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研究综述
国内对水利工程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研究成果较丰富,主要集中在水利工程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投资特征,水利工程的效益,水利现代化发展,水利需求预测四个方面。
1.水利工程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投资特征
关于水利工程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相关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郑垂勇等(1996)较早涉及水利投入与国民经济关系问题的系统分析,他们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观点出发,论述了水资源开发利用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互相制约的关系;应用系统动力学的理论和方法,建立了水资源开发利用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模拟实验和对模型进行灵敏度和强壮性检验后,确定了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和水利产业各部门的投资比例,结论认为应尽快将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提高到7%~8%;并根据协调发展模型的基本运行结果和仿真实验结果,对水资源系统乃至国民经济系统的发展状况,以及未来的趋势进行评估和政策分析,为水利发展规划提供了一些较为科学的、定量的政策依据。[19]
白玉慧、颜振元(1997)通过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山东省61个部门的部门联系进行分析,利用产业联系理论对水利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及作用进行了分析研究,并给出了水利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数量关系,即山东省水利产业的感应度系数为1.0451,水利产业的影响力系数为0.722,从理论和数量指标上说明了水利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产业地位和作用。[20]
张天明(2002)认为在水利地位和作用得以定性确认的同时,水利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指标及水利行业本身的投入产出指标仍没有纳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这与水利的基础地位及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是不相符的,作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水利,其发展必须适当超前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他尝试将水利投入纳入国民经济体系进行系统的研究,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将投资乘数、灰色系统、计量经济和投入产出理论及方法系统地运用到水利投入对国民经济拉动作用的影响分析中,定量分析福建省水利投入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及其对相关产业的拉动作用。[21]
游益华(2002)对新中国水利发展的历程作全面的回顾,在此基础上,论述水利对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及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水利的深刻影响,并对新中国若干重大水利政策从理论上进行评析,对我国面向21世纪的经济社会发展对水利事业提出的新要求作了展望,认为水利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为未来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最后,对照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对水利的新要求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提出要强化节约用水措施,建立节水型社会;要保护水环境,防治水污染,改善生态环境;要加强水资源管理,保证水资源持续利用;优化水资源配置,提高水资源综合效益,并从新型的水利投入、水利工程良性运行、水资源管理等方面对未来我国水利发展的政策调整提出探索性建议。
钟华,何家华(2010)认为开发水利、水电资源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水利是农业发展的命脉,水电作为“永不衰竭”的清洁能源是经济发展血液的一部分,并从建立水利基金,发行水利债券,推行水电火电同价,恢复水利部门的水利水电的环境评价管理,建立流域水库联合调度系统保障防洪、调水或水沙调控体系与电力调度系统等方面对我国水利工程的发展提出建议。[22]
张忠明(2013)论述了农村水利工程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推动和保障作用,认为除传统的促进农业生产、供水、抗旱减灾、维持农村生态环境外,农村水利工程建设中节水建设对于农业转型的具有带动作用,分析了农村水利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农村水利工程建设的策略,认为在拓展筹资渠道的基础上,应大力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农村水利工程建设,加强对水利建设的统筹规划,优化水资源的配置,大力发展节水工程建设,创新农村水利工程的管理等。[23]
一些学者结合实践对水利工程投资的特征进行了分析。顾强生(2002)、郝娜(2012)等认为水利投资具有“供给时滞”性、投资规模大、投资实施的连续性、投资周期的长期性、投资主体的多样性、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和投资力度的波动性等特征。[24]王斌,余巧红(2008)分析了农田水利工程的六大经济特征:社会效益是首位,国民经济赢利能力强,财务赢利能力差;天然的垄断性;定价的无自主权与价格非充分弹性;需求的随机性与需求供给错位;管理难度大,成本费用与销售量的相关性差;产品的不可再生性。[25]
2.水利工程的效益
