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5月前后,随着国家政治层面对新谱及新谱编修行为的性质认定发生重大转变——即从一种传统的、长久以来普遍认为只要靠耐心教育就能逐渐使之消亡的民间性“封建残余”,转变成要为普遍饥荒和严重危机负责的阶级斗争表现和“现行反革命”,农村中冒险续修的新谱不仅数量减少,规模缩小,参与者的态度也是层层设防,日益谨慎。这一总的态势一直延续至“文革”结束后才逐渐改变。笔者在本节中加以讨论的,并不是以“国家”、“党和政府”一类官方称谓为象征标签的主流意识形态如何看待宗族、族谱,而是身处“文革”这个企图将私人情感、私人利益、私人价值、私人团体等“私化”范畴从社会公共领域彻底驱除的特殊时代中的基层宗族,如何理解、如何认定官方与自身小团体的关系(以下简称“国-族”关系),如何在这个选定格局下展开“祖先故事的叙事结构”,如何处理新谱及新谱编修行为与“文革”价值导向之间的“张力”。也就是说,这里展开的,是一个人类学意义上的“主位研究”框架[30];新谱的实际编修者以及应邀为新谱撰写序言者,就相当于人类学民族志中的报道人。
就报道人通过文本表达出的他们对于国-族关系格局的基本思路而言,大约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类型一：国-族关系“合一论”。秉持该类型的新谱编修者表示出了对当时主流话语体系的高度认同,希望由此证明正在进行或已经完成的新谱续修行为,完全符合“革命”的标准,甚至认为自己本来就是政权的组成部分。以下所录名为《新编家史序》,作者是山西省阳城县北留镇王庄村村民王金顺[31],时间为1971年2月：
在全世界革命人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之下,我国各族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这光辉灿烂的伟大时代,让我们热烈欢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衷心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主席早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七日《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就谆谆教导我们：“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这一伟大的教导,一针见血地给我们广大劳动人民指出了：要诉旧社会和国民党反动派给我们的苦和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在查阶级的时候,首先把我家庭十二辈的家史查了如下：我们的家庭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在万恶的旧社会,过过剥削人的生活,更没有在封建社会做过“马弁”,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给人吃人的封建社会当过“爪牙”,可以说,我们的家史,就是穷人的家史,就是贫下中农家史。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社会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实践论》)我们的家史,从同治六年[32]二月廿七日,七世(一至六世□□王氏家谱未写明时间,无法推算)曾祖父王世明至今的一百零肆年历史看,除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至现在的二十一年,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是被旧社会统治着,过着屈辱的生活,所以我痛恨旧社会,……特别是从我三岁,母亲逝世那年起,被我亲身所经历,更使我痛恨旧社会,反对旧制度。我记得那年……土地五谷不收,人死尸堆如山,……村里的地主把我家的土地全都夺去。……十月一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王家门人,站起来了!站起来了!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人人都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从我记事那年(五岁)起,我们姓王共有十二世人,其中九世三口(鑫如、玹如、泰如),十世六口(满囤、美卿﹝女﹞,小锁、金锁、礼顺、金顺),十一世三口(小闹、小道、栓道)。现在增到二十九口(见《三门现在人口图表》人名)。增加了一倍多,并都有一定的工作和政治地位。在家的是人民公社生产队队长、副队长,在外的是当工人和干工作。真是：千好万好不如共产党好,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牢记阶级苦,不忘民族恨。为使后人不忘共产党和毛主席给我们姓王的打下的天下,带来的幸福,我在百忙的工作中,利用休息时间,写出来这本《家史》,并抄录了原《王氏家谱》,一并装订。以此传后,教育万年。
