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高、低乡聚落形态与发生机制的差异并不是绝对的,史料还显示另有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复合式聚落形态。
今上海市嘉定区钱门塘镇,在南宋嘉定设县后即成市镇,依干河盐铁塘而保持长期的繁荣。刊印于民国十年的《钱门塘乡志》载有其下辖的村落名称：
仓场、徐公村、古塘、东姚家宅、西姚家宅、新姚家宅、谢家村、管家村、陈家村、沈家宅、茅溇、石泾、许家厍、东洪家宅、中洪家宅、西洪家宅、周家宅、顾家宅、杨钱泾、绕泾、茅家宅、滕家宅、姚湾、小钱门塘、赵家村、李家村、王家宅、井家村、唐家宅、施家村、印家宅、王家宅、施家角、茭溇村、羌家角、邵家泾、宣家村、东黄泾、西黄泾、顾家宅、胥家宅、侯泾、张泾、诸家泾、麻漻泾。[44]
单纯以村落名称的命名规则来看,并不易见该地与其他高乡地区有根本的差异,以“村”“宅”命名的村落仍占绝大多数,以“泾”“浜”命名的只是少数。但是,将具体地名与具体的浜村形态结合起来观察,即不难发现问题所在。
图5 过渡性的聚落与水网格局(1920年代嘉定县钱门塘乡)
(根据民国《嘉定县续志》,卷首,图说,“钱门塘乡图”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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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低乡“浜村同名”现象在过渡地带的表现(1920年代嘉定县钱门塘乡)
(根据民国《嘉定县续志》,卷首,图说,“钱门塘乡图”局部放大改绘)
明清时期的钱门塘乡地属嘉定,习惯上被视为高乡之区,但史料记载却显示,这一带实际上是低洼的稻作区,属于高乡中的“异类”。该区地势洼下,《钱门塘乡志》载其“乡间田亩,多栽禾稻,业户收租,皆以糙米计算”[45];又进一步分析曰：“嘉邑土产,以棉花为大宗,而我乡(钱门塘)稻多于棉。无他,田势低洼故也。”[46]可见,地势对河流水性与种植结构的影响十分明显,虽然钱门塘周围为高地环绕,但因其本身地势较低,河流水量较为丰富,种植结构也表现出与低乡相似的以稻为主的特征。嘉定县境内的望仙桥乡亦属低洼之区,与钱门塘乡的情况十分相似,民国《望仙桥乡志稿》载：“我乡地势洼下,种稻者十居七八。乡民佃田还租,多以米石计算。”棉花只在地势较高的顾浦东岸小块地方有所种植[47]。
那么,在此类高乡中的低洼地带,聚落形态又表现出怎样的特征呢?从图5来看,大圩时期的纵浦横塘遗存比较明显,但泾浜尾闾结构却比较单一,远不如地处高地的方泰乡之泾浜系统那样复杂。聚落通常沿通浜分布,与低乡的情况类似。从图6来看,具有低乡特征的“泾浜同名”现象依然存在,例如宣家泾与宣家村、杨钱泾与杨钱泾村,且聚落沿浜集聚的形态清晰可见,并未呈现高乡常见的聚落与河浜的离散趋势。
但是,钱门塘乡毕竟地处高乡,整体上河道的蓄水、排水、通航等性能弱于低乡,所以其水道与聚落形态中的高乡因素也有所叠加。例如,聚落整体上呈现散村态势,住宅沿河浜两岸排列的大型村落并不多见,一般为单岸排列。高乡聚落的散村形态在元代已引起有识者的注意,元人谢应芳有诗曰“负郭人家星散住,水边多种木芙蓉”[48],说的就是嘉定东境新泾镇的景观。《钱门塘乡志》所收录的诗篇中也有“东西两三村”、“一溪流水绕孤村”、“修篁绕屋背,细泾出泥滓”等表现散村零落、河流浅窄的诗句[49]。蓄水量有限、径流不稳定、船只交通又得不到保障的小泾浜不足以支撑大型村落的形成,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所以即便钱门塘地势洼下有利于河流的蓄水,但也只是高地包围中的一块孤岛,周边水环境整体上并不足以支持集村的形成。
钱门塘乡、望仙桥乡等的聚落与水网格局进一步说明,在明清以后的太湖东部平原,稍有起伏的地势以及与地势直接相关的河流的蓄水能力,是影响聚落形态的重要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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