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新谱的规模普遍较小,这一点与新中国成立之后、改革开放之前大陆各地所出新谱的一般特征相同。比如,上节著录的205种“文革”新谱共271册,平均册数为1.4册,其中2册本11种,3册本6种,4册本3种,5册本3种,6册本2种,7册本1种,8册本1种;其余178种,全是1册本,约占总数的86.3%。
由于战乱和社会动荡导致的资料散失,使得当代谱牒研究面临的一个普遍状态,就是将“连续性”置于其价值首位的这一历史文献的“连续系列”出现了难以弥补的断裂。对于研究者来说,符合常态且行之有效的策略,是以现有存目存谱为基点,通过各种途径,使用各种方法,细心寻找必要线索,努力再现和恢复“文革”新谱作为连续性历史文献之一个发展阶段的基本性质。这一方法可以使用于任何一部新谱,也可以为概括某一区域特征,使用于该区域内所有符合一定标准的新谱。对于本文的研究目标来说,概括“文革”新谱的区域特征似乎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以下以浙江省为例。
前引上图《总目》及其他渠道一共著录浙江“文革”新谱78种,位居大陆地区存目存谱数量之首(38.2%),资料相对集中;此外,又有《浙江家谱总目提要》[1]、《浙南谱牒文献汇编》[2]、《姚江谱牒总目提要》[3]、《浦江宗谱文献集成》[4]等工具书和资料集以供对读,具有较好的研究条件。
在浙江已知78种“文革”新谱中,有22种标明了该版为族谱系列之“×修本”,清楚地显示了族谱文献所特有的连续性质。但就每一部具体的族谱而言,除了“×修本”这一点可作为直接证据外,其连续性质的确认和连续线索的落实,在程度上还存在一些差别。若大致区分,可有以下四种类型。
第一种,由于著录了“×修本”之前的某一版本,“文革”新谱之“×修本”的连续性质,即可获简捷证明。如1969年苍南《西河郡林氏宗谱》,为八修本。上图《总目》171—0127号“提要”：
《西河郡林氏宗谱》,林定叶、林杰纂修。1969年九木堂木活字本,一册。书名据卷端题。八修本。先祖同上。谱载序言、凡例、世系。苍南县矾山镇文昌路林上树。
既然“先祖同上”,说明此前某一版的族谱已经有所记载。上图《总目》171—0126号“提要”：
《西河郡林氏宗谱》一卷,(清)林一棱、林淑斌纂修。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九木堂木活字本,一册。书名据卷端题。谱初修于明万历间,是为七修本。始祖干,字汝初,号常春,宋代迁居福建德化县樟溪村。始迁祖茂森,字光荣,清康熙间再徙浙江平阳县厝基仔村(今属苍南县矾山镇)。谱载序、名人传、诰命、遗像、坟图、祠图。苍南县矾山镇文昌路林上树。
比照两条提要,可知1969年的“八修本”与1766年的“七修本”在体例、内容上存在一系列重要差别;然而,林干、林茂森的子孙们之间确定无疑的世系联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宗族文化认同,在间隔了二百零四年后,还是以这种简略的内涵、庄重的样式(木活字本),在1969年的“文革”浪潮中接续起来了。其间的“动力”究竟为何,颇值得玩味。