编者：王金顺,公元一九七一年二月十日,农历辛亥年三月十五日
读王金顺所撰以上文字,可以发现一个简单的三段式逻辑：毛主席明确提出了诉苦和“三查”的要求→根据其中的“查阶级”,得出“我们王家”是穷人,是贫下中农的结论→为了“使后人不忘共产党和毛主席”,于是就“写出来这本《家史》,并抄录了原《王氏家谱》,一并装订”。这一逻辑的展开结果,就是使原有的《王氏家谱》和新编《家史》的行为,“一并”得到了既合理化、更“革命化”的说明。关于“我们王家”家史(祖先、世系、后裔)的整个“叙事结构”,就依托于这个“一元论”框架,层累性建构起来。
在“革命”时代认同“革命”理念、使用“革命”语言,是类型一的基本特征,然而王金顺所撰《新编家史序》,在该类型中也属于“异数”,其无所顾忌的“底气”在已知新谱中并不多见,这显然是因为“王家”自认根正苗红,拥有“穷人”、“贫下中农”一类显赫符号,是真正的“自己人”(所谓“共产党和毛主席给我们姓王的打下的天下,带来的幸福”),这一点,恰是绝大多数企图新编谱牒者不能具备的,至少不敢像王金顺那样公开宣示：“我们的家庭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在万恶的旧社会,过过剥削人的生活,更没有在封建社会做过‘马弁’,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给人吃人的封建社会当过‘爪牙’。”这种将自己的“家史”如此主动、直接、一厢情愿地与革命史作“一元化”处理的策略,是否经得起追查?会不会反而给“革命群众”留下形左实右、欲盖弥彰、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印象?笔者不愿妄测事实上是否真有,但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最拿手的诛心伎俩,王金顺之初衷很难顺遂,在情理上恐怕会有、能有。帮他顺利度过那个年代的因素是有的：王金顺所编《家史》、所抄《王氏家谱》,年代短,人口少,规模小,范围窄,未见刊刻流传,是一部自用自备的稿本,只要不自我泄露,了解内情的人想必不会很多。即便不慎走光,以林彪首创的“四个伟大”为本家《家史》开题的“绝招”,仍有可能为其提供自我辩解的余地。总之,《前十条》警钟在耳,利剑高悬,国史-族(家)史之“一元史观”能否被当局者接受,全凭“好事者”的运气。
类型二：国-族关系“二元论”。秉持该类型的新谱编修者,既以“文革”为背景,又与其保持适当距离,不表示任何价值倾向,只把本族的新谱编修,理解为谱牒史上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努力强调这一行为的与世无争性,尽量使所编新谱回归连续性民间文献的本来面貌。浙江瑞安1975年《汀田彭城郡金氏六修宗谱》中的《重修金氏宗谱序》,就表达了这一特点：
尊祖敬宗之道,莫先于修谱。匕修则先德光也,后昆振也,昭穆序而尊卑明也;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纲人纪之所由严也。一举而诸善备矣,岂仅绵延其宗支哉?……谱者,初修于清道光壬辰,次修于同治丙寅,三修于民国乙卯,再修于民国乙亥,五修于共和己丑[33]。兹因一九六六年毛主席号召破旧立新,宗谱大部(分)遗失,仅存己丑年四五房下册副谱一本,因此宗谱亟待续修。乙卯夏初,余有事经其地,适遇金翁永旺有志修谱,邀余至家,会同合族之长老坡生、良星、良樊、菊轩、培萧暨族长碎庚公等议修宗谱之事,诸翁均无异言,皆乐从襄助,嘱余编印。观诸翁心诚意笃,义不容辞,遂择日开始。采访合族之丁口、男婚女嫁,及先人生卒、坟墓葬处之坐向,有居外地者,概一搜集,阅数月告竣。此谱之修,实赖诸翁有仁孝之心、敦宗睦族之念,可谓有功于后人者多矣。谱成之日,不愧无文;聊书数语,弁于谱首云尔。
