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城形成背景及学规律

上节考察显示子城在宋代江南的府州级城市中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构造,这也说明此类构造起源甚早,接下来先将各子城创建年代相关史料整理如下(表2)。

图3　江南地区“子城-罗城型”围郭城市一览图

注：南宋临安府的罗城范围根据傅伯星《图说南宋京城临安》所附《南宋京城临安府城图》,常州宋代罗城根据单树模主编《江苏城市历史地理》第95页的薛迪成《常州城址变迁图》;江阴、无锡、长兴、湖州、嘉兴等地的罗城在元末均有不同程度的收缩,此处暂以各地的近代实测城市地图为底图加以绘制。

表2　江南各子城的创建年代

续表

表2的整理显示,虽然江南营建子城的历史,自先秦到唐末五代绵延1500年之久,但春秋战国至秦汉三国、唐末五代可以说是兴筑子城的两个关键时期,前一时期构建的子城可能是由古代王都的宫城、军事要塞或早期的行政中心发展而来,因此可能与该地区早期的筑城传统有关;而后一时期的子城兴筑主要集中在9到10世纪江南豪强并起的年代,显然与当地割据政权的积极经营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早期子城的起源与形成背景

有关春秋战国至秦汉三国时期苏州、绍兴、湖州、无锡、嘉兴等子城的资料少之又少,文献上主要依靠《越绝书》、《吴越春秋》的片言只语及中古方志中若干辗转追溯的记录,而现代城市的叠压也造成开展考古揭露的困难,因此目前能够得到实物确认的只有上节提及的湖州子城^[17]。不过,修筑于同一时期的江南古城址,目前得以确认的已有淹城、下菰城、阖闾城、固城四座(图4),其基本情况如下。

淹城遗址：位于今常州市南郊,该城最早见于《咸淳毗陵志》等当地文献的记载,是我国目前发现唯一一座三城三河形制的古城。该城最里一圈地势最高,平面呈方形,周长近500米,仅设一南门;中间一圈亦呈方形,周长1500米,最外一圈地势最低,呈椭圆形,周长2500米。考古调查显示此城建造和使用于春秋晚期的吴国,且三道城墙为同一时期修筑^[18]。

图4　江南地区春秋至汉代古城址的基本构型与规模

阖闾城遗址：在今无锡与武进交界处,其名称源于《吴地记》等当地早期文献。该遗址包括大城和东、西小城,大城周长约7000米,东、西两座小城位于阖闾大城的西北。该城址在古籍上称为“阖闾城”^[19],近年的考古调查确认大城、东城、西城和高台建筑均为春秋晚期,与吴王阖闾的年代相当,因此推定为《越绝书》中记载的吴都“吴越城”^[20]。

下菰城遗址：位于湖州市南郊道场乡,该城在宋《太平寰宇记》所引南朝《吴兴记》以及湖州历代文献中多有记载,《嘉泰吴兴志》卷二《城池》云：

乌程县县治,即《郡国志》所谓春申君置菰城县也,见《旧图经》,城内又有子城,见《旧编》,重城屹然,工役甚固。又《续图经》云：春申君始建城,距今千余岁,重城屹然,略不隤毁,则知当时工役之兴不苟矣,后徙治于今州之子城。^[21]

现存城垣可分内、外两重,平面均呈圆角等边三角形,外城垣长约1800米。内城居于外城东南角,周长约1200米,城垣为泥土夯筑而成,外侧均有濠沟。从出土遗物内容来看,其始建年代应在春秋时期,目前的研究认为是战国时楚国菰城县和秦汉乌程县的县治^[22]。

固城遗址：位于南京高淳区固城镇,春秋时为吴国的濑渚邑^[23],汉代为溧阳县治所,大约三国吴时被逐渐废弃。城址平面呈不规则多边形,城垣为土筑,分内外两重。其内城高于外城约4米,呈长方形,南北190米,东西120米,与早期记录所称“子城一里九十步”接近^[24]。根据濮阳康京的考察,“从历年不同时代遗物出土地点来看,春秋时吴筑固城的具体分布范围在‘子城’之西,现在的固城遗址是汉代向城东重新扩建的一处城邑”^[25]。

