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时期上海县市的街巷系统与城市规模

图5表现了明嘉靖初年上海县市的平面格局,尤其是确认了在筑城前上海县市中已经形成成熟的街巷系统这一点。不过,关于同时期上海县市中的街巷,根据《上海县市图》获得的这个复原方案与现存方志记载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表1中弘治志记载的只有五条,正德府志七条,嘉靖志十条,而此后的万历志记载了十一条,崇祯府志三十九条,康熙志二十五条,乾隆十五年志二十七条,乾隆五十九年志四十二条(含城厢内外),嘉庆志六十三条(含城厢内外)。这些连续记录容易使人产生明清以来上海县城街区乃至城市规模快速扩张的错觉,既往的研究也往往依据单纯的街巷数量变化来推论上海城市化的进程^[15]。实际状况是否如此?关于这一点,笔者以为还有必要结合文献、古地图,尤其是这些街巷记载的史料性质做慎重检讨。

从方志所见上述街巷记载的书记习惯,如街巷名称以及排列次序、注释的内容、各府县志街巷记录的因袭关系等来看,自弘治志以来的街巷记录应可分为三个记录群。

明弘治至万历的四种府县志构成了第一个记录群,这一群街巷记录数量最少,一般仅为个位数,并且所记街巷主要集中在县衙周边,而弘治志之后渐次增加的宋家弯、观澜亭巷、马园弄等几条街巷,或在空间上与既载的街巷相联络,或与码头、官仓、县中名人掌故有关,这几条街巷之所以被编者添加,主要因为它们都是在地理上有联系或历史上有掌故的特例。而同一时期在县市中实际存在的街巷,一定多于府县志中“街巷”门的记载^[16],否则无法解释《上海县市图》所描绘的当时县市中大量“无名”街巷的存在。并且,透过上述街巷记录的排列次序、注释及因袭关系,还有这四种方志中有关坊、河道等记载的特征与继承关系,也可以推断该记录群至少是基于同一书记习惯的,甚至很可能还存在着共同的史料来源,比如源于当时编纂者可见的洪武《上海县志》、至正《续松江志》等更早时期的当地志书,此点在下节分析上海早期形态之际还将进一步检讨。

从崇祯府志开始,关于上海县城的街巷记载突然出现了很大的数量飞跃,该志卷三《衢巷》记载上海城内街巷达三十八条之多,这应该不是上海城的街巷系统从万历十六年(1588)万历《上海县志》的编纂到崇祯三年(1630)编修崇祯《松江府志》不到半个世纪间发生的突变,而是崇祯府志的编者对包括上海在内的松江府属各府县城市进行一次统一标准重新调查的结果^[17]。而此后的康熙县志卷六《坊巷》收录二十五条,乾隆十五年志收录二十七条,虽然有所减少,但细绎两志的街巷记载亦可了解其记载并非源于两志编者的实际调查,而是对崇祯府志街巷记录选择性摘录所造成的,因此同样不能由此推断当时出现了整条街道或相关街区消亡这样的结论^[18]。因此,从崇祯府志至乾隆十五年县志的街巷记录可归为同一史源的一个记录群,该群的有效史料实际上只有崇祯府志的记载。

乾隆四十九年(1784)志、尤其是其后的嘉庆志以来,街巷记载又出现了成倍增长的趋势,这其中固然有城东沿黄浦码头一线建成区的蓬勃发展,但更多的原因也在于方志的调查工作更为细致,以及方志编纂者对街巷认识发生的变化。总而言之,明清方志“街巷”门的记载,并非反映上海县城自明中叶以来的线性发展,而需要在史料批判的基础上加以审视。当然,这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了《上海县市图》中出现街巷系统应该是当时的客观存在。(www.xing528.com)

基于以上认识,利用嘉靖复原图(图5),就可以对嘉靖筑城前上海县市的道路系统、街区分布以及城市规模做出清晰判断。

首先,根据嘉靖复原图可以明确的一点是,早在筑城之前的明嘉靖初年,上海县市之中已经出现对应于晚清时期的四纵四横栅格状干线路网,并且,当时该路网的经向道路还要一直延伸至洋泾浜,甚至超出了1553年所圈定城墙的范围。根据此图所表现的道路系统,并结合嘉靖志记载当时属于县市之中的三十八座桥梁的分布,即可较为准确地勾勒出明中叶上海县市的大致范围：北起洋泾浜,南至薛家浜,西起周泾,东至黄浦江滨,对比光绪复原图,可知当时的城市规模与近代相差并不太多。事实上,这个判断与现在仅存的有关该时期上海县市规模的两条定性记述相吻合,嘉靖志中曾提及“自洋泾至薛家浜,皆为县市”^[19],而刊行于上海筑城前的嘉靖《南畿志》,也曾指出当时的上海“居海之上洋,因海市为县,无城郭,惟有二门(南马头、北马头),所聚周四里,环县以水为险”^[20]。此外,成书于1504年的弘治志,在卷五《津梁》中曾提及当时县市内仅有的两个渡口——“薛家浜渡,在县市东南;方浜渡,在县市东北”,这也等于是间接指示了当时的县市范围,说明至迟在16世纪初明弘治之际,上海这座县城已经相当接近清末光绪时期的城市规模了。

其次,嘉靖复原图呈现的街巷、桥梁集中分布于三牌楼街至东街之间的现象,亦可说明晚清地图上所见东密西疏的街区分布格局由来已久。这一结论还可从《嘉靖县市图》(图4)中得到印证,将之与基于实测图的嘉靖复原图(图5)对比,该图自三牌楼街以西部分,其比例被迅速压缩,这一现象与三牌楼街以东部分相对精确的比例表现形成显著差异,此种我国古代城市地图常见的局部放大、突出表现建成区部分的非等比例绘图方式,也间接反映了明嘉靖初上海县市东密西疏的格局已然成型。

再者,关于筑城前后上海城市平面格局的变化,现存与之相关的主要文献如《顾从礼奏请筑城疏》(崇祯府志卷十九、同治志卷二等所载)、潘恩《郡侯方双江城上海序》(《潘笠江先生集》卷八所载)等均未触及。不过,通过光绪与嘉靖复原图的比较,就可以系统地观察到筑城后的整体格局变化及诸多深刻影响。比如,筑城所造成的路网、河网的打断现象,还有街区集聚形态上所反映的疏密关系的执着现象,其实都反映了筑城活动之于江南城镇平面格局各种要素的变与不变、易变与难变的内生逻辑。此外,就上海城的城、濠两要素来看,近圆形的围郭构造固然与短时间的仓促筑城密切相关——即以最短周长围护最大城内面积这一原则有关,而在城墙细部走向上所表现的平滑自然却又富于凹凸变化的线型,正反映了当时随形就势的修筑规划方案——即在具体工程中采取以最小成本推进涉及墙濠修筑的房地产拆迁工程实施这一规律有关^[21]。至于上文考证的北侯家浜、榆木泾北支的突然消失,通过嘉靖、光绪复原图的对比,亦可确认其显然是筑城时被利用作为城濠了,类似利用原有河道筑城,亦可作为江南水乡筑城的一般规律而应用于其他城市的水系复原分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