读此序文,可以清晰了解一部基本不依托宏观历史(比如国史)、当下历史(比如“文革”),只关注如何完成本次续修在本族谱牒史上所居连续性地位的具体过程。作者虽然没有经过专业的历史学教育,但仍通过文字细致展示了他以及他所代表的一批族人的国-族“二元史观”：宗族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存在,对其历史的记忆和书写,不仅理论上可以、而且在现实中也能存在于国史之外。这既符合谱牒史的发展态势,也是当时社会关系的客观反映。
同属该类型的另一种表现是,虽然在正式的文字表达中提及建国后某些具有强烈政治意涵的时段,但引起有关人员真正关心的,还是本族族谱的历史连续性。如浙江平阳1968年由丁锦耀撰写的《济阳郡丁氏宗谱·谱序》：
我始祖诚齐公由苏入闽,居泉州陈江。宣德年间,“诚齐公子曰中齐,中齐之子曰圁公”。圁公经赤岸来平阳松山居住,讵意于启运初年,海氛山寇,侵扰我族,致使分散四方,则旧谱湮没无存。惟本邑卅六都桥头墓地谥齐公为始祖(谥齐公即圁公)。该处有三墓：左为大燕公、二燕公;右为三燕、四燕公,皆兄弟派。康熙己巳年[34]创建宗祠,成立义训,兴修族谱,设祭定规,由是相传至今。所谓国有史,族有谱,自古皆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六零年(废历庚子年),桥墩建筑水库,治山治水,不幸中途被洪水冲毁,桥墩全面受灾。我族人暂居山边数载,后因园田耕种不便,仍迁原处,住居成族,亲爱和睦,乐事天伦。录杼一二,言以附之。裔孙锦耀谨志,共和戊申年[35]秋月。
文中虽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六零年(废历庚子年),桥墩建筑水库”云云,但仅仅是对时代背景的简单提及,而不存在任何政治性(诸如大跃进、人民公社一类社会运动)暗示。作者在序中展示并认可的基本价值,仍然是所有修谱者都念念不忘的护身符——“国有史,族有谱,自古皆然。”
江西泰和1972年由罗庆善所撰《阙城罗氏长迳房重修草谱序》,也属于这一类型,文中的警句是“谱与史,固并行而不悖也”：
谱牒云当修也,诚急矣哉。然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国无史则无以云治,忽辨贤奸,明贵贱;家无谱则无以叙昭穆,别尊卑,溯本源。是谱与史,固并行而不悖也。古者以三十年为一世,则生殁娶葬,修之诚易;若代远年湮,其不至数典而忘祖者几希矣,此谱之不可以不急修也。虽然莫为之前,先世之垂裕,虽美弗彰;莫为之后,嗣续之繁盛,实属难详;而尊祖敬宗、孝亲顺长之事,皆于是取法焉,其为用也大矣。去年冬,本村良煌、良培、人城、人??等嘱余纂修其草谱,余悉知本村之草谱自前人纂修以来,于今六七十载矣,其中虽重补修过几次,是皆匆匆草书。兼之世局之变迁,几遭焚毁;剩余残篇,实有储藏之难,恐有遗漏之处,我当辞弗准。余恫念共同一脉,只得相任其事,悉心考究。有稽考而无处可查者,余不敢妄自臆断,只得照前人而修之,不敢杜撰,亦不敢议前人之过失。幸在(天)诸灵谅可原宥,而不责我遗漏。如含怨于九泉也,伏愿后裔蕃昌,人文代著,再行详加续修矣。是为序。嗣孙庆善谨撰。公元一九七二年岁次壬子春月吉日。
浙江瑞安1976年《张氏宗谱》的《重修张氏谱序》也属于同一类型：
盖人生于世者,必知其祖也,犹水之有源,木之有本也。造谱者犹国之有史,地之有志也。故族谱之作,是嘉其仁孝之心,明礼义之纲也;以免蔑视人伦,则促血统不紊,阐发道德,澄清礼教,不然则人心忧焉。一祖之身,分为千万脉;一宗之祖,分为大小宗。世代相传,异域同宗;延蔓则绵,皆同瓜瓞相承矣。若无谱联之实,遇骨肉血亲如途人,岂不伤哉?于是创设谱牒,分支别派,溯本寻源,故谱不可不作,亦不可不修也。试观予宗张氏,系出黄帝轩辕氏五子晖公,食采清河而赐姓焉,迄今已达四千五百余载矣。予祖自有公,于闽福宁府赤岸,唐末避黄巢之反,徙平邑仪山,移瑞邑潮至张地垟,复迁陶山而定居焉。传至十一世贽公,分迁三港湖石,开基创业也。历时悠久,子孙繁昌;一脉相承,情意甚殷。同宗之族,分居异地者甚多;历代世系源流,美传具隆,登于宗谱者甚盛。前谱于民国戊辰岁重修[36],已四十八载矣,谱于共和丙午年一度毁之[37],再者子孙繁衍,未入谱者甚众。丙辰夏,合族公议重修。族长、理事诸人,为采访栉风沐雨,无辞劳瘁;梯山渡水,不惮历尽艰辛,将远近支派,翻阅残谱,推本溯源,得祖之所由;录成一编,搜而辑之,俾登谱牒。自夏至冬,工始告竣,祈获谱者珍而藏之。诸君修谱之力,岂有逊族创谱之功也哉!是为序。公元一九七六年岁次丙辰葭月谷旦。
国-族关系“二元论”,是“文革”新谱为寻求和确认自身行为之合法性的历史依据,其学理渊源约可追溯至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谱牒学理论,即所谓“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38]。大部分“文革”新谱都坚持类型二并以此为理论基础,自有其必然性。
