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上海城镇平面格局分析

以上分析明确了上海县城在16世纪的明代中叶,已然形成具有相当规模、较为成熟的江南城市,这个结论也预示着该城的发展史仍有进一步上溯的空间。上海在宋末建镇、元初置县,根据元大德六年(1302)上海县教谕唐时措的描述,宋元之际的上海,“襟海带江,舟车辏集,故昔有市舶、有榷场、有酒库、有军隘,官署儒塾,佛宫仙馆,甿廛贾肆,鳞次而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22]。这段文字虽不免溢美之辞,但其中有关市舶、榷场、酒库以及官署祠庙等陈述应是实情,而甿廛贾肆鳞次栉比也说明当时的上海确已发育成为长江三角洲末端的一个繁华市镇。那么,是否可以对当时的城镇平面格局作出定量的图上复原呢?

关于早期上海聚落的历史复原图,此前研究常常援引嘉庆志所载《上海未筑城古迹图》,该图意欲还原上海筑城之前的面貌,图中对宋元时期的市舶司等设施均有标注,因此常被视为上海元初建县前城市格局考察的依据。不过笔者分析之后发现,该图实源于清乾隆末年褚华所辑《沪城备考》一书,而褚华应未见到弘治志等当地早期志书,以致图中历史层次紊乱、地物表现多有错讹,不能作为宋元上海镇复原之用^[23]。除此图之外,现存上海县志之最早者为弘治志,而本地县志的创修也要迟至明初洪武年间,因此若欲复原此前宋元时代的平面格局,确实存在史料匮乏的困难。解决这一难题只有两个方法：一是精查现存明代府县志中收录的早期相关记载;二是利用上节获得的嘉靖复原图,根据康泽恩理论中的形态发生原理,尽可能地辨别、提取其中的早期形态框架与形态基因。下面逐一加以考察。

有关宋末上海镇市及元初上海县市内部格局的关键史料主要见于现存方志的坊巷类记载之中,而中古时代的“坊”在江南的城市中多为基层行政管理单位的空间实体街区(笔者暂将此类坊简称“实体坊”),这与本文所追求“地块及其在街区中的集聚形态”的考察目的一致,因此很有必要对此类记载所涉及的宋至明时期上海镇市及县市中“坊”的演变做一梳理。

关于宋元时期上海的坊,现存最早记载见于弘治志卷二《山川志·坊巷》,其中较为系统地收录了宋元的十一个坊及明初的九个坊,并指明了各坊的位置所在：

肇嘉坊在肇嘉桥北,拱辰坊在肇嘉坊北,文昌坊在福会坊右,福会坊在坊浜北,致民坊在长生桥北,永安坊在长生桥北投西,福.谦坊在南侯浜桥南,泳飞坊在县北门杨泾,联桂坊在泳飞桥北投西,宝华坊与联桂坊对,登津坊在第一桥东。^[24]

而后刊行的正德府志卷九《坊巷》对上海城中坊的记载更为详细,除了提到弘治志的上述十一个宋元坊之外,还记录了元末至正以来上海全县所建的七十三个坊,从坊名及其位置关系等来推测,这些坊的记载在文本上有两个特点：一是在抄录了十一个宋元坊之后,元末以来坊的记载均按建坊年代先后排列;二是宋元坊与元末以来的坊显然存在本质区别,即宋元坊应为实体坊,而明成化以后所有记载的坊显然都是旌表功能的单座牌坊^[25]。作为上述推测的一个有力支持证据,此后的嘉靖志更为明确地区分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坊——宋元坊被直接收入该志卷六《古迹》之中(仅漏载了肇嘉坊),并指出这些坊“元末国初有司更建不常,特以其废而类于此”,说明此类实体坊在元末明初已发生较大的变化;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嘉靖志卷三《坊》又记载了明代所建的六十一座坊,这六十一坊从记载内容看,除了元末至正至明初洪武数个坊的性质有所存疑之外,其他均可确定为旌表的牌坊。有关宋元坊的记载,在之后的万历志中被进一步弱化,该志卷五《坊巷》仅抄录了十一个宋元坊的名称,而省略了此前弘治、正德、嘉靖诸志中关于这些坊的具体位置等描述,并以小字注云“以上宋元时建,俱废”^[26]。由此可见,上海的实体坊当设置于宋元之时,到元末明初之际渐至罢废,取而代之的是旌表牌坊的不断增加,到明成化之后坊已经不再用以划分实际的城市空间^[27]。

