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江南子城分布及历史形态

对于江南城市形态具有深刻影响的子城,大多在元代已经废弃,那么,在最接近元初拆城的两宋时期,子城分布情况如何?其规模、形态又有何特征?在江南各地留存的宋元方志及同时期相关史料中,往往可见有关宋代子城构建的记载,若以行政层级而言,则江南各府、州、军级城市均有关于子城的明确记载,而在县级城市中却只见于无锡、长兴两县。在此汇集整理两宋时期江南子城的构筑与存续状况、实际规模与位置等相关记录,掇要作成表1。

表1　宋元方志及相关古记录所见江南各地的子城

续表

根据表1,将兴废情况或形态变化较为复杂、或历史记载不甚明确的杭州等宋代子城考证如下。

(一)临安府子城

《全唐文》卷一三〇所载罗隐《杭州罗城记》中提及：

郡之子城,岁月滋久,基址老烂,狭而且卑,每至点阅士马,不足回转,遂与诸郡聚议,崇建雉堞,夹以南北,矗然而峙,帑藏得以牢固,军士得以帐幕,是所谓固吾围。

此文反映杭州子城宋以前既已存在,并在五代宋初得以修葺、改筑。而《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所载子城南、北二门的变迁,则反映了杭州子城在北宋重修、南宋改作皇城的历史(表1、图2-1)。南宋皇城的范围以及子城二门、中心宫殿群的基址也已为近年考古发掘所探明——大致应在东起馒头山东麓、西至凤凰山、南临宋城路、北至万松岭路南的范围之内,其南城墙外有濠,西、北城墙采用人工夯筑与自然山体相结合的方式建造,全城东西相距约800米,南北最长处约600米^[10],而从南宋皇城袭用子城城门等具体建筑的记载来看,皇城显然继承了五代北宋以来的子城。

(二)平江府子城

有关子城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越绝书》中有关吴王夫差命伍子胥筑城之际,然历代文献中有关子城周长的记录并不一致,不过现存苏州文庙的《平江图》细致入微地反映了南宋绍定二年(1229)苏州子城的全貌(图2-2),根据《平江图》与今地相应位置的比对,可知其时子城的范围为北起前梗子巷西段,南至十梓街,西起锦帆路之东侧,东到公园路,子城东西约400米,南北距离550—600米,周长2000米左右^[11]。该地几经兴废,自明初洪武七年(1374)的“魏观案”以后,该子城再未恢复,其地在清代俗称“王府基”或“王废基”,直至民国时期才得以开发利用。

(三)常州子城

常州的筑城历史较为复杂,唐末以来先后营建过四座城池,除明初收缩改筑的新城之外,其余内子城、外子城、罗城都构筑于唐宋之际,《咸淳毗陵志》卷三《城郭》分别记载：

图2　南宋杭州、苏州地图中的子城

内子城：周回二里三百一十八步,高二丈一尺,中外甓之。唐景福元年淮南节度使杨行密遣节度押衙检校兵部尚书唐彦随权领州事重修,立城隍祠、天王祠、鼓角楼、白露屋。今为郡治。

外子城：周回七里三十步,高二丈八尺,厚二丈,中外甓之。上有御敌楼、白露屋。伪吴顺义中刺史张伯悰增筑,号金斗城。……外缭以池,公廨民廛错处于内。国朝仍其旧制,建炎中毁,绍兴二年俞守俟复兴缮,……民受其惠,迄今著有甘棠之思。(www.xing528.com)

罗城：周回二十七里三十七步,高二丈,厚称之,伪吴天祚二年刺史徐景迈筑。

太平兴国初,诏撤御敌楼、白露屋,惟留城隍、天王二祠、鼓角楼,后移城隍祠于金斗门内之西偏。

可见,内子城历史悠久,而外子城与罗城营建年代十分接近,都是在五代杨吴与吴越对峙背景下修筑的,从同时期将晋陵县治等官署置于外子城这一点来看^[12],外子城可看作是早期营建子城的强化与扩展。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太平兴国初撤除常州城防的事件,应是一次具有普遍性的拆城行动,从目前资料来看,湖州、福州子城的拆毁也发生同一年代。《嘉泰吴兴志》卷二《城池》云：“(罗城)城上旧有白露舍,太平兴国三年,奉敕同子城皆拆毁。”《淳熙三山志》卷第四《地理类四》载：“子城,皇朝太平兴国三年,钱氏入朝,诏堕其城不用。四海混同,人无外虞。断垣荒堑,往往父老徒指故迹以悲。旧子城二百三十三步。有小墙,周围在焉。”按《吴越备史》卷四载：

