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以民国时期嘉定县方泰乡为例,来辨析高乡浜村体系的形态特征。该乡地跨冈身,地势高亢,是名副其实的“高乡”,清志载其地“仅宜木棉”,而不见种稻的叙述(虽然事实上棉与水稻间种,所谓棉七稻三)[21]。从民国十九年《嘉定县续志》所载的乡境地形图来看,宋元时期与大圩相适应的“纵浦横塘”格局的遗迹尚存,由大圩大河演变而来的泾浜化聚落体系十分明显,这一点与低乡的情况大抵相同[22]。
图3 高乡水网的整体形态与聚落分布(1920年代嘉定县方泰乡)
(根据民国《嘉定县续志》卷首,图说,“方泰乡图”改绘)
但是,方泰乡河浜与村宅的具体结构却与低乡不同。从图3可以看到,纵向干河基本保持完整,而横向干河则趋于破碎和凌乱,且发散出数量众多的泾浜尾闾,构成十分发达的末端水体系统。其次,作为分支水体的泾浜形态也与低乡的“通浜”不同,低乡泾浜两端均与外河相通,而高乡泾浜则为一端不通且弯曲度较大的死胡同状,与滨岛所谓“浜”的概念恰好相合。再者,聚落分布也具有随机性和分散性,有些村宅甚至距离河浜较远。
上述特征可从该区的水文条件,即河流对潮汐的依赖性得到解释。明万历五年巡江御史林应训作《议处荒田疏》曰“该区(指嘉定安亭、方泰一带)之内有吴塘、顾浦,皆干河也,北通刘家河以接海潮,南通吴淞江以吞潮水,三四十里之内俱赖引灌,就中起钱粮不亚三万余石”[23],从中可见高乡农田和民生对潮汐来水均十分依赖。根据民国《嘉定县续志》中对水道与水性的说明,南北向干河盐铁塘、吴塘、顾浦等为该区最重要的纳潮通道,逆浏河而上的长江潮和逆吴淞江进入的东海潮藉此形成流通之势,然后再通过东西向的横塘分流,最后才进入末端小泾浜,深入到田间村宅。另一方面,由于太湖东流的清水至此已势弱,加上地势较高、排水不畅的缘故,形成“清不抵浑”的局面,所以每日上涨的潮汐成为该区河流重要的水源补充,可谓“支河承干河,潮汐通呼吸”[24]。
反过来看,高乡的潮汐依赖也造成环境与社会诸多方面的局限性。由于潮汐来水不稳定,潮沙沉积又易致河道淤塞,所以农田时常遭受干旱的影响,日久则成贫瘠之乡。明人归有光《论三区田赋役水利书》曰:“连亘嘉定迤东沿海之地,号为冈身,田土高仰,物产瘠薄,不宜五谷,多种木棉,土人争事纺织……夫高阜之地,远不如低洼之乡,虽遇大旱,有鱼鳖菱芡之利,长流采捕,可以度日。高乡之民,一遇亢旱,弥望黄茅白苇而已。低乡水退,次年以膏腴倍收,瘠土之民,艰难百倍也。”[25]顾士琏《论海口劝浚》则说:“高乡之河与低乡异,海口之河与内地异。低乡湖水清澈,又因罱泥致深。海口一日两潮,每潮淀积一箬,一岁淀七百二十箬。又无湖水冲激,潮益浑,一升水,二合泥。”[26]如此道出高乡缺水与河流失浚对民众生计的损害,稍遇干旱,则温饱难以相继。其次,潮水灌溉还有损田土肥力,对水稻生长不利。因此,自明代以后高乡便负有瘠薄之名,这与该区水环境的转变以及农田水利与民生对潮汐的依赖有很大关系。(www.xing528.com)
在这样的水文条件下,高乡小河浜的蓄潮功能显得尤为重要,甚至直接制约着聚落的构建方式。图3显示的小河浜数量很多,随处而就,这是因为开凿的小河浜越多,就越有利于农田的灌溉和村宅的用水,尾闾弯曲比直来直去的河浜更便于潮水的潴留。另一方面,随着村宅数量的增加,泾浜尾闾系统也愈益复杂。
至于高乡单体聚落内部房屋与河浜的微观布局,则可以民国时期松江县的薛家埭等村为例来说明。
图4 高乡聚落内部的小河浜与房屋布局(1940年代松江县华阳桥薛家埭等6个自然村)
(根据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第150页插图改绘,中华书局2000年版)
在地处高乡的薛家埭等村,通潮小河浜不仅为农田所赖,而且是村庄的重要水源,所以乡村房屋一般聚集在小河浜附近。但与低乡村宅房屋沿河浜一线排开的形态有所不同,华阳桥村宅的房屋呈不规则的簇状分布,甚至距离河浜较远,没有明显的几何中心,而是呈现出房屋与河浜的离散趋势。这种不规则的住宅分布与水量不足的河浜,很难形成如低乡那样的集村形态。这一特征促使笔者进一步从地理环境变迁的角度追溯高乡人们开凿小河浜的最初动机,以及开浜与建宅的先后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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