以上四座早期城址在形态上保留有较多的早期传统,并且具有一定的共性,其最具特色之处在于由多重城濠组成的“重城”结构,因此可以确认江南城市中的子城-罗城型构造起源甚早。从地位上讲,阖闾城可能是王都级的大城,下菰城和固城是县邑级的城郭,而淹城带有较多军事要塞的性质,但不论何种城市,其内部都存在一座经过刻意规划的内城,且淹城与阖闾城的外城与内城都是同时或较为接近的时期之中构筑完成的,所以,在同时期的吴、越王都——苏州和绍兴城中形成子城也就不足为奇了。

值得留意的是,固城遗址虽然自春秋以来就已形成城邑,但目前留存的城垣反映其主要使用时期是在两汉,可以说是一座典型的汉代县城城址。该城的子城,其平面形态较为方整,而构型与规模也与宋代嘉兴、湖州、无锡等地的子城颇为相似,如果注意到这三座城市距离固城遗址较近、且都修筑于秦汉三国之际的话,就可以对当时郡县级城市围郭形制的特点与共性作出合理的估测。

(二)唐末五代时期子城的分布与发生学规律

在唐末五代的9到10世纪间江南筑城浪潮中形成的子城,其分布与结构都出现一些新的变化,结构变化主要表现为对早期子城的普遍增修以及对谯楼等设施的功能强化^[26],而在分布上的主要特点,则是较彻底地贯彻了子城仅修筑于府州军级城市之中这一原则。

从行政层级来讲,唐宋时期江南城市大致可分为割据政权的王都、府州军、县这样三个等级,而宋代以后江南的子城主要分布在县级以上的城市中,如南宋江南的七府一军均有子城的设置,该现象在周边区域的城市中也十分显著,如周边的建康、镇江等府城,台、温、徽、严、婺等州城都有宋代子城的明确记载,这其中曾经作为古代都城的平江、绍兴、临安、建康等城,都曾兴筑规模较大、形态上较为突出的子城,此点从子城的功能来看不难理解。可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只有无锡、长兴、东阳等极少数县城之中出现了子城这种构造。这几个县城可能有它们的一些特殊性,比如无锡县,虽然长期列为常州的属县之一,但在北宋时规模就与州城匹敌^[27],到元代升县为州,也直接反映该地规模的壮大;而长兴县的筑城,可能与唐初辅公祏割据叛乱的特定局势有关。那么,为什么子城的分布在府州军与县这两级城市之中会有如此大的区别呢?解决这个问题将有助于我们对江南地区子城修筑的本质理解。为此,尝试选取南宋中叶的嘉泰年间为时间断面,重点整理《嘉泰吴兴志》、《嘉泰会稽志》中与围郭等城防结构相关的记录,通过对当时县城的规模及各级城市的历史形态比较,继续展开分析。(www.xing528.com)

按《嘉泰吴兴志》卷二《城池》记载：

乌程县：晋义熙六年,徙于今所,在郡治西一里,环以墙而已。

长兴县：唐武德七年始移于今处,在郡治西北七十一里,内有子城,外有六门。

武康县：南唐广德二年,左卫兵曹参军庆澄兼武康、德清二县令,舆瓦砾、伐榛莽,复于溪北古城筑之,铜岘之水三面环绕,浚为壕堑,今之县城是也。

安吉县：县无城郭,有六门,惟西、北二门有名,余皆无名。

《嘉泰吴兴志》缺少归安、德清两县记载,现据《永乐大典》卷二千二百七十六《湖州府·城池》所引明初《吴兴续志》补齐：

归安县城,在郡城中,去府治一百二十步,不别建城,以堵墙周环而已。

德清县城,旧县无城,元至正十八年始筑城,周回四里六十步,开凿濠堑。

由此可知,在南宋中叶(甚至到明初),湖州所属六县也仅长兴、武康两县有城,其他的县,如附郭县乌程、归安只是环以堵墙,而安吉县为有城门而无城郭,德清县则直到元末尚未筑城。可见,当时在县级城市中真正意义上的围郭构筑并不普遍。