太平兴国二年夏五月,王(钱弘俶)下令以文轨大同,封疆无患,凡百御敌之制,悉命除之,境内诸州城有白露屋及防城物亦令撤去之。

由此可知,这次拆城的背景当为吴越纳土归宋,准确时间当在太平兴国二年(977),不过,当时的实施力度可能不是太大,如《咸淳毗陵志》卷三《地理三》提及：“太平兴国初,虽诏撤楼橹,规模犹岿然也。”并且,像湖州、福州的子城在此后还得以恢复——福州在熙宁元年就有重筑子城的记载^[13],而湖州子城虽未在文献中留下修缮的记录,但从考古揭露来看,南宋时期显然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重修^[14]。因此,综合江南各府州子城营建史而言,子城拆除的关键时段还是在于元代。

(四)江阴军子城

有关江阴子城的记载不是太多,而该城的罗城叠经改筑,并且在罗城之中,既有子城还有早期古城的存在,不同历史层次的文献记载相互混杂,追寻真相可谓扑朔迷离,因此,子城的营建史需要较多的史料梳理,限于篇幅,下面仅取有关子城的关键记录集中加以说明。

嘉靖《江阴县志》卷之一《城池》云：

宋增子城,门四,东曰新津,庆元五年知军叶篑修,绍定二年知军颜耆仲重修,南曰观风,西曰望京,北曰澄江,皆知军史寯之修。……元既定江南,得志中国,城尽毁。

不过,从永乐《常州府志》卷三《城郭》所引《绍定江阴志》,甚至北宋《祥符江阴军图经》中,在指示相对位置时多见观风、新津、澄江等子城门的名称^[15];而嘉靖《江阴县志》卷八在谈及庙学时也提到“(庙学)址在观风门外,……大观四年,常州守徐申穴内子城建县学门,作观台并内外二桥”。同卷又载宋代林虔《大观新建学门记》,其中提到：“国初,江阴为军,守丞二千石,城池略等他郡,而泮宫称是,……士游于学,患墉压其前,势不直不称,……会今天子兴天下学,而此地继得贤守令,士乃请穴墉作门,且设观台、内外二桥,而南其路,自请迄成阅三年。”^[16]由此推知上述南宋庆元、绍定的记录当指子城门的重修,子城之建必在此前。

光绪《江阴县志》卷一《建置·城池》云：“梁古城,置江阴郡县时建筑也,跨乾明、演教二寺故址,陈、隋、唐因之。南唐改县为军,曰军城,徙而稍西约一里许。”同卷《官署》中又云：“南唐江阴郡治,在城西北隅,即今之县治也,自杨吴改筑江阴城,南唐因徙治于此。”若按此说,则宋代江阴军子城当建于唐天祐十年(即后梁乾化三年,公元913年,因杨吴仍奉唐年号未改)之时,同样是毁于元代。

通过以上的史料梳理与考证,结合湖州、宁波等地的子城考古发掘,以及《平江图》、万历绍兴《旧子城图》等相关古舆图与近代实测城市图资料,绘制江南子城所在城市的构型平面图,并将其置于同一比例尺下加以比较(图3),由此归纳宋代江南子城的特征如下。

两宋时期江南的子城,普遍存在于该地区的府、州、军级城市中,在县级城市极为罕见。这类子城均自前代或更早时代继承而来,虽然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吴越纳土归宋之际受到拆城的影响,但由于实际需要而得以重修或维持,直至元初系统实施毁城之时方告终结。

从形态上看,这一时期子城的规模大体以半里为径,周长在二里左右,其形状较为规整,以近南北向的矩形结构最为常见,因此较多体现了人工规划的意志,这与这些子城所在的罗城形成鲜明对比——后者的围郭构型较为自由,更多体现了自然地形与经济的影响。

就子城与罗城的空间关系而言,虽然从整体上看,子城位于罗城的北部或西北部较为多见(如常州、无锡、江阴、湖州、宁波、绍兴等均属此列),但也不能因此归纳得出此种配置已是固定的子城修筑规则。而像宁波子城所表现出的子城内道路与街区与其周边罗城内路网形态与街区尺度协调排列等现象(图3),强烈显示该城之中子城的产生,应该是原有的城市聚落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而之后构筑的子城,在选址与布局受既有城市形态的影响,在结构上不得不接受早期形成的城市肌理所致,否则就难以解释该子城实际所见的坐落方位偏置现象(东北向倾斜约25°)。也就是说,这类城市中的子城,从历史形态来看并非是城市最初的定居点,而类似的子城与周边街区、路网或河网的被动调适现象,在无锡、嘉兴等城市之中也能找到,因此推断先有城市、后筑子城可能是江南子城形成初期较为普遍的规律。此点牵涉子城的形成背景,下文将做进一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