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先通过清代金泽、朱家角、朱泾这三个低乡市镇下辖的乡村聚落地名,来具体分析河浜与村落在地名上的同一性,并据此追溯其早期的发生机制。
清代金泽镇在青浦县治西南三十五里,位于淀山湖以东,平均海拔不足一米,至迟在宋初已成镇。修成于乾隆年间的《金泽小志》,谓其“四面距湖,涵浸相属,土厚而肥,民饶而简,水云乡中乐土也”,可见该处地势低洼,水量丰沛,田土肥沃。当时物产以稻米为主,杂以麦、豆、油菜,并无棉花之植[5],此为典型的低乡种植结构。《金泽小志》所录的“图圩村庄”有：
潘家湾、仙泾港、杨垛、颜家浜、西湾、神道浜、芦田浜、池家港、新池家港、南汪、谢家湾、李家圩西岸、徐家湾、小北沈浜、塘湾、西田、东圩生田、薛家港、俞家浜、斜河田、姚簖、金泽港。[6]
朱家角镇比金泽镇稍靠东部,但仍处于泖湖低地范围内,平均海拔仅1.5米,该镇在明中叶达到极盛,“商贾云集,贸贩甲于他镇”。清嘉庆三十年《珠里小志》所列村落名称如下：
陆九房、周家港、高家港、和上湾、道士浜、玉阶桥村、薛家汇、小江村、南大港、理麻浜、长条、王家浜、罗家浜、江家角、强固埭、汤家埭。[7]
朱泾镇原属青浦县,在清雍正二年金山置县后改隶金山,位于低乡地带的边缘,平均海拔2.5米,在元代已成巨镇。据修成于清嘉庆十二年的《朱泾志》所记,物产中除稻米外,亦有棉布之属,但并未提及当地人是否种植棉花。该志所载的乡脚村庄有：
张家浜、市前浜、王家浜、尤家阁、下圩、绣针浜、沈家浜、徐家浜、高家村、河沿村、周家埭、三家村、潦浜、南腰浜、北腰浜、黄草塘、赵坟、新浜、东瑶潭、西瑶潭、和尚淀、豆头港、二塘浜、许家厍、上圩村、徐家浜、南傍湾、北傍湾、王油坟。[8]
以上三个地点的村落名称存在明显一致性：大多数村落的通名直接使用了各种水体的名称,其中多数为低洼地带所常见的深通阔大的水体,如塘、港、潭、荡、淀等,而直接以“村”命名的聚落只是少数。
首先从地理意象的形成原理来看[9],村落与河浜的同名,可以理解为现实中的丰沛水环境和丰富的水体景观在地名上的意象反映。该区位于太湖碟形洼地的底部,东排的太湖水及周边的淀泖之水易于蓄积,为塘浦泾浜提供了稳定丰沛的水源。在时人看来,宽广通达的水面环绕着村宅与农田,举目皆是,因之自然而然形成了以水景观为主体的环境感知。地理景观实体的名称经过意象的加工而体现在聚落的命名中,在我国古代乃是一种常见的地名文化现象。
上述聚落地名中还蕴含着更重要的发生史信息,即河浜名称与宗族姓氏的结合。表示小型分支河道名称的“浜”之前多被冠以宗族姓氏,共同构成村落的名称,如颜家浜、王家浜、徐家浜等,说明已被研究者证明的唐宋以后太湖平原塘浦干河系统的泾浜化、大圩分小圩等环境变迁过程,与聚族而居式村落的增殖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
太湖平原自有人类活动以来,河道与聚落的依存形态即已确定,人们的生产与生活空间围绕河道而展开。环太湖的低湿地带最先得到开发,聚落构建以开浚河道、排除积水为先决条件。太湖流域考古遗址中水稻田的发现,可作为史前时期人们围绕定居地开浚水沟、利用地表淡水的证据。1995年马家浜文化(公元前5000—前4000年)晚期的草鞋山遗址发掘出水稻田三十四块,这些水稻田面积较小,从几平方米到十几平方米不等,周边有水沟、水塘及水路等水利配套设施[10]。这说明新石器时期人们的定居地与人工水塘的依存关系业已存在,地表水的河渠化方式对应该区的沼泽平原地貌而产生。随着人类活动的深入,地表河渠化进一步完善,河道开凿与农田水利兴筑的力度加大,原来的沼泽地貌逐渐演化为塘浦圩田地貌。这种地貌以纵横交织的河道和排灌有序的圩田为主体,聚落错杂分布其间,河道是人们生产、生活、交通的根本依托。
早期太湖平原治田治水的根本是疏水、导水、开河以排干沼泽,而建造聚落最需要的高爽地面,自然通过各类河道的开凿和沼泽湿地的干爽化而获得。所以,造宅以开河浚河为先,宅随河而就,是由低湿平原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聚落营造原则。(www.xing528.com)