在上图《总目》提要中,将“文革”时代的“×修本”与该族族谱编纂史上的“初修”“始修”联系起来的记录很多。在浙江范围内有：1968年平阳《陈氏重修宗谱》：“本谱始修于清康熙二十六年,此为七修本”[5];1974年平阳《颍川郡陈氏重修宗谱》：“谱初修于清嘉庆二十三年,此为七修本”[6];1974年苍南《豫章郡罗氏宗谱》：“谱初修于清同治间,此为四修本”[7];1975年平阳《太原郡王氏重修宗谱》：“谱初修于清光绪四年,此为五修本”[8];1975年平阳《南阳郡邓氏重修宗谱》：“谱初修于清道光二十八年,此为六修本”[9];1975年苍南《荥阳郡郑氏宗谱》：“谱初修于清雍正间,此为四修本”[10];1976年苍南《西河郡卓氏宗谱》：“谱初修于清道光间,此为五修本”[11];1976年瑞安《阁巷陈氏宗谱》：“十三修本,先祖同上”[12];1976年瑞安《大南平阳坑蛟池王氏宗谱》：“六修本,先祖同上”[13];1976年瑞安《平阳坑荥阳郡潘氏宗谱》：“谱初修于清道光八年,是为七修本”[14];1976年文成《鲁氏宗谱》：“谱初修于1948年,此为二修本”[15];1977年瑞安《汝南郡周氏宗谱》：“谱初修于清道光二十一年,此为四修本”[16];1977年苍南《大渔小岙王氏宗谱》：“六修本,先祖同上”[17];1977年平阳《范阳郡卢氏宗谱》：“谱初修于清道光二十五年,此为五修本”[18]等。
第二种,上图《总目》虽著录了“文革”新谱为“×修本”,却未指明此前版本为何谱,因此,可证明该版所具连续性的一些明确信息,还需借助其他资料才能补足。如1977年平阳《颍川郡陈氏重修宗谱》,为二修本。上图《总目》318—0949号“提要”：
《颍川郡陈氏重修宗谱》,陈正裳修,孔庆生纂。1977年木活字本,一册。存卷一。二修本。始迁祖文鼎,清康熙间自乐清县移居平阳县鳌江村(今属鳌江镇)。存卷为序、凡例、祖训。世系载至第十二世“其”字辈。平阳县鳌江镇鳌江村陈波星。
该“提要”帮助读者了解了这部1977年谱的形制、卷册、渊源、迁徙、世系规模等内容,但由于没有说明“二修本”何以为“二”,所以对其“连续性轨迹”的描述,还要依靠浙江《总目》中的相关内容：
【03457】《颍川郡陈氏重修宗谱》：□□卷/陈正裳主修,孔庆生编纂。1977年木活字本。一册。存卷一。二修本。始迁祖：文鼎,清康熙年间(1662～1722)自乐清县迁居平阳县鳌江村(今属鳌江镇)。本谱始修于1948年。世系修录至第十二世,排行字为其。本支派排行字：文元邦启系继朝益正也卜其昌居家永庆。卷一：谱序、凡例、祖训。平阳县鳌江镇鳌江村陈波星。
比照上述两种“提要”,上图《总目》缺失了浙江《总目》“本谱始修于1948年”一句,而只有补足了这一句,读者才能明白这部1977年的“文革”新谱,是平阳县鳌江村陈氏宗族在时隔三十年后对民国旧谱的一次接续。
与此类似的浙江“文革”新谱有：1976年平阳《延陵郡吴氏族谱》,二修本[19];1976年兰溪《渤海郡吴氏族谱》,七修本[20];1976年平阳《颍川郡陈氏重修宗谱》,八修本[21];1976年平阳《江夏郡黄氏纂修宗谱》,二修本[22],等。而1976年平阳《东海郡徐氏宗谱》(五修本)[23],则由于上图《总目》无前谱记录,浙江《总目》更是未收该谱,所以须往当地检阅原谱后再补足相关信息。
第三种,某谱已有“×修本”和“初修”记录,满足了证明其连续性的一般要求,但在对连续性的深入探究中却发现,现有著录及提要存在一些问题。如此前已提及的1974年苍南《豫章郡罗氏宗谱》,为四修本。上图《总目》585—0061号“提要”：
《豫章郡罗氏宗谱》,罗纯好主修,罗纯虎纂修。1974年越国堂木活字本,一册。谱初修于清同治间,此为四修本。始祖升吾,明代自福建迁居浙江平阳县北港(今鳌江镇)。始迁祖应瑞,又名其桑,清代迁居本邑南山坪脚村(今属苍南县矾山镇)。谱载凡例、祖像、谱引、圣谕、族规、世系。苍南县矾山镇文昌二路罗纯定。
《总目》中谱籍为苍南县的罗氏谱仅此一部。由于苍南县1981年才从平阳县分立设县[24],这部“四修本”的谱籍严格说应为“平阳县”,因此,如果要追寻“三修本”的踪迹,可能就要关注平阳县的罗氏谱。上图《总目》共著录平阳县三部罗氏谱,分藏于温州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从对这三部罗氏谱的说明来看,很难证明其中某一部是否为先于“四修本”的“三修本”：
