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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上海县市图》地物比定及图上复原

时间:2023-10-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利用这一记载特性,进一步比对《上海县市图》中各条河道上的桥梁,即可确定此图中绝大多数桥梁的名称。以上嘉靖志中河道与桥梁等地物的明确的图、文对应关系,进一步印证了《上海县市图》的真实性,这些都为图中街道的比定提供了强大的支持。根据嘉庆志等后代方志的连续记载并对照光绪复原图,则嘉靖志所载街巷在《上海县市图》中均可予以简单比定。

嘉靖《上海县市图》地物比定及图上复原

以上特别说明《上海县市图》之于本文重点考察的街巷及街巷系统、街区及其集聚形态的研究价值,下面先通过对该图的河道、桥梁以及具体设施的系统比定,全面还原筑城前上海县市的街巷系统。

首先分析河道。虽然绘者未加文字标注,但根据黄浦江与县治、城隍庙、水仙官、邑厉坛、水次仓等目前可以确定的主要官署祠庙的相对位置关系,便可简单判断方浜、肇家浜、薛家浜、陆家浜、洋泾浜、南侯家浜(即筑城后所称的“侯家浜”)、周泾这七条河道。而在洋泾浜与南侯家浜之间,可见到由洋泾浜分流并汇入黄浦江的一支河道,根据嘉靖志等的记载,此河应为北侯家浜[7]。该河道在筑城之后的文献中均未见载,从位置关系推断,该河只可能是筑城时被利用改作北城濠了。图上另有薛家浜、陆家浜之间的一条小浜应是榆木泾,该河在嘉靖志中仅提及它位于包含县市的二十五保范围之内,不过清嘉庆志卷二《支水》中记载其“在陆家浜西北,分流大南门城濠,南一支由沙家石桥西出通东西上澳”。加之民国时期的大比例尺地图中尚可确认榆木泾的存在[8],由此推断该河原有南、北两支,北支(即《上海县市图》上表现的一支)也可能是筑城被利用为南城濠——即嘉庆志所云“大南门城濠”,而南支则一直延续至于近代。

其次分析桥梁。确定河道之后,便可比定《上海县市图》描绘的四十座桥梁,此处的关键史料是嘉靖志卷三《桥》中的以下一段文字(引文中着重号系笔者所加,下同)。

县市三十八:曰五胜桥,今名新桥,曰郎家桥,曰抚安桥,俗呼东鳗鲡桥,曰灵济桥,俗呼西鳗鲡桥,曰阜民桥,俗呼县桥;曰望虹桥、登云桥、庄家桥、曹家桥、斜桥,已上并肇嘉浜;曰益庆桥、长生桥、长兴桥、陈士安桥、小马桥、马桥、晏公桥,已上并方浜;曰第一桥,曰福佑桥,俗呼黑桥,曰香花桥、南香花桥,已上并南侯家浜;曰众安桥、法华庵桥,已上并北侯家浜;曰洋泾桥、邑厉坛桥、韩家桥,已上并洋泾;曰薛家浜桥、东仓桥、中仓桥、西仓桥、永兴桥,曰广济桥,俗呼陈箍桶桥,曰塌水桥,尼姑庵桥,已上并薛家浜;曰南仓桥,在仓南,水从山川坛前通榆木泾;曰井亭桥、杨皮桥、周泾桥,已上并周泾。

在《上海县市图》之中,以上嘉靖志所记当时县市的三十八座桥梁,其中粗黑字的二十一座桥梁,系笔者对照光绪复原图(图2)及同治志等记载确定的、直至1875年尚存的桥梁,此外,上述嘉靖志记载中的韩家桥当即近代之三茅阁桥[9]、小马桥与马桥可推定为1875年图上的东、西马桥,东、中、西、南仓桥可根据水次仓与济农仓的位置(即图2中的“大校场”)来作推定,晏公桥、邑厉坛桥则可通过《上海县市图》上晏公庙、邑厉坛的位置推定。根据在《上海县市图》上比定的这三十座桥梁的位置,就能了解嘉靖志中的这一段桥梁记载,是按这些桥梁在各条河道的位置,以自西向东即自黄浦入口向县城西方上溯的顺序,准确无误地逐一予以记录的。利用这一记载特性,进一步比对《上海县市图》中各条河道上的桥梁,即可确定此图中绝大多数桥梁的名称。

以上嘉靖志中河道与桥梁等地物的明确的图、文对应关系,进一步印证了《上海县市图》的真实性,这些都为图中街道的比定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再次分析街巷。《上海县市图》显示嘉靖初筑城前上海县市内复杂的道路网,不过图中有文字标注的只有三牌楼街、四牌楼街这两条,其他道路均需一一确认,为此收集嘉靖志以及同时期松江府志与上海县志中的街巷记录[10],作成表1。

从表1看,明中期的弘治至嘉靖年间编纂的三种府县志,对于街巷的记录既显示出了较高的一致性,又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反映这些街巷应是文献编修同时期的客观存在。根据嘉庆志等后代方志的连续记载(参见表1)并对照光绪复原图,则嘉靖志所载街巷在《上海县市图》中均可予以简单比定。不过,《上海县市图》还描绘了许多这三种明中期府县志并未记录的街巷,对于此类街巷,则可以根据它们在图中的相对位置关系,尤其是其与上文既已确定的河道、桥梁的相对位置关系加以比定。(www.xing528.com)

表1 方志中所见明中期上海县市的街巷记录

在对《上海县市图》的复原作业中,尚须留意黄浦江县市段滩岸的淤涨变化。明永乐二年(1404)浚范家浜引黄浦东流入海之后,黄浦成为太湖水系入海主流,其河道逐渐冲宽[11],这是明前期黄浦江变迁之大势,而就上海县市段而言,文献记载显示自宋及明,该段江滨表现为北坍南涨、江流摆动加大的趋势。如明正德年间,肇家浜口的五胜桥、方浜口的回澜桥均沦入江中,使得原先位于方浜回澜桥之西的益庆桥(今小东门附近)成为浜口之桥[12];位于益庆桥北的税课司,在明初洪武二十五年还曾被潮水冲圮,不得不移建他处[13],这些都显示当时方浜以北江岸不断遭受侵蚀的事实;而同一时期,肇家浜口附近及以南江滨则出现淤涨,最突出的现象就是肇家浜口的“新洲”这个边滩的出露与淤涨,该洲在元至正年间出露于黄浦江中,弘治年间延广至三十余亩,至迟在清中期已经并岸[14]。将《上海县市图》所描绘的洋泾桥与洋泾浜口、薛家浜桥与薛家浜口的相对距离,与光绪复原图所绘区域加以对比,也可以明显地看出自明嘉靖至清光绪以来该段江滨北坍南涨的变化。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以光绪复原图为底图,剥离其中筑城后出现的地物,并添绘上述通过比定的地物信息,由此获得街巷系统较为明确的嘉靖初上海县市复原图(图5,以下简称嘉靖复原图)。

图5 明嘉靖三年(1524)上海县市复原图

注:本图以光绪复原图(图2)为底图绘制,为便于比较筑城前后变化,另以灰色梯形线圈出1553年修筑的城墙范围。图中四处义冢的名称根据嘉靖志卷三《义冢》及万历志卷五《丘墓》确定;地名加括号者为推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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