学者对水利工程的效益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三个方面。严玲,尹贻林(2003)认为公益性水利工程是以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主要目的,不以盈利为第一目的,因此水利工程项目经济评价有如下特点:一是水利工程的效益具有区域性、综合性、难于计算性、微观效益与宏观效益不一致性、近期效益与远期效益不一致性等特点,因此在水利工程项目效益的估算中要把项目放在一个多相、多元、多介质和多层次的综合体中进行识别,然后再对水利工程项目的效益进行估算;二是水利工程项目是社会公益性项目,在经济评价中应以国民经济评价为主,以财务评价为辅;三是水利工程项目具有很强的综合利用功能,国民经济评价和财务评价都应该把项目作为整体进行评价;四是水利工程项目评价中效益的计算应该按照有无项目对比可获得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计算。[26]
朱卫东(2003)和王建东(2009)等对水利工程的经济效益进行了探讨。朱卫东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水资源产权、供给消费等方面的特征,并对综合利用水利工程的经济特征进行了分析,总结了综合利用水利工程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提出了资产界定的方法,这些方法为弄清综合利用水利工程政府投资的事权范围、民间资本的引入深度等问题奠定了基础。王建东也对水利工程的经济效益评价进行了探讨,认为经济效益评价能够反映水利工程项目对国民经济的真实贡献,因而在大型水利工程项目的经济评价中具有重要地位,并对水利工程项目比较方案的拟定,项目评价主要经济指标和评价方法,项目评价辅助经济评价指标的选取,项目评价的不确定性进行了分析。
于连生等(2000)、陆东燕等(2012)对水利工程的生态效益进行了相关研究。于连生,刘殊,王菊等(2000)探讨了水利水电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价值核算方法,认为水利水电工程所带来的环境效益也是巨大的,它不但美化了周围的自然环境,还可以改善区域小气候和下游水质,不利的影响包括淹没土地、景观,运输的影响,移民的影响,人群健康的影响,小气候的影响,土壤的沼泽化和盐碱化,环境地质、上淤下切、水生生物环境的变化、湿地的影响,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施工过程对环境的影响,自然灾害问题等,并通过对环境资源使用价值和补偿价值的总和核算尝试将环境资源价值、环境效益量化。[27]陆东燕,闵敏,王静(2012)认为水利工程的建设必须要兼顾经济发展和生态维护问题,详细阐述了水利工程所带来的巨大社会经济效益,对生态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提出了牢固保护环境的思想,从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全过程来关注生态与环境问题,坚持节水和高效利用,绿色水利等解决生态问题的对策。[28]
杨斌(2009)提出了水利生产力的概念。通过对水利实践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哲学反思,提出了水利生产力概念和水利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命题,初步界定水利生产力,就是水利实践主体通过修建水利工程,把水利工程作为劳动工具,把水资源、水能资源、水土资源作为劳动对象,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增长提供防洪、供水、发电、旅游、生态服务和保障的能力与水平。
3.水利现代化相关研究
关于水利现代化的国内的相关研究兴起于上世纪末期。2000年10月水利部成立的水利现代化研究课题组开始对水利现代化评价标准进行研究,课题组提出了由定性评价、定量评价和综合评价三部分组成的中国水利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29]除此之外,傅春等(2002)考虑到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构建了包括资源潜力水平、生态环境质量水平、经济效益水平、水利设施水平、科技进步水平、政策与管理水平等6层指标的水利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30]
胡新春(2008)、杨世良(2011)对农村水利现代化进行了探讨,认为当前农村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农村集镇的城市化及农民住宅的小区化,使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和保障能力与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相适应,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水质要求更加严格、宏观环境发生变化等都对农村水利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今后农村水利工作的重点和方向,积极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努力提高农田灌排标准,加大农村水环境治理力度,加快小城镇防洪、抗旱工程建设,提高农村供水能力,强化防洪、抗旱工程的管理,进一步完善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经营管理改革。(www.xing528.com)
4.水利需求预测
一些学者对水利需求预测从宏观和微观层面进行了探讨。史安娜(2001)首先从宏观层面上给出了水利需求的预测分析理论和方法,提出了满足国民经济需求的水利发展结构框架,即点(城市水利)——线(产业水利)——面(流域水利)的网状框架。在此基础上,从城市经济、产业经济及东、中、西部区域经济的发展角度,建立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水利需求动力学模型;并着重分析了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产业结构调整及区域经济发展与水利需求之间的动力学联系,研究了水利发展对国民经济所形成的动力机制;并仿真试验得出国民经济发展对水利宏观需求的预测分析成果。其次,从微观层面上给出了水利需求微观实体的财务经济预测分析方法,并以我国大型水利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后运营能力为例进行实证预测分析。[31]
(二)经验研究
国内对水利工程建设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证研究有涉及,但成果较少,水利工程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水利工程建设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利工程的投资等经济效益估算,水利工程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治水、旱改水与区域经济发展。