类型三：国-族关系“无涉无关论”。类型三似由类型二发展而成,即将族史与国史进一步切割至互不牵涉、互不关联的程度;在对新谱编修的原因进行说明时,基本不涉及时代背景,而表现出一种冷漠超然的态度。下引浙江苍南1975年《清河郡傅氏宗谱》的《新修宗谱序》,就体现出这一特征：
夫谱者,所以叙祖宗之根源,纪子孙之流衍。昔范子曰：“三世不修谱则流入为小人,且沦不孝”,善哉,其言至矣!溯吾傅氏宗谱,自始迁祖维贤公于藻溪之吴家园转徙于江南之荪店定居,迄今垂十一世,达三百余年矣。其间虽曾四次增修,终因近来孙枝蕃盛,生齿剧增,且散居本邑云亭以及福鼎县茗洋、谢坑等地之同宗未尽联宗之谊,殊为憾事。乙卯清明,君修、宗全等来合族,齐集梅岭头祭扫始迁祖维贤公之墓时,首倡重修宗谱之议,嗣经各房议定,推举化灶等为首事,即日付诸梓辑,并派员专赴云亭、大格及福鼎之茗洋、谢坑等地,查考世系源流。经核实,云亭之大格以及茗洋、谢坑,同属十三世魏龙公之后,与金泉公、福泉公、昭?公三派并列,虽异流而同源,实万枝而一本也。谱事历时一载,始观厥成。合族应入新丁,尽皆续补;此后泾渭分明,宗法不乱,虽散居他乡,递传万世,庶不至昭穆混淆,序次差讹,实为化灶等作谱之至意也。
这篇序文的风格相当朴实,简介本宗源流,不涉及敏感话题,几乎没有时代特征,给人带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隔世之感。浙江平阳1975年《白氏宗谱》的《新修谱序》,文字、对仗虽然华丽工整,但流露的情感却是压抑而不是振奋：
谱之载也,所以序一本之源流,联百世之支派,而尊祖敬宗、敦本睦族之道,即于此而存,其为子孙之指南,诚不浅也。我白氏系出西秦,郡属南阳,分自白乙,子孙遂以为氏,累朝皆有朱紫,吾不敢援引以自附。溯自文静公,由闽迁平,始居龙潭坝,乃挺生三男。长玉田公,分居龙尾、鳌江、蒲门、霞浦诸处;次振田公,转徙山门、晓坑及武康三桥埠;三爱田公,徙处凤林、庵基、温州后金山。棋布星罗,东迁西徙者甚众,谱之不修,何由知吾宗之世系,各派之源流哉?第是谱之纂辑,自前清、民国戊午年[39],屈今历有年所,用是会议增辑,遂以笔削之事任之。既躬亲乎九族,宜手订乎一编。登山涉水访父老者,劳瘁不辞;纪月编年询刍荛者,谘诹特切。分修总纂,幸秉直笔于《春秋》;询事考言,各具诚心于史、董。既珠联自璧合,亦缕晰而条分。字校乎亥豕鲁鱼,功深于番新仍旧。正名定分,已见笔削维严;责实课虚,信乎褒讥不爽。是以义夫节妇,经手订而流芳;孝子慈孙,辑成书而不朽。兹者功业虽由己传,嫁裳实为人作。劳心劳力,长存统绪于先人;记行记言,永隶图书于奕叶。视同拱璧,启箧则什袭以藏;分惠各房,包毡则子孙永保。看此日,摛华掞藻,订伦序于芸编;望他年,凤起蛟腾,标勋名于史册。是为序。公元一九七五年仲冬月旦吉。
明知新谱编撰为不合时宜之举,仍然采取对时代、时事只字不提的策略,显然是为了在“文革”狂飙下避免“言多必失”之祸,而不是展现族史独立自立理念(如类型二)的需要。虽然在全部“文革”新谱中,类型三所占比例不会很高,但以上“尽在不言之中”反映出的时代特征,仍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注释】
[1]《浙江家谱总目提要》编辑委员会编著《浙江家谱总目提要》,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以下简称“浙江《总目》”。
[2]郑笑笑主编《浙南谱牒文献汇编》第3辑,香港出版社,2008年。
[3]叶树望主编《姚江谱牒总目提要》,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
[4]陈舒平等主编《浦江宗谱文献集成》(全十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5]参见上图《总目》318—0947号提要,但“载至第二十二世‘禮’字辈”,“禮”应为“體”。浙江《总目》03455号提要：“世系修录至第二十二世,排行字为體。本支派排行字自十世起：祖升孔日可经大光士希贤圣體家修定应献。”
[6]参见上图《总目》318—0948号提要、浙江《总目》03456号提要。
[7]参见上图《总目》585—0661号提要、浙江《总目》86508号提要。(www.xing528.com)
[8]参见上图《总目》014—1041号提要、浙江《总目》00210号提要。
[9]参见上图《总目》496—0029号提要、浙江《总目》05758号提要。
[10]参见上图《总目》488—0345号提要、浙江《总目》05653号提要。
[11]参见上图《总目》181—0010号提要、浙江《总目》02001号提要。
