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落形态发生学证实城市核

基于以上认识,就可从聚落发生学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宋末至元代上海“镇市”及“县市”在江南聚落发展中的形态演化阶序,确认上海的聚落发生史与最初的城市核之所在。

上文已经明确在南宋末年“镇市”阶段,上海的城市核应该就在当时两条主街的交叉点——明嘉靖筑城前的方浜益庆桥一带。上海镇监董楷针对这一地带系“一市阛阓之所”的明确记述可解读为：此处作为城市核不仅是唯一的,而且也已相当的固着。而这个唯一的、稳定的城市核,以及通过上文传统史地学解读得以揭示的方浜沿河街路、东街至洋泾浜街路的存在,显示南宋末的上海“镇市”在聚落形态上尚处于“交叉状水路市镇”阶段,此种类型通常出现在形态发育相对较为单纯的聚落成长的早期,因此,即使没有更早期的史料,也可以从聚落形态发生学的角度推测“上海源”——上海早期城市核的所在,应该就在明嘉靖筑城前的方浜益庆桥一带,即今天小东门附近的方浜中路与东街、宝带弄的交叉地带。

对于以上关于“上海源”的形态与发生史的认识,我们还可以拿近代的嘉定、奉贤(奉城)、川沙等城镇来做一简单类比——这三座城镇具有十分显著的“交叉状水路市镇”的特点,因此要确定它们的城市核也并不困难;不过,若要追溯其聚落起源的话,即使是此类形态发育相对较为清晰的“交叉状水路市镇”,实际上也已历经了长期的发展。如嘉定在南宋即已建县;奉城镇的聚落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南宋初修筑里护塘之际;川沙镇的历史即使从明初八团镇算起也已在五个世纪以上了。因此,想象一下南宋末的上海“镇市”如果是近代嘉定城镇的格局与规模,那么这座东方大都市的渊源,应该远不止是北宋初的时代了。

不过,像上海这样一座大都市,其城市形态的后续发展必然颇多变奏。这座城市的早期城市核,在经历了元初的繁荣期之后,便已出现向西转移的动向,一方面是由于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但另一方面决定性的事件却是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修筑的城墙,硬生生将早期城市核所在的益庆桥区段切穿,这对后来的城市形态产生深远影响——由此出现了明中叶以后上海城市核逐渐转移道路由经向的三牌楼街、康衢巷(今光启南路)、四牌楼街与纬向的方浜中路至肇嘉浜沿河街路构成的栅格状区域,从而完成了由“交叉状水路市镇”向“栅格状复合型水路城镇”的过渡。

现代城市史地研究表明,历史上传统的城市中心与都市商业轴(即主街),对于城市的形态与人文塑造有着持续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大阪的历史城市核研究中得到启发。例如,近代大阪城的街道,在空间上的特点是以东西向的大道为主干线,辅以南北向支巷组成了栅格式平面布局,因此按常识一般会以为地价最高的主街应该是市中心的某条南北向大街。可是,历史地价记录分析结果却大大出乎意料,该分析显示大阪的商业中轴落在了一条并不起眼的东西向狭窄街巷——现在的“心斋桥筋”之上。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里实际上是自江户时代或更早时代以来就已形成的古大阪的主街,虽然历经近代大阪城市规划的强力介入,但传统商业中心却并未因为城市的近代化而被割裂打断。(www.xing528.com)

图3　老城厢小东门附近(选自1947年版《上海市行号路图录》)

事实上,就上海老城厢而言,虽然早期的城市核在明中叶已经发生变动,但纬向主街的方浜沿河街道(即后来的方浜中路)一带,作为城市的主街却一直继承了下来。从这一点来说,上海人逛城隍庙的传统应该也是源远流长,而即使到了近代,小东门一带仍然是老城厢的商业中心所在。到光绪末年,上海“郭门有七,曰大东、小东、小南、大南、西门、老北、新北,大东、小东及新北三门内,为城内大街,颇为繁华”(见日清贸易研究所编《清国通商大全》,东京丸善商社书店,1892年)。在1947年出版的《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上(图3),可见此处密集的商铺,其中还有传承至今的童涵春药栈等著名商社,地块的极度细分化,显示出该处历经千年的发育仍然透射出的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