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落的塑造毕竟是一个动态过程,随着人们对周边环境认知的加深、生存经验的不断积累以及对环境局限性的不断突破,构成聚落的景观要素及其功能也发生着不断的再调整和再分布,使之更便于日常生产和生活。但是,也可能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动,人们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住居形式,顺从于新的资源格局。换言之,聚落的形态只是一种人地关系的表象,从聚落的发生与构建以洞悉人类的环境适应机制才是根本。本文个案充分证明,太湖东部平原水乡聚落的形态和发生机制在宋元以后发生了明显分异,人类活动的作用使高、低乡地理环境的差异在明清时期得以凸显,进而又在近现代城市化时期发生河流大量消失的现象,这说明在一定的历史社会条件下,人文因素,例如宋室南渡后江南地区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和农田水利环境的变化,城市化时期人们对水资源利用方式的变化和技术的进步等对于家园营造的影响,较之于自然因素可能更为显性,但却更具有阶段性。
但是,除社会经济因素的阶段性影响外,水乡平原微微起伏的地势、潮汐等区域性的自然要素,对于太湖东部平原聚落形态的塑造却长期发挥着本底作用,地理环境对聚落形态的制约作用自史前时期一直到当前的城市化时期均可清晰地看到。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人类活动的强度超过自然环境可承纳的平衡点,则会出现种种难以应对的环境问题。例如,当历史进入到19世纪中期,长期积淀形成的太湖平原水网由于上海城市的崛起而被撕开一个巨大的缺口,原来的水乡聚落环境快速变化,随之出现河道与村庄的快速消失。自此,各种不同于传统的水环境问题相继出现,包括河道加速淤塞、水质黑臭、河浜消失、湖水变质、水生态链急剧变化、太湖蓝藻泛滥等。这些环境问题表现出广空间的特征,涉及青浦、嘉定、松江、太仓、浦东等广大地区。这说明,一定的地表水面积、畅通的河网、有序的水体循环,对于太湖以东平原良好的家园生态十分重要,地理环境的制约性也正是从这些变化中得到显著体现。
【注释】
[1]古代江南聚落的形成机制是学者很少涉及的领域,与江南水利史、农业史所受到的关注不可相提并论。最近几十年发掘的考古遗址对太湖平原史前聚落的形态与环境有所揭示,然尚需其他方面的佐证。运用文献资料对历史时期尤其是中古以来的聚落分布、形态等进行描述,所见主要有滨岛敦俊《关于江南“圩”的若干考察》(《历史地理》第七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88—200页),其中有关于明清时期江南村落与圩田、河浜的布局关系的概括性认识,例如“江南三角洲低湿地带的聚落一般都是沿着河渠在圩岸上形成”,“在这里居住的农民们的耕地散布在不同的圩里,具有一定的地理空间,只是界限不明确,所谓村,就是这样的一种地缘性的结合”。滨岛主要从村落共同体的角度观察圩田边界与村落组织的地缘关系。王建革《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将聚落作为水乡生态环境的组成部分有所关注,其立足点虽为水环境与农业生态,而不是聚落本身,但笔者从中深受启发。
[2]正如王建革在《水乡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一书“导言”中所指出：“宋代以来的太湖东部,是最经典的江南水乡,水是生命的基础,这一地区有丰富的水环境,孕育了中国最为发达的鱼米之乡。”
[3]从距今七千年开始,长江三角洲南翼在沿岸流、潮流和波浪的共同作用下,自江苏常熟福山一带,以南南东方向形成数条近于平行的密集的贝壳沙带,并延伸至今上海南部的漕泾、柘林一带海边,其再向南的延伸段,已沦没于杭州湾之中。在今上海地区的苏州河以北,自西向东有浅冈、外冈、青冈和东冈五条贝壳沙带,苏州河以南则有沙冈、紫冈、竹冈和横泾冈四条自西向东分布。对贝壳沙带沉积特征所作的分析,确认这些沙带属于滨岸沙带,代表不同时期的海岸线所在。贝壳沙带所在之处,地势相对高爽,俗谓之“冈身”。“冈身”立论以来,逐渐被学界公认为江南滨海平原高、低乡的地理分界线。冈身以东大部分地区是在魏晋以后形成陆地,成陆后从滨海平原逐渐向内陆腹地转化,河流、土壤、种植结构等要素均经历了内陆化过程。
[4][日]滨岛敦俊《关于江南“圩”的若干考察》,《历史地理》第七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88—200页。
[5]〔清〕周凤池纂、蔡自申续纂、杨军益标点《金泽小志》卷一“土产、水利”,第7、19页,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
[6]〔清〕周凤池纂、蔡自申续纂、杨军益标点《金泽小志》卷一“疆域”,第3页。
[7]〔清〕周郁滨纂、戴扬本整理《珠里小志》卷五“村落”,第59—61页,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
[8]〔清〕朱栋纂、郭子建标点《朱泾志》卷一“村庄”,第3页,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5)》,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