从史料来源的角度分析,弘治志、正德府志等现存明前期方志中出现的有关上海宋元坊的记载,很可能是源于宋元时期的当地方志,反映的是宋末上海镇及元初建县之初上海城中实体坊的建置实况。

比如,在弘治、正德两志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就是弘治志的“福会坊,在坊浜北”这条记载中用了“坊浜”这个地名词,考虑到在弘治志中凡提及方浜均用“方浜”二字(如卷二《山川志·水类》记录“方浜,在二十五保”,又如卷五《津梁》云“方浜渡,在县市东北”等),仅此处写作“坊浜”,而这恰与正德府志中“坊浜”的记载习惯相同,显示与之相关的记载可能是两志编者抄录了之前同一种文献的结果,从现存江南方志的内容来看,这种明志抄录宋元志的现象极为普遍。而按照正德府志卷首“参据旧志并引用诸书”条提及当时可见宋《绍熙云间志》、元《大德松江郡志》《至正续松江志》等府志以及洪武《上海县志》及弘治《上海志》,而弘治志中又有明确引用《至正续松江志》的条文,因此推断这十一个宋元坊的记载可能是源于现在已佚的宋元或明初府县志。

不过,虽然现存府县志所载明成化以来上海县市中的坊均为牌坊,但还有唯一例外的记录——“安抚司酒库,在县市坊浜北福会坊内”(载于正德府志卷十一、嘉靖志卷三等),鉴于酒库系占据相当面积的地块,此记录或能反映福会坊作为一个实体坊仍见存于明中叶的上海县城之中,不过由于该酒库在元代已改作税司(见于正德府志卷十“税课司”条),这条描述历史遗迹的记载也应该是抄录更早时期方志的结果,所以,“福会坊”这一宋元实体坊出现在明中期以降方志中的现象,可以单纯以方志编者史料整理不彻底来作解释,并不能据此孤立记载说明上海县城在明中叶之后仍存在实体坊,而恰恰只能起到反证该坊在宋元时代作为实体坊存在的作用。

以上推断还可从南宋上海镇市舶分司提举董楷所作《受福亭记》一文的记载中得以印证,此文提及咸淳七年(1271)上海镇的若干坊市建置与分布情况^[28]。

咸淳五年八月,楷忝命舶司。既逾二载,……乃痛节浮费,市木于海舟,陶埴于江濆。自舶司右趋北建拱辰坊,尽拱辰坊建益庆桥,桥南凿井筑亭,名曰受福。亭前旷土悉绣以砖,为一市阛阓之所;其东旧有桥,已圮,巨涛侵啮且迫,建桥对峙,曰回澜桥;又北为上海酒库,建福会坊;迤西为文昌宫,建文昌坊。文昌本涂泥,概施新甃;尽文昌坊又北建致民坊;尽致民坊,市民议徙神祠为改建曰福谦桥。由福谦趋齐昌,乃臣子于兹颂祝万寿,广承滋液,施及群动,改建桥曰泳飞桥。(www.xing528.com)

这段文字提及的拱辰、福会、文昌、致民四坊,其坊名及相对位置关系与弘治等志所记吻合,由此笔者汇集上述两段史料中出现的肇嘉桥、坊浜、舶司等十五处地物记录,根据本文的嘉靖复原图可直接确定坊浜、北门杨泾、长生桥、益庆桥、第一桥等五处,再根据弘治志等文献可确定上海酒库、文昌宫两处的位置^[29],并以此七处地物为依据,通过相对位置的比对,获得宋末至元中叶上海镇市及县市的平面格局复原示意图(图6,以下简称宋元复原图)。从此图上,可以观察到宋元时期上海城市形态的如下一些特点。

图6　宋末至元中叶上海镇市及县市复原图

首先,宋末元初的近半个世纪是上海聚落发展又一重要转型期,从南宋末年在上海镇置市舶分司,到元初至元十四年(1277)升为市舶司,再到至元二十九年(1292)立县,至大德二年(1298)撤上海市舶司,随即将县衙由宋元镇署所在地(元松江总场附近,即明代东察院、清初黄浦营,今小东门外咸瓜街太平街附近)迁旧市舶司署(即嘉靖、光绪复原图上的县治所在地)^[30]。在沿海口岸经贸的推动下,上海这一市镇行政地位显著上升,这必然引发其城镇平面格局的诸多变化。

