民皆面李漎泾而居,故又号漎溪[13]。再如,清代金山县松隐市,在七保,一名松溪,旧名郭汇,元至正开。僧德然参石屋禅师,琪书“松隐”二字示之,遂以名其庵,明景泰中赐额为寺,镇名本此[14]。康熙《嘉定县志》也提到当时市镇名称普遍有文饰之嫌,喜欢以“溪”称之,例如,安亭则曰安溪,娄塘则曰娄溪,罗店则曰罗溪[15]。作为村庄聚落的高级形态,市镇一般为交通要道,房屋不但要距河近,而且对河浜的交通功能要求更高,市镇以“溪”为雅称的现象,实际上点出了市镇河流形制更大也更为宽深的特点。
明代高乡一带形成大户创建市镇的风气[16],创市者最初看重的往往就是交通便利的大河。例如,清代华亭县的萧塘市,“一名秦塘,相传秦始皇东游望海,由此塘而南,故名,后萧姓居此,渐成市集”[17]。可见在萧姓定居之前,早已有称为“秦塘”的大河存在,萧氏傍塘而居,成为其后来由村聚演变成市镇的重要条件。嘉定望仙桥镇的开创者无疑也十分看重通潮大河“顾浦”的存在,据《望仙桥乡志稿》记：“望仙桥人钱鈵,字顺郊,生于隆庆五年,卒于顺治七年。生平孝友、诚笃。以农事起家。先世常熟,明万历间由里南之盛泾卜居望仙桥,沿顾浦创筑市屋数十间,招贸易者居之,里遂成市。”[18]又如,清代嘉定县娄塘镇,在县治北十二里二十二都,因滨娄塘而以水为名,为里人王睿所创[19]。
总之,太湖东部平原河浜与聚落在景观结构上的高度融合,以及河浜对于聚落构建的先决性,使本区域以河浜为物质内核的乡土文化的发生成为必然。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