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乡人们开凿河浜的目的,首先是疏通和排除积水,只有排干沼泽,才有足够的干爽地面以供建造住宅,所以低乡聚落营造的原则是以开浚河浜为先,宅随浜而就。低乡的丰水环境也造就了河浜的通达性,因此船只成为主要的交通方式,屋宅沿浜分布,交通的便利显而易见。然而,高乡人们开凿河浜的目的,首先是引潮和蓄水。相对高亢的地势与窄小的河流,使得营造聚落所需的干爽地面并不缺乏,所以形成以屋宅为中心、浜随宅就的局面。环绕住宅开凿河浜,主要为解决生活水源,距离河浜较远也并不影响河水的取用。又由于河道浅窄不利用行船,即使大河里的船只也常常候潮而行[27],所以住宅没必要非建在河浜岸边,交通反而更依赖陆上通道。
考诸史料,太湖东部平原高、低乡农田水利与聚落环境的分异,是在南宋以后开始显现的,高乡日益严重的干田化引起聚落发生模式的相应变化。
唐五代时期太湖东部平原的农田水利系统尚具有一体化的特征,在官方力量主导下,整个区域都形成了大圩田制和塘浦泾浜体系,具有植稻的丰水环境[28]。当时吴淞江排水通畅,两岸农田水利井然有序。地跨冈身的嘉定一带地势虽高,但并未出现后来的旱象。嘉定境内干河练祁塘,最早是因“澄澈如练”而得名,因为早期太湖来水的排泄尚且通畅,浑潮势力并不强大[29]。另一条干河吴塘两岸遍种水稻,水土条件与低乡相似。宋游君传《吴塘晚泊》歌咏两岸秋色曰：“稻随秋雨熟,水带晚潮浑。”[30]元代流寓江南的陈达观夜泊嘉定练祁水,作诗曰：“黄芦叶响双溪雨,白稻花香两岸田。”[31]这些均说明当时高乡的稻田景观令人印象深刻。此类景象一直持续到明初,当时嘉定县境内仍“塘浦、泾港大小三千余条,水道流通,犹可车戽,民间种稻者十分而九”。
宋南渡后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下,农田开发强度增大,低乡的大圩田体制首先开始崩坏,上游湖水出现壅塞难排的局面,纵浦横塘的格局日益向破碎化的泾浜转化,正如郏亶所云：“今昆山诸浦之间,有半里或一里二里而为小泾,命之为某家浜者,皆破古堤而为之也。浦日益坏,故水道湮而流迟,泾日益多,故田堤坏而不固。”[32]地处上游的低乡排水不畅,使过境客水减少,导致高乡的河道大量湮没干涸,到清中叶,古人遗留的塘浦干河已消失过半。嘉庆《嘉定县志》对高乡河道的减少有如下追溯：
唐以前,(嘉定)概为平陆。赵宋时,浚导之功始兴,纵而为沥,横而为塘,大者为港,次者为浦,转而为泾,分而为浜,回而为湾,合而为汇,派而为沟、为漕。《杨志》谓支河昔有三千余条,今湮其半。姑指可名者,百有奇。韩《志》增至二百有七十。赵《志》增补,统计九百。分县之后,尚应四五百条,迄今又多湮没者也。[33]
伴随着高乡塘浦泾浜的减少和湮没,以稻为主的种植结构开始向以棉花为主的旱作格局转化,这种变化至迟在明初已经发生。乾隆《嘉定县志》追溯道：“江湖壅塞,清水不下,沙土日积,既不宜于禾稻,姑取办于木棉。”[34]可见,高乡丰水环境的消失是稻转棉的主因。明中期以后,松江府东境的高地也已形成以棉花为主的种植结构。华亭县东南一带跨越冈身,自冈身以至沿海,棉花种植日渐增加,据光绪《华亭县志》记：“邑境向惟浦北朱家行、浦南沿海等处,田高土燥,多种木棉,其余各乡,只于沟塍隙地种之。今六磊塘北种花,已十之三,再东北,十之七矣。大洋泾南种花,亦十之三,再东南,十之六矣。”[35]由此可见,高乡的干田化有逐渐扩大的趋势。