585—0058[浙江平阳]《豫章郡罗氏宗谱》五卷,(清)郑许笙纂修。清光绪十四年(1888)木活字本,三册。书名据卷端题。始迁祖身官,字犹廷,明末清初携三子心丹、心明、心怜自闽迁平邑四十三都北港高桥。后又生一子心白,昆仲四人子孙分居平邑、象山、瑞安、广化、永嘉、处州等地。谱载宗规、凡例、谱序、大泥塘志、诗、祠记、圣谕、规条、诸佛圣诞、家训、传赞、祠向、祀产、世次小引、行第、世系图、补遗。明代罗钦顺出于是族。温州图。
585—0059[浙江平阳]《豫章郡罗氏宗谱》不分卷,(清)罗礼锵纂修。清宣统三年(1911)木活字本,三册。书名据版心题。书签题《罗氏宗谱》。先祖同上。谱载谱序、凡例、世系、行传等。上图。
585—0060[浙江平阳]《豫章郡罗氏宗谱》不分卷,罗超纂修。1926年木活字本,四册。书名据目录题。先祖同上。南京图。
以上三谱的“先祖”相同,应视为一组具有连续性的、支派细节尚待确定的族谱,但因为与“四修本”所认定的始祖、始迁祖不同,因此互相间缺乏建立连续性关系的必要条件。然而,与上图《总目》相比,浙江《总目》对以上两部《罗氏宗谱》(585—0061号1974年“四修本”、585—0058号1888年版)的提要则有明显的不同：
【86508】[苍南]《豫章郡罗氏宗谱》：一卷/罗纯好主修,罗纯虎编纂。1974年越国堂木活字本。一册。四修本。始祖,升吾,明代自福建迁居浙江平阳县北港(今鳌江镇)。始迁祖：应瑞,讳其桑,清代迁居本邑南山坪脚村(今属苍南县矾山镇)。本谱始修于清同治年间(1862～1874)。世系修录至第十二世,排行字为大。本支派排行字自七世起：礼经纯正诚大有光宏济茂德。卷目内容：凡例、祖像、谱引、圣谕、族规、世系。苍南县矾山镇文昌二路九号罗纯定。
【06507】[平阳]《豫章郡罗氏宗谱》：不分卷/(清)罗义荷主修,(清)郑许笙编纂。清光绪十四年(1888)木活字本,三册。书名据卷端题。三修本。始迁祖：犹庭,讳身官,明末自福建漳州府城迁居浙江平阳县四十三都北港高桥村,其子复迁居本邑二十八都张家山下陡门村。本谱始修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世系修录至第十一世,排行字为纯。本支派排行字自九世起：礼经纯正诚大有光宏济茂德奕厚垂芳。卷目内容：宗规、凡例、谱序、大泥塘志、诗、祠记、圣论、规条、诸佛圣诞、家训、传赞、祠向、祀产、世次小引、行第、世系图、补遗。温州市图。
就上引文字及包含的信息而言,两部提要关于1888年版《罗氏宗谱》的文字存在一些重要区别：(www.xing528.com)
1.上图《总目》提要无“(清)罗义荷主修”一句。
2.上图《总目》提要无“三修本”一说。
3.上图《总目》提要有“携三子心丹、心明、心怜自闽迁平邑……后又生一子心白,昆仲四人子孙分居”平阳等六处的内容。
4.上图《总目》提要无“其子复迁居本邑二十八都张家山下陡门村”的记录。
5.上图《总目》提要未提及“本谱始修于清道光二十二年”的历史。
6.上图《总目》提要无世系范围及始于第九世的排行字号。
7.上图《总目》提要有“明代人罗钦顺出于是族”的提示。
在以上七项不同中,第2、4、5、6项对于定位1888年罗氏谱与1974年罗氏谱的关系非常关键;第1项,如有最好,没有也无妨;至于第7项则有添足添乱之嫌。罗钦顺(1465～1547),是明代著名理学家,所在江西泰和罗氏宗族,源远流长,人文荟萃,是当地第一流的望族。罗钦顺自嘉靖六年(1527)致仕回乡,闲居二十年后去世,赠太子太保,谥文庄,其间未曾离家一步,有《困知记》、《整庵存稿》等著作存世。根据其自志、履历记、寿序、《明史》本传、神道碑、画像赞、祭文、学案等多种传记资料[25],无论先世还是后裔,从未与福建罗氏和浙江平阳罗氏有过任何交汇。况且其去世之年时当明朝中期,远在平阳罗氏始迁祖罗身官“明末清初……自闽迁平邑”云云百年以前,所谓“明代人罗钦顺出于是族”一说,真不知从何谈起?