[9]张伟然认为,“意象”正在成为国内人文地理学界的热词。从历史地理学本位理解,最重要的意象有两类：其一是区域意象,它蕴含在各类地区名称以及人们的感觉文化区中;其二是环境意象,即人们对各种环境和人地关系的感知、评价和记忆,即从景观到生态再到观念的上升(参见张伟然《文学中的地理意象》,《读书》2014年第10期,第49—56页)。
[10]谷建祥等《对草鞋山遗址马家浜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的初步认识》,《东南文化》1998年第3期,第16—19页。关于史前时期缘太湖地区人居环境的分析,亦可参考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87年上海青浦县崧泽遗址的发掘》,《考古》1988年第3期,第204—219页;陈杰、陈中原、李春海《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的环境分析》,《考古》2007年第7期,第71—79页。
[11]缪启愉编著《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40页。
[12]〔明〕崇祯《松江府志》卷十八“论治田法”,《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
[13]〔宋〕范成大撰、陆振岳校点《吴郡志》卷十九“水利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
[14]〔明〕正德《华亭县志》卷二“水利(中)”,“治策”,《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县卷上)》,第100—1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15]〔清〕周郁滨纂、戴扬本整理《珠里小志》卷五“村落”,第61页。
[16]〔清〕唐澄甫原著、葛志坚续编、赵航标点《西岑乡土志》(不分卷)“地址”,第1页,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
[17]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16页。
[18]鲁西奇《散村与集村：传统中国乡村聚落形态及其演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年第4期,第113—130页。
[19]滨岛敦俊《江南的聚落、社区与农民共同关系》,《社会》2007年第3期,第189—205页。
[20]三个自然村均位于淀山湖以东的今青浦区朱家角镇附近,村中河流形态依然完整,只是稍稍淤塞,稻田面积比以前缩小。笔者于2013年12月22日和2014年1月12日、13日共进行三次采访,除田野勘察外,访谈五位八十岁左右的老人、一位六十多岁的退休教师、一位四十多岁的村民、一位五十多岁的村民。
[21]〔清〕萧鱼会、赵稷思编,吴宣德标点《石冈广福合志》卷一“疆域考”,第8页;〔清〕《方泰志》卷一“土产”,第28页,《上海乡镇旧志丛书(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
[22]〔民国〕《嘉定县续志》卷首,图说,《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四)》,第2654—26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其中共包含当时嘉定县所辖三十三乡的详细地形图。
[23]〔清〕孙岱、陈树德编辑,王健标点《安亭志》卷三“田赋”,第38页,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2)》,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
[24]〔清〕章树福纂辑、邹怡标点《黄渡镇志》卷三“水利(上)”,第32页,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3)》,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www.xing528.com)
[25]〔清〕孙岱、陈树德编辑,王健标点《安亭志》卷七“艺文(三)”,第91页。
[26]〔清〕张人镜纂、魏小虎标点《月浦志》卷三“水利志”,第53页,“治水议”,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10)》,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
[27]历代均有不少文献、诗歌、竹枝词等讲到高乡河道船只交通的局限性,主要是“待潮而行”,例如宋人游君传诗《沙冈待潮》曰：“待潮舟搁浅边冈,少憩田园竹树凉。数点弄秋疏雨过,槿花篱落带斜阳。”元人顾发作有《待潮顾浦宿耕者张钦舍》一诗;清代嘉定人钱竹汀诗曰：“顾浦待潮天欲晚,田居冷僻似僧房。”
[28]参见王建革《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第一、二、三、七章相关内容。
