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上海之城市核-中国历史地理评论.第二辑

以上分析明确了上海在明中叶16世纪初的“县市”阶段已然发育为一座颇具规模的江南城市,从聚落形态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江南地区类似的成熟市镇,应该是从一个更早时期的、既已充分发育的核心——即“城市核”,历经长期稳定成长而生发出来的,因此,若要把握该城的早期形态,仍须进一步上溯到宋元上海建县前后的“镇市”及“县市”的初期阶段。

有关宋末上海“镇市”及元初“县市”平面格局的史料十分稀少,目前已知的主要是现存方志的两种坊巷类记载,而中古时代的“坊”在江南城市里多为以空间实体街区为基础的基层行政管理单位,它反映了一座城镇之中建成区的地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城镇街区集聚形态分析的替代指标,因此下面的考察将循此思路来展开。

关于宋元时期上海的坊,现存最早记载见于弘治《上海志》卷二《山川志·坊巷》,其中较系统地收录了宋元的十一个坊,并指明了各坊位置所在。从中古时期江南城中坊的演变历史以及史料来源分析,弘治《上海志》等现存明前期方志中出现的有关宋元坊的记录,应是源于当地(上海县或松江府)的宋元方志,反映的是宋末上海镇及元初建县之初上海城中建成区的实况。有关弘治《上海志》关于坊的记载,还可从南宋末年上海镇市舶分司提举董楷所作《受福亭记》一文(见于弘治志卷五《堂宇》)中得以印证,此文提及咸淳七年(1271)上海镇中拱辰、福会、文昌、致民等若干坊市建置与分布情况,其坊名及相对位置与上述弘治《上海志》所记吻合,由此笔者汇集上述两段史料中出现的肇嘉桥、坊浜、舶司等十五处地物记录,通过相对位置的比对,获得宋末至元中叶上海“镇市”及“县市”初期阶段的平面格局复原图。从此图上,可以观察到宋元时期上海城市形态一些特点。

首先,宋末元初的近半个世纪,是上海聚落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型期,从南宋末在上海镇置市舶分司,到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立县,再到大德二年(1298)将县衙由宋元镇署所在地(元松江总场附近,即明代东察院、清初黄浦营,今小东门外咸瓜街太平街附近)迁至旧市舶司署(即明清时期上海县治所在地),在沿海口岸经贸的推动下,上海这一市镇的行政地位显著上升,这必然引发其城市形态的诸多变化。

对比明中叶与宋元时期的复原图,可以观察到在两个多世纪里上海城镇平面格局的重大变化。宋元复原图上所显示的上海,概括而言,其表现应是一座较为典型的河埠型市镇,这一时期的十一个坊全部建在由洋泾浜到肇嘉浜之间的濒浦或近浦地域,尤以自长生桥至益庆桥的跨方浜南北区域最为密集,因此推断当时的“城市核”应该就在益庆桥南、当时的榷场及市舶司以北一带(今方浜中路小东门段的旧城厢内外地带),上述董楷文中提到该处系“一市阛阓之所”也证明了这一点。从此分析出发,结合顺济庙建于南侯家浜口、榷场建于方浜益庆桥南等远洋贸易标志性场所的实际位置,则可推定宋末元初上海镇的纬向主街(main street)当是方浜及沿河街路,经向主街应该就是东街及其向北延伸跨方浜益庆桥、南侯家浜南侯浜桥、洋泾浜泳飞桥的街道。与明中叶的平面格局相比,主干道系统存在着一些明显差异,即宋元时期呈现出更偏东北分布,也即更贴近濒临黄浦地带的形态特点,该平面格局表现出早期上海聚落形态上更为突出的河埠型市镇性格。(www.xing528.com)

以上推定中还存在着一个问题：在构成“交叉型水路市镇”的基本形态要素之中,虽然方浜与益庆桥地段具备了十字交叉街道、纬向主河道(即方浜)、繁华街等条件,但还缺乏经向河道这一重要的支持依据,在明中期以来的地图资料上也未见到东街、益庆桥附近的经向河道。关于这一点,如果仔细查阅史料还是有迹可循的。同治《上海县志》卷三《近城诸水》中提及：“旧学宫西北陆家宅左有大沟,通方浜旧学天光云影池,潮水所入也。沟深丈许,广容两人并行,皆石为之,相传陆氏筑。其水道疑亦运粮河,盖此运粮在未立县时,筑城后旧迹断续不可识。”笔者推测这条“大沟”从位置上看,很可能就是上海宋元时期的“交叉型水路市镇”发展阶段之中的经向主干河道,而在嘉庆《上海县志》卷六《桥梁》还有一条可资印证的记录——就在这一带的康家弄中曾发现元代桥梁,“系元时所建,今河为平陆,俱筑民居,桥名亦不可考矣”。因此,经向河道的存在应该没有疑问,只不过这条河道淤积萎缩较早,正如晚清秦荣光在《上海县竹枝词》中所言：“县未城前旧有河,运粮曲折各通波。自经堵筑城墙断,但剩沟形四处多。”可见,类似的填浜筑路在上海城内并不少见。

上述推定还可从早期方志记载的城内宋元寺观的分布、元明之际城内建坊的空间推移上得到支持。如本文开篇所引唐时措文提及宋元之际上海有“佛宫仙馆”,而在嘉靖《上海县志》卷六《古迹》具体罗列了宋元“镇市”或“县市”内的七处古寺观,如“义勇武安王庙,在今益庆桥北”、“岳庙,在今县治东南,俱在旧上海镇市”等,加上县志记载的五代所建广福寺,南宋所建积善寺、顺济庙等,一共十处五代至宋元时期的古寺观均分布在上述推论的宋元建成区之内。又如,弘治《上海志》记载元末明初在县市内新建的十个坊,其分布均是围绕元大德二年搬迁的新县治,也就是方浜中段至肇嘉浜一带推展的,而明中叶以后县城内两处“日中为市”的繁华街——四牌楼街、三牌楼街,从其由来与命名看,前者最早也要到明初洪武八年之后才出现,后者则更是晚至成化年间方才形成的。

此外,早期文献记载的“上海酒库”,其立地场所也很是耐人咀嚼。根据文献记载,它正好位于上文考证的早期上海市镇的中心位置——方浜与东街交汇的益庆桥之北,这一场所意味深长。如按正德《松江府志》卷十一“安抚司酒库”条所云：“在县市坊浜北福会坊内,宋建,元改为税司。”又该志卷十“税课局”条提及具体位置：“在县市东街,吴元年建于益庆桥北。”由此推知,宋代“酒库”的准确位置正在方浜、东街之口,而斯波义信等学者曾指出宋代江南城市的中心官署在传统上往往立地于丁字形主街的交叉点上,考虑到文献记载上海的初始官署建置——“酒务”最有可能是继承了宋时所建的“酒库”,那么又可以作为上文关于上海早期聚落核位于方浜、东街交汇点的又一支持依据了。

那么,当时肇嘉浜北的大德二年后新县治所在区域(即明清县城中心区域)情况如何?从目前掌握的材料与上文分析来看,元中期之前的十一个实体坊之中,只有“肇嘉坊”与肇嘉浜有所联系,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该地块的开发相对较为晚近。而从城内街道系统的形成历史来看,相对于宋末既已发达的滨江建成区,以元代新县署、肇嘉浜中段为中心的地带,其道路开辟应该也相对较为晚近(反映在嘉靖《上海县志》所载元初新县署一带的主干道均以“新”字命名,如“新衙巷”、“新路巷”等),该区块的开发大约是在上海立县之后的元代后半叶至明初渐次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