又如,以同时期的绍兴府为例,《嘉泰会稽志》卷第十二《城池》记载各县城池：

望会稽县城池：县墙周二里二十步。

望山阴县城池：县墙周一里八十步,高一丈二尺六寸,见《旧经》,今不存。

望嵊县城池：《旧经》云县城周一十二里,高一丈二尺,厚二丈。孔晔记云：县治本在江东,吴贺齐为令始移,今县城盖齐所创也。

望诸暨县城池：县城周二里四十八步,高一丈六尺,厚一丈,见《旧经》。……今废。

紧萧山县城池：县城周一里二百步,高一丈八尺,厚一丈一尺,见《旧经》,今不存。

望余姚县城池：县城周一里二百五十五步,高一丈,厚二丈。案：《会稽记》云吴将朱然为令时所筑。见《旧经》,今不存。

望上虞县城池：县城周一里九十步,高一丈七尺,厚一丈。见《旧经》。

紧新昌县城池：县城周一十里,高一丈,厚一丈三尺。见《旧经》,今不存。

由此推知,在南宋中期的嘉泰年间,绍兴府八县中仅府城及嵊县、新昌两县城是真正意义上围护城市全体的城池,而会稽、山阴两附郭县的所谓“县城”,可以明确只是隔墙环绕的县衙区域,诸暨、萧山、余姚、上虞四县虽称“城池”,但城周一般为一到二里,城高与墙厚也与元代之后的大城相去甚远,其实际规模跟府城之中大致以半里为径、围护衙署的子城极为相似,应该也仅指县衙所在,正如乾隆《绍兴府志》卷之七《建置志·城池》在提及上虞县城时说道：

今县自唐永庆中徙,又县城周一里九十步,高一丈七尺,厚一丈。注：见《旧经》、《俞志》,《嘉泰志》所称县城周一里九十步者,盖县治之衙城也。《万历志》：至正二十四年,……始建议筑县城,……周围凡十有三里。

以上两种南宋嘉泰年间的古记录,对我们探知中古以来江南地区子城的发生、拟测县城的历史形态等课题而言深有启发。

以上湖州、绍兴府各县的记载,虽在史料性质上有所差别——《嘉泰吴兴志》强调筑城与否、城墙与“堵墙”的区别,而《嘉泰会稽志》则偏重于说明城池的规模与存续状况,不过,综合分析这些记载,完全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至少在南宋时期,类似子城的构造并非仅仅存在于江南的府州军等高行政层级的城市之中,事实上许多县城之中也同样存在着功能、形态十分相似的“类子城构造”,只不过这些县城到宋代为止往往缺乏罗城的构筑,因此就难以使用“子城”这样的称呼了。毕竟,中古文献中所谓的“子城”与“罗城”、“大城”与“小城”、“外城”与“内城”这样的称呼都是相对的,没有罗城,也就不成其为子城了。

根据江南县城之中实际存在“类子城构造”的推断,进一步考察《嘉泰会稽志》所描述的县城,就可以发现其中只有嵊县周一十二里、新昌周一十里的记载反映了当时这两座县城的真实规模,而上虞县城从嘉泰年间一里九十步到元末筑城十三里的变化,并非是这座城市的规模在短短一个世纪中发生了戏剧性的扩张,也不意味着当时上虞的县城仅有衙署部分,合理的推论是——在没有城墙围护的情况下,在环绕上虞县“衙城”的周围已然形成较大规模的商业街市。并且,如果考虑《嘉泰会稽志》中县城记录的资料同质性以及元末各县普遍修筑较大规模罗城的事实,那么可以推测南宋甚至更早时期的江南县级城市,应该普遍存在着类似日本“城下町”那样一种“小城大市”的城市形态。结合上节分析宁波等城“先有城市,后筑子城”的结论,则可认为营建子城的选址考虑,除了遂行府州军级城市的政军功能之外,其初期的产生可能是更多地选择依托既有经济中心聚落发展而来的。因此,不考虑地方割据政权王都的话,“早期城市—子城(府州军级城市)及周围的街市—围护城市全体的罗城”这样的模式可能是江南筑城史上比较普遍、自然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