[29]〔清〕乾隆《嘉定县志》卷四(上)“水利志”,《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二)》,第10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30]〔清〕康熙《嘉定县志》卷十九“艺文(二)”,《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一)》,第7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31]〔清〕乾隆《嘉定县志》卷四(上)“水利志”,《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二)》,第1097页。
[32]〔清〕乾隆《嘉定县志》卷四(下)“水利志”,《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二)》,第1129页。
[33]〔清〕乾隆《嘉定县志》卷六“沟洫考(一)”,《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二)》,第1485页。
[34]〔清〕乾隆《嘉定县志》卷三(上)“赋役志”,《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二)》,第1045页。
[35]〔清〕光绪《重修华亭县志》卷二十三“杂志(上)”,《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县卷中)》,第11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36]〔清〕康熙《嘉定县志》卷十九“艺文(二)”,《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一)》,第730页。
[37]〔清〕康熙《嘉定县志》卷十九“艺文(二)”,《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一)》,第735页。
[38]〔清〕钱肇然编、王健标点《续外冈志》卷二“冢墓”,第29页,《上海乡镇旧志丛书(2)》,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
[39]〔清〕孙岱、陈树德编辑,王健标点《安亭志》卷十五“冢墓”,第256页。
[40]〔清〕章树福纂辑、邹怡标点《黄渡镇志》卷一“建置”,第2—3页。
[41]〔清〕章树福纂辑、邹怡标点《黄渡镇志》卷二“疆域,行村”,第25页。
[42]〔民国〕钱淦总纂、颜小忠标点《江湾里志》卷一“舆地志”,第3页,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1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
[43]上海市浦东新区地方志办公室编《浦东新区金桥镇三桥村志》,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1年,第27—30页。
[44]〔民国〕童世高编纂,许洪新、梅森标点《钱门塘乡志》卷一“乡域志,村落”,第5—9页,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2)》,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
[45]〔民国〕童世高编纂,许洪新、梅森标点《钱门塘乡志》卷一“乡域志,风俗”,第15页。
[46]〔民国〕童世高编纂,许洪新、梅森标点《钱门塘乡志》卷一“乡域志”,“土产”,第18页。
[47]〔民国〕童世高编纂,许洪新、梅森标点：《钱门塘乡志》,卷1,乡域志,土产,第17页。
[48]〔清〕乾隆《嘉定县志》卷一“疆域志”,《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二)》,第1012页。
[49]〔民国〕童世高编纂,许洪新、梅森标点《钱门塘乡志》卷一“乡域志”,“图圩”、“村落”,第4—9页。
[50]20世纪初法国地理学者阿·德芒戎就已指出“地形、地表的结构和水资源”对早期的聚落选址和居住形态往往起着决定作用([法]阿·德芒戎著、葛以德译《人文地理学问题》,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51—157页)。这一观点影响深远,就地理环境与地域性聚落的形态进行研究,在历史地理学界已有一些开拓性的实践,例如王庆成《晚清华北乡村：历史与规模》(《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侯甬坚《西昆仑出山径流尼雅河与尼雅聚落》(《西域研究》2009年第1期)、鲁西奇《散村的形成及其演变——以江汉平原腹地的乡村聚落形态及其演变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4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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