笔者可基本断定,1888年编纂《豫章郡罗氏宗谱》的平阳“张家山下陡门村”罗氏,与以罗应瑞(名其桑)为始迁祖的平阳“南山坪脚村”罗氏,是出于同一始祖的旁系支派关系。根据有三。其一,浙江《总目》06508号提要“始祖升吾”,与06507号提要“始迁祖犹庭讳身官”应为同一人,“身官”两字形近“升吾”而讹。上图《总目》585—0061号提要简“升”为“升”,反而不好。升吾(身官)“明代自福建迁居浙江平阳县北港”、“明末清初……自闽迁平邑四十三都北港高桥”,应为同一事件。其二,浙江《总目》06507号提要“其子复迁居本邑”,06508号提要“始迁祖……清代迁居本邑”,上图《总目》585—0058号提要“昆仲四人子孙分居平邑……”,三种记载依据的是同一背景,即升吾(身官)定居平阳北港后的二次迁居,“南山坪脚村”的罗氏始迁祖罗应瑞(名其桑),应该是“昆仲四人子孙”之一。其三,浙江《总目》06507号提要和06508号提要保留了两份相同的排行字号(前者16字,后者12字),和两个不同的“一修本”问世年代(前者道光二十二年即1842年,后者同治年间即1862～1874年),因此,两族源自同一始祖,互为旁系支派,“一修本”年代在前者为长,在后者为幼。
根据以上讨论,1974年“四修本”之前的“三修本”已佚,同样,1888年“三修本”之后的“四修本”已佚。现存两个版本之间的关系是旁系支派关系。
第四种,与上一种接近,虽然也有“×修本”标记,却未能在现有著录中进行准确系连,但反映的问题另有侧重。如1975年苍南《炖煌郡洪氏宗谱》,为十二修本。上图《总目》250—0091号提要：
《炖煌郡洪氏宗谱》不分卷,洪日珉等修,李文祈等纂。1975年南港萃文斋木活字本,一册。十二修本。先祖同上。谱载首事名录、源流序、堂序、谱序、行第、世系图。苍南县金乡镇担水埯村洪博。
“同上”之“先祖”,是指1957年苍南《丹阳郡洪氏宗谱》中的“始迁祖”洪士弘。上图《总目》250—0090号“提要”：
《丹阳郡洪氏宗谱》不分卷,洪永江等修,林翰等纂。1957年木活字本,一册。十一修本。始迁祖士弘,字符生,清代自福建永春县移居浙江平阳县二十三都担水埯村(今属苍南蔚县金乡镇)。谱载修谱名录、行第、谱序、世系图。苍南县金乡镇担水埯村洪博。
比较两则“提要”,可以发现两谱所认“先祖”相同,收藏者相同,而且收藏者的居住地一直未离始迁祖的迁徙定居地,因此认定1975年“十二修本”是承接1957年“十一修本”的一个新版,应无疑义。然则两谱的“郡望”何以竟如此不同?“丹阳”、“炖煌”,相距万里,所指迥异。丹阳或作“丹扬(杨)”,汉代郡名,辖境在今皖南、苏南、浙西及浙江新安江支流武强溪以北地区,后来逐渐缩小至河南项城、沈丘、郸城等地[26]。炖煌或作“敦煌”,汉代郡名,汉武帝时从酒泉郡分出,辖境在今甘肃省玉门关、阳关附近地区[27]。丹阳郡洪氏为洪氏主体,这与洪氏源于共工氏[28],而共工氏的主要活动区域在今河南北部辉县一带有关,因而以丹阳为郡望所在颇为合理。唐代林宝著《元和姓纂》,所列宣城(皖南)、舒城(皖北)、毗陵(苏南)三支洪氏,都在古丹阳郡境内。宋代有豫章(赣北)、鄱阳(赣东北)洪氏,虽不属丹阳郡,但也相邻不远。以敦煌为郡望的洪氏,其族源既可能来自丹阳郡洪氏,也可能与丹阳郡洪氏一样,是从“本姓共氏”中分立出的另一个分支,但无论如何,敦煌郡都不是后世洪氏所认同的主要郡望。上图《总目》著录全国洪氏谱289种,认同敦煌郡者35种,占12%;浙江《总目》著录浙江洪氏谱44种,认同敦煌郡者10种,占22%,即为明证。既然如此,1975年的丹阳郡洪氏“十二修本”与1957年的敦煌郡洪氏“十一修本”之间的连续性,显然就不是没有问题的。
浙江《总目》的两则提要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其中的问题。关于“十一修本”的02692号“提要”是：