水环境变化对聚落的影响在明初以后也得到显著体现。这时高乡河道渐渐从宽深的塘浦演变为细港狭流,湿地积水环境退化,出现了大面积的干爽地面,从而提高了建屋造宅的自由度。塘浦变“细港”的现象实则于元代已经初露端倪,元人王逢《简夏嘉定》诗曰：“百里绕吴烟,重过喜地偏。深城迟闭户,细港倒回船。”[36]时至清中叶,嘉定一带河港窄小弯曲、种植以棉豆为主的景观已经十分突出,时人何平《盐铁道中》如此描绘：“百折疁城水,牵舟渡几湾。种棉培
上,壅土菽麻间。岸曲疑无路,青来若有山。”[37]河港与积水面的减少为村聚分布提供了更大的地理空间,人们以农田和村宅为核心来开挖泾浜水道,重新布局水系的结构,进而形成浜随宅就的格局。
上述高乡聚落水环境与聚落格局的变化还可找到地名学的证据。其一,明清嘉定乡镇志中多有“原”字之谓,系指称傍河高爽而开敞的土地,冢墓、家祠等需要高爽的地面,常常建于原上。例如,乾嘉间《续外冈志》载,高邑县知县金洲墓在“漳浦之原”[38],浙江分巡宁绍台海防兵备道印宪曾墓在昆山县李区一图乌字圩“瓦浦之原”[39]。在塘浦纵横的水乡地带,“原”能够作为方位指称而得到普遍运用,可从一个侧面证明湿地丰水环境向干旱化的转变。
其二,低乡“浜村同名、村聚以浜为名”的地名规律在高乡极少体现,高乡聚落一般以“村”“宅”为通名,以地理意象的原理来看,这是高乡缺水环境在地名上的意象反映。(www.xing528.com)
清代的黄渡镇位于嘉定县与青浦县交界处,地跨冈身两侧,地势高阜,适合种棉,是典型的高乡市镇。镇之名始于明嘉靖年间,但在宋元以前镇区北半部已形成聚落,名卜家湾[40]。黄渡为大镇,编于咸丰三年(1853年)的《黄渡镇志》所载村庄众多,此处仅列举其中两图(三十一保二区一、二图)的村落名称如下：
蔡家桥、塌桥南村、陶家村、钱家村、杨林寺前、龚家村、印家村、餐桥头、张家村、周家村、徐家村、杨家荡、骆家村、童家村、北田村、坍石桥、姜家村、八仙泾、赵巷、李家村、马墙角、北谢家村、长潭村、许家村。[41]
江湾镇靠近吴淞口,属于地势较高的滨海平原,河流感潮明显,土壤沙质,适合种植棉花和杂粮。在政区隶属上,清中期以前属嘉定,清雍正十年宝山设县后改隶宝山。该镇以虬江之湾得名,成市于南宋中期。民国十年《江湾里志》所载之村宅有：
雨十五图内：严家宅,郭家宅,小场庙宅,李家宅,俞家厍,叶家宅,卞家宅,印家弄,东夏家荡,西夏家荡,八房宅,金家圈,中夏家荡,绵虾宅,杨家堰,孙家宅;
雨二十六图内：大沈家宅,印家宅,梁印宅,丁家宅,周家宅,马家宅,白漾宅,蔡家宅,顾家宅,苏家宅,唐家池,唐家宅,何家宅;
剑二十八图内：姚家宅,麦家宅,小沈家宅,周家宅,钱家宅,侯家木桥,坟山宅,楼下宅,新宅,西宅,金家宅;
剑三十图内：西颜中桥,钱张宅,东颜中桥,瞿家宅,郁家宅,孙家巷,冯家浜,大周浜,陆家桥,木行宅,小宅,朱家宅,小杨宅。[42]
高乡聚落以“村”“宅”命名的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村庄大量被城市化覆盖的时期,例如,2011年出版的《浦东新区金桥镇三桥村志》所列举的村落名称有：灵道庵、桂家宅、姚家弄、张家宅、叶家宅、凌家宅、王家堰、丁家宅、杨家宅、周家宅、倪家宅、北叶家宅、前后龚家门、东西丁家阁、俞家宅、南北张家宅、三桥宅、新宅、丁家门、陈家门、曹家门[43]。据该志载,这些村落大多形成于清中期,最早的是明末,可见明代以来高乡的干旱化环境开始凸显,与之相适应的聚落发生机制和命名规则均得到稳定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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