对比嘉靖复原图与宋元复原图,可以观察到在两个多世纪里上海城镇平面格局的重大变化。宋元复原图上所显示的上海城镇,概括而言,其表现应是一座较为典型的河埠型市镇,这一时期的十一个坊全部建在由洋泾浜到肇家浜之间的濒浦或近浦地域,尤以自长生桥至益庆桥的跨方浜南北区域最为密集,而其城市核当在益庆桥南、当时的榷场与舶司以北一带(今小东门内外地带),上述董楷文中提到该处系“一市阛阓之所”,也证明了这一点。从此判读结论出发,结合顺济庙建于南侯家浜口、榷场建于方浜益庆桥南等海洋贸易标志性场所的实际位置,则可推论宋末元初上海镇的纬向主街当是方浜及沿河街路,经向主街应该就是东街及其向北跨益庆桥、南侯浜桥、泳飞桥的街道。与明嘉靖前后的平面格局相比,主干道系统存在着一些明显差异,即宋元时期呈现出更偏东北分布,也即更贴近濒临黄浦地带的形态特点,该平面格局表现出早期上海聚落形态上更为突出的河埠型市镇性格。

以上推论还可从早期方志记载的城内宋元寺观的分布、元明之际城内建坊的空间推移上得到支持。

本节开篇所引元大德时唐时措文提及宋元之际上海有“佛宫仙馆”,在嘉靖志卷六《古迹·祠庙寺观》具体记载了七处在宋元上海“镇市”或元代上海“县市”内的古寺观：“义勇武安王庙,在今益庆桥北;有五显庙,在今长生桥西;有岳庙,在今县治东南,俱在旧上海镇市。……三皇庙,在县东北,元建,以为医学之祖。帝师庙,在县北,元至治间诏立,崇奉帝师板的建巴思八八合失。……南圣妃子宫,顺济庙南;……齐昌寺,旧上海镇市,由福谦桥入。”加上嘉靖志卷三记载的南宋所建积善寺与顺济庙,以及万历志卷五记载的五代所建广福寺,这些十处宋元古寺观均分布在上述推论的宋元建成区范围之内(图6)。

又以弘治志卷二《坊巷》、嘉靖志卷六《古迹·坊》记载元末明初县市内所立十坊分布来看,元末至正初年所立阜民、迎恩两坊在县衙南,明初洪武四年所立敷教、澄清两坊在县衙东,洪武八年所立迎恩坊在县南,崇礼等四坊在县衙东十字街口(嘉靖志云“俗呼四牌楼”,即四牌楼街的来历),洪武三十年立登科坊在薛巷口。可见,其分布均是围绕元大德二年搬迁的新县治、也就是方浜中段至肇家浜一带推展的,而明中叶以后的繁华街——四牌楼街、三牌楼街,从其由来与命名看,前者最早也要到明初洪武八年之后才出现,后者则更是晚至成化年间方才形成^[31]。

那么,当时肇家浜北的大德二年后新县治所在区域(即明清县城中心区域)情况如何?从目前掌握的材料与上文的分析来看,元中期之前的十一个实体坊之中,只有肇嘉坊与肇家浜有所联系,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该地块的开发相对较为晚近。

而从道路系统来分析,明弘治至万历府县志中的街巷记录群(详表1及本文第二节)之中,除观澜亭巷外均落在元大德二年的新县衙及其周边肇家浜中段一带的区域之内。值得注意的是该街巷记录群中的新衙巷、新路巷、康衢巷这三条主干道,其路名均赋予“新”字或以雅化形式的“康衢”来命名,这个“新”字显然是针对元大德新迁县署而言之“新”(尤其是新衙巷这一路名,直接证明了其出现当在大德二年新县治搬迁之后),而从时间上看,这个街巷记录群距离其最早的现存文献载体——弘治志也有一个世纪以上了,故而推测该记录群当非弘治志编者首创,而是转录此前明初洪武《上海县志》或元至正、大德时期所修的《松江府志》等更早时期志书所致,反映的是元大德二年新县治搬迁后不久的上海城市状况。因此可以说,从街道系统来看,相对于宋末既已发达的滨江建成区,以元代新县署、肇家浜中段为中心的地带,其道路开辟应该是相对较为晚近的,该地块的开发大约在上海立县之后的元代后半叶至明初渐次展开,引起这一平面格局上由江滨向纵深延伸的原因,既有可能是上述黄浦江局部冲淤平衡变化而引起江滩岸线的改变,更可能是这一时期上海这座城市本身的成长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