……始迁祖：元生,讳士弘,清代自福建永春县迁居浙江平阳县二十三都担水埯村(今属苍南县金乡镇)。世系修录至第二十三世,排行字为道。本支派排行字自十三世起：元国奕大佑贤承顺永振道德自正本立。……
关于“十二修本”的02693号“提要”是：
……始迁祖：参见02692。世系修录至第二十四世,排行字为焕。本支派排行字自十三世起：元国奕大佑贤承顺晨晖东焕采环宇发春华。……
很明显,浙江《总目》对“十一修本”与“十二修本”之间具有连续性关系在总体上不持异议,否则就不会有“始迁祖参见02692”一说。问题是排行字无法连接。两谱所示第十三世至第二十世的八个排行字相同,即“元国奕大佑贤承顺”,但自第二十一世起就不同了,一为四字句“永振道德,自正本立”,一为五字句“晨晖东焕采,环宇发春华”;其中第二十三、第二十四世“十一修本”是“道、德”两字,“十二修本”则是“东、焕”两字,很明显属于两个不同的“支派排行字”系统。宗族发展过程中形成新支派本为平常之事,洪氏自第二十一世起分为若干支派,至第二十四世时已有近百年的繁衍史,制定和使用新的排行字系统更在情理之中,不足为奇,但要以“先祖同上”为由,将使用不同排行字已近百年,甚至在认同郡望上已分道扬镳的两个支派所编族谱,硬说成具有直接的连续性,则是困难的。因为针对原谱作者和两部《总目》提要作者所提疑问极其现实：既然两谱拥有相同的“先祖”,何以认同两个郡望?既然排行字已经明显不同,何必再作“连续性”暗示?摆脱这一两难困境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固然还不好说,但认定1975年“十二修本”的上一届编纂成果不是1957年“十一修本”,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有一点可以指出,在目录学上,具有“×修本”标签的“文革”新谱,固然已能简明标志该谱与传统谱牒编纂史的历史联系,但没有此标签的,也未必就不能证明自己同样居于连续过程的某一阶段,只要翻开该谱,情况立刻就会明了。如1975年浙江平阳《平阳北港五十丈王氏宗谱》,上图《总目》014—1040号的“提要”是：
《平阳北港五十丈王氏宗谱》,徐世辅等纂修。胶卷复制1975年抄本,三册。存卷一、三至四。书名据目录题。版心、书衣题《王氏宗谱》。始迁祖袁初,字一佑,号辟峰,明代人。[29]
提要中之所以没有“×修本”的提示,是因为该谱本来就没有对此前各版进行排列,而只保留了重修记录。如第二页有民国廿四年(1935)、建国后1951年两次重修事务的主要负责人名单(见下图)：
此外,还有自清乾隆四十年(1775)至民国廿四年间历届重修的谱序。虽然1975年的重修只在版心留下“共和乙卯年修”的标记,而没有关于这次重修的谱序,但这部“文革”期间问世的《平阳北港五十丈王氏宗谱》,对于自己在该族族谱编纂史上所居地位之连续性质的认识,则是非常自觉和明确的。
前文曾经提到,新谱编撰问世行为所内含的价值取向与“文革”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存在“格格不入”的矛盾,实际上,这类基本价值观层面的矛盾并不自“文革”始,前于“文革”的“四清”时代就已有相当夸张的表述,只不过“文革”先用“破四旧”、“斗私批修”,后用“批林批孔”,将这一切推至极端和荒唐的程度罢了。然而,在狂飙之下,中国大陆一部分民众仍然以不间断的重修族谱方式,通过整理自己所在宗族各成员间的世系联系和文化联系,表达和确认了该宗族的历史连续性与存在合理性。在中国传统文化诸系统中,也只有族谱这种特殊的文本样式,才能满足这一性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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