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堤防图考》可能是《水利志》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

万历《湖广总志》的纂修者徐学谟并非水利专家,因此这两卷水利志必另有精通堤防水利者参与纂修,或参考此前已经成书的水利专著而成。经笔者考证推测,这两卷水利志确实另有所本。

冀朝鼎著、朱诗鳌译《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引用到《江汉堤防图考》一书,并注明：“史度震(音译)撰,三卷,明隆庆二年(1568)刊行。本书包括了一篇很有趣的关于长江流域防洪问题的长篇引言,书中每一幅地图都附有大约两页的注释。”前已述及,《水利志》共载三幅堤图,图后注释亦包括川、汉、九江及各府州县堤防考略。由《江汉堤防图考》之书名可知,其内容图、考并重,且篇帙达三卷之多,冀朝鼎亦言“每一幅地图都附有大约两页的注释”,可见其内容不管是图还是文字考释都比《水利志》丰富得多。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湖广部分中对《堤防考》也有摘录^[4],内容基本同于《水利志》,想必也就是上述《江汉堤防图考》。由此可以推断,《江汉堤防图考》可能是《水利志》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可惜经笔者穷力搜寻,此书国内无线索可寻。冀朝鼎的英文原著于1936年在伦敦初版,估计冀氏当在英伦见到此书。

据笔者查对,明末清初之资料汇编——顾炎武《利病书》^[5]第二十五册“湖广下”乃是对《水利志》卷二的原文抄录。只是三幅堤图无载,且内容上亦稍有脱漏而已。清中后期,万历志已极为稀见(考证详下),而顾氏之书则流传较广,故部分官修通志、私撰水利专著都以后者为原始出处而摘录或辗转传抄,以致错讹相传。以下一一指出：1.康基田《河渠纪闻》卷十八录“三江考”(即《水利志》中“三江总会堤防考略”),而后言：“顾宁人总览全势,参之禹力沟洫、周礼稼人、贾让三策而立论曰……”可见其将顾氏当成了原始作者。这是书嘉庆年间刊刻,可见其时著者并未见万历志。2.黎世序《续行水金鉴》卷一百五十二、第3549—3551页转录上述《河渠纪闻》之内容,亦言“顾亭林之论曰……”,该书为道光年间刊,可见黎氏也未曾见万历志。3.光绪《荆州府志》卷十九《堤防三》转录“国朝”胡在恪之公安、石首、监利、松滋、枝江各县“堤防考”,考其内容,均多与《水利志》所载雷同,故完全可以推断并非胡氏之论而只是辗转抄录罢了。4.民国《湖北通志》堤防卷“附录顾氏《郡国利病书》三条”,后又注明出自康熙《湖广通志》,且其各类各条无一出自《水利志》而有数条出自《利病书》,可见纂修时不见万历志,而以为康熙志录自顾氏书,否则以纂修者之学识,不可能犯此类错误。该志还有“附录刘湘煃堤防论”,此条附录后编者加按语云：“刘氏论著凡数十篇,无一存者,此其一鳞片羽,见《汉川志》中,因亟录之,然与顾氏说大致略同。”由此可见,编者已注意到二者内容之雷同情况,但却未予考证其真正出处。查刘湘煃其人,乃武昌府江夏县贡生,曾主持纂修三十二卷本《汉阳县志》,志成后于乾隆十三年(1748)付梓^[6]。据此推测,刘氏应为雍正、乾隆时人,其生年应远在顾氏之后,但他是读到过《水利志》还是只见顾氏书则不得而知了。以全省之人才、物力官修通志而不见万历志,可见至清中后期,该志已极为稀见。(www.xing528.com)

由于上述水利专著和通志的错讹相传,加之《四库存目》本推出以前,全国所藏的万历志极少,故部分现代学者的论著也误以《利病书》为原始出处^[7]。《水利志》内容详细具体,论述赅备精到,质量不可谓不高,后修通志中的水利堤防志及水利专著多有转录,但大多未注明出处,以致后人误为原始史料引用。在论文撰述过程中,误以《利病书》或其他资料汇编以及水利专著为原始史料引用,如有明确纪年的话,并不会对论述结果造成多少不良影响,但如无时间记载的话,则有时其结论会产生偏误。如长江流域办公室所编《长江水利史略》^[8]第六章第一节中的“筑堤技术”一条即将“修筑堤防考”之内容归为清代的筑堤技术总结,其注释云转引自《续行水金鉴》,事实上,早在明万历前期甚至隆庆初年即已出台。所幸的是,万历志至今仍得保全并赖《四库存目》本而推广。笔者在此理清资料汇编转录与原志之间的关系、有关通志及水利专著的错讹等,也望能给研究者们在运用这些史料时提供一些方便。值得一提的是,《利病书》全书为资料汇编,除了笔者已作对照的这一部分外,其他部分也很有可能存在类似的情况,因此研究者们在引用这部书时,最好与现存的相关史料查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