[12]参见上图《总目》318—0878号提要：“谱初修于南宋隆兴元年”;318—0879号提要：“1926年木活字本二册,……十二修本。”
[13]参见上图《总目》014—1004号提要,浙江《总目》未收。
[14]参见上图《总目》521—0151号提要、浙江《总目》05989号提要。
[15]参见上图《总目》514—0014号提要、浙江《总目》05963号提要。
[16]参见上图《总目》199—0467号提要、浙江《总目》02185号提要。
[17]参见上图《总目》014—1074号提要,浙江《总目》未收。
[18]参见上图《总目》538—0091号提要、浙江《总目》06106号提要。
[19]上图《总目》135—0551号提要未指明此前版本,以浙江《总目》01273号提要补足：“本谱始修于1922年。世系修录至第一百一十四世。”
[20]上图《总目》135—0414号提要未指明此前版本,以浙江《总目》01336号提要补足：“本谱始修于清同治元年(1862)。世系修录至第十四世。”
[21]上图《总目》318—0940号提要未指明此前版本,以318—0930号提要“清光绪十年(1884)抄本一册,七修本”补足。另参见浙江《总目》03448号提要：“本谱始修于明万历四年(1576)。”
[22]上图《总目》326—0398号提要未指明此前版本,以浙江《总目》03959号提要补足：“本谱始修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世系修录至第十六世。”
[23]参见上图《总目》297—0621号提要,该谱收藏者为“平阳县山门镇穹岭村徐焕畴”。
[24]浙江省民政厅编《浙江建置区划沿革》13《浙江省区划调整情况(1949—2008)》“1981年”,根据1981年6月18日,国函字[1981]68号批复,决定“将平阳县分为平阳、苍南2个县。苍南县人民政府设在灵溪镇,由温州地区行政公署领导”。第161页。
[25]参见罗钦顺《困知记》,阎韬《前言》,中华书局,1990年;胡发贵《罗钦顺评传》第1章《家世与生平》,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26]《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1592页。
[27]《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第1614页。
[28]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一“一东·洪”：“共工氏之后。本姓共氏,因避仇,改洪氏。”中华书局,1994年,第15—16页。
[29]据书影,该谱为刻本而非“抄本”。浙江《总目》未收此谱。
[30]“主位研究”是人类学提倡的研究方法之一,与“客位研究”的导向不同。主位研究是指研究者不凭自己的主观认识,而是尽可能从当地人、当事人的视角去理解他们的文化,通过听取报道人所反映的当地人对事物的认识和观点进行整理和分析。主位研究将报道人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把他的描述和分析作为最终的判断。同时,主位研究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有深入的了解,熟悉他们的知识体系、分类系统,明了他们的概念、话语及意义,通过深入的参与观察,尽量像本地人那样去思考和行动。
[31]王金顺,1937年2月出生,山西阳城人,一位相当活跃的民间书法家。
[32]清同治六年,1867年。
[33]以上干支分别为：壬辰,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丙寅,清同治五年,1866年;乙卯,民国四年,1915年;乙亥,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己丑,1949年。
[34]己巳年,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
[35]戊申年,1968年。
[36]戊辰,民国十七年,1928年。
[37]丙午,1966年。
[38]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8外篇3《为张吉甫大司马撰大名县志序》,中华书局,1985年,第882页。
[39]戊午年,民国七年,19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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