然而,以“浜”命名聚落的现象,则可能主要发生在晚至宋元之后的小圩时期,尤以明清为显著。根据缪启愉的研究,唐五代时期的圩田规模较大,动辄方圆上百里,堤岸高厚,塘浦深阔,圩区排灌有序[11],那么据此推测,宋以前的低地聚落应多依塘浦干河而建,处于大圩边缘比较高爽的地方。这种傍依大河的聚落享有交通之便,但却免不了风涛潮流冲击之险,缺乏安全保障。宋室南渡后,太湖平原的人口增殖及相伴而来的生存压力使该地区农业向精耕细作发展,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完善,随之出现了水网的泾浜化和农田的小圩化,聚落格局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由原来依附于大型河道改为沿小型泾浜而分布。
明嘉靖年间王同祖的《治水议》描述了小圩抵抗水旱能力较强的好处以及具体的修治办法,当时由大圩分成小圩可谓势在必行：
小圩之田,民力易集,塍岸易定。或时遇水,则车戽易过,水潦易去,虽有巨浸,莫能为害。而大圩之田,塍岸既广,备御难全。雨潦冲击,东补西坍,皆荡然没矣。纵使修举积水,然居民有远近之不同,民力有贫富之不一,地形有高下之不均。顾大圩之田,遇灾不救者十居八九。今莫若较田圩之大者取而分之。以二三百亩为率,因其高下督民取土,裹以塍岸,则田圩之形成矣。……今观大圩之内,多有沟洫池溇之属,纵横布列。古人制之,所以备旱潦者也。宜因而浚其两旁,增筑塍岸,就以分圩裹田。[12]
修小圩以分割河道为前提,这导致小泾小浜的数量大大增加,而泾浜增加与聚落增长具有内在的关联。聚落所依存的河流,由大型塘、浦转向分支的泾、浜,实际这一现象在北宋已经显著存在。北宋水利家郏亶曾分析过当时何以普遍出现以姓氏命名的小河流：
古者,人户各有田舍,在田圩之中浸以为家。欲其行舟之便,乃凿其圩岸以为小泾、小浜。即臣昨来所陈某家泾、某家浜之类是也。说者谓浜者,安船沟也。[13]
郏亶指出,人们在塘浦围绕的田圩之内营造村落,古已有之,但近来圩外的大河却被圩内人家分割成小泾、小浜,圩岸也受到破坏。这些河浜因系某家所开,所以多以某家姓氏命名。言下之意,这种私家所开的小泾小浜已遍及各处。但进一步分析则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若无田圩之内新聚落的扩展,何来新的交通需求(浜作为安船沟,即交通渠道)?泾浜小河道不断增加的内在驱动力,实则是新聚落不断涌现所带来的交通与用水需求。
南宋水利家黄震则明确指出了泾浜是原来的塘浦系统发生分化的结果,而泾浜的增加与田宅的增多直接相关：
凡今所谓某家浜、某家泾者,皆古塘浦旧地……后人求一己田宅之利便而坏之,见止一时。坏之既久,则复之甚难。……议者多谓围田增多,水无所归,然亦只见得近来之弊。[14]
可见,由人口增殖、土地分割、聚落增加所推动的水网泾浜化,也引起了负面的环境效应,导致古代塘浦大河、大圩的形势被改变,水无所归,排水不畅,这可由明清时期太湖平原水旱灾害的频发得到证明。
小河浜对于低乡聚落营造的重要性和先决性,也时常体现在明清江南士人的诗词中,使我们对当时的聚落形成机制获得更多的了解。清中期人汤显业途经朱里镇(今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又称珠里)小江村时留下《泊小江村》一诗,其中有“水村以江名,江小亦刊耨。湖泖为邑襟,潮汐润塍镂。……浚沟同甲庚,占宅适丁戊。辛祈而卯耕,寅禾与申豆”等语[15]。小江村在朱里镇东南二里,处于淀山湖以东的低洼之区,既受到湖泖之水的浸润,也享有潮汐流通之便,水资源十分丰沛。但此时的小江村与其他众多的低乡聚落一样,依存的已然不是大江大河,而是一条名为“小江”的河浜,人们在这条河浜两岸居家造宅,田地也围绕河浜、房屋而分布。
总之,各类文献所共同指向的“浜村合一”现象,反映的古代太湖平原低乡地带的聚落沿小泾浜分布的一般范式,这一趋势在宋元时期已经随着大圩分小圩的发生而广泛铺开。其背后蕴含的则是大河三角洲湖沼低地的聚落营造以开河导水为先、宅随河而就的基本原则。而聚落名称呈现出宗族姓氏与河浜的结合,这与宋元以降江南人口与宗族聚落的大量增殖,并由干河沿岸向其支流体系的扩散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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