1.水利工程建设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
一些学者分析了目前县域水利发展存在的一些难题与困难。王茹,翟洪占(2011)分析了林甸县水利工程存在的水利物质装备不完善,抗御旱灾能力低,排涝工程带病运行,承泄能力低,农村人畜安全饮水工程重建轻管,水法制环境还没有完全形成等主要问题,并提出了治理措施及达到的目标。赵翔(2011)以江西会昌县为例,分析了县域金融支持水利建设的难点,并提出金融业加大对水利建设支持力度的建议:首先,建立水利建设贷款专项考核机制;其次,财政积极跟进金融支持水利项目;第三,适度放松水利建设平台贷款监管;第四,大幅降低水利建设信贷准入门槛。[32]
一些学者介绍了一些发展水利经济的典型县域。李铁,李亚东(2008)报道了永清县突出水利工程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等方面工作措施,着力实施农村人畜饮水安全工程、节水灌溉工程、防汛撤退路工程、联村集中供水工程、水厂及污水处理厂工程等系列水利建设工程,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水务支撑和保障。卢建法(2011)介绍了江阴市紧紧围绕“水安全、水环境、水资源、水景观、水经济、水文化”六位一体的大水利理念建设水利现代化的经验,全面完成了境内18 614条“家河”的整治,提升流域水质;建成了一大批高标准农田水利设施;深入推进“河长制”管理;尝试“不开发区”建设,开展水生态修复;建设与管理并重,要突出建设重点,规划引领,典型示范,水利现代化管理不断创新,狠抓相关措施落实等。[33]
孔雪(2012)对湖北省农村水利保障能力进行了实证研究,选取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村水利投资系数、旱涝保收系数、有效灌溉系数、饮水安全率、干旱受灾面积率、洪涝受灾面积率、水土流失治理率、节水灌溉工程控制面积比例和农村水利投资占水利投资比重等10个指标作为主要评价对象,建立农村水利保障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AHP)、极差变换法和线性评价模型,结合湖北省农村水利建设和发展的实际情况,从不同的角度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湖北农村水利保障能力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结果表明,湖北省农村水利保障能力整体程度较低,其中,除农田生产保障能力呈平稳发展态势以外,工程建设保障能力、饮水安全保障能力和生态环境保障能力均突显不足,可持续发展保障能力也起伏较大。[34]
2.水利工程的投资效益、经济效益测算
一些学者探讨了水利投资的经济效益计算方法,并进行了定量分析。王才君等(2002)建立了GDP的生产函数,采用弹性分析模型究水利投资的经济效益,以黄河流域为例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水利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是巨大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水利投资力度的加大,对GDP产出的贡献明显大于80年代;水利投资极大地增加了就业机会,1998年水利投资提供的就业机会达到17万人左右,可见,水利投资的宏观经济效益是显著的。[35]高弋绢等(2002)认为水利行业由于其固有的产业属性和特点,尤其是明显的效益外部性和社会公益性,导致其投入产出关系较为复杂,并通过1979—1998年水利投资的样本资料,建立了水利投资效益计算的生产函数模型,对水利“十五”投资效益进行了预测,“十五”水利投资所产生的累计效益为33 733亿元。[36]
王海霞(2007)以长江流域为研究对象,对防洪工程对沿江经济发展的效益进行了量化分析。首先,对防洪工程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益进行了新的界定,认为防洪工程产生的促进效益主要包括航运港口、产业布局、农业灌溉和水产养殖、水电开发、旅游经济、环境安全这六个方面;其次,从上述六大方面分析了防洪工程对沿江经济发展影响的相关机理;最后,以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城市作为案例,从两个角度对防洪工程的效益进行了量化研究,一是采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通过模型量化沿江经济受防洪工程影响产生的效益值,二是通过构建和谐性系统量化沿江经济发展和谐性受防洪工程的影响,运用和谐管理系统、和谐度计算等方法,分别计算了有工程和无工程时沿江经济发展的和谐度。
3.水利工程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任贺靖(2007)以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城市水利与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他系统总结城市水利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状态与关系;基于协调发展理论,提出了城市水利与经济发展的四种组合关系;建立城市水利与经济协调发展指标体系,共计68个指标,综合分析参考国内外相关规范和标准确定了各项指标的计算方法和不同经济发展时期的参考值;构建了水利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模型,并通过对不同协调发展指数的分析,建立了城市水利与经济协调发展分类体系;运用上述研究结论,对上海市阂行区1999—2010年水利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进行实例研究,研究结论基本符合当地水利与经济实际发展状况。
杨斌(2009)系统分析了都江堰水资源生态环境变化与成都平原社会发展的关系。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都江堰水利工程进行综合评价,研究水资源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互相制约关系,提出了都江堰水利与成都平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思考:即通过对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保护、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统筹规划,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都江堰灌区水资源、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开发利用相统一,工程建设与资源管理相统一。
4.治水、旱改水与区域经济发展
徐迎春(2004)根据历史灾情资料,分析了皖北地区水早灾害对地区发展的影响,认为水早灾害是皖北地区长期处于落后面貌的重要原因。总结了皖北地区治水轨迹和治水的主要经验,并以包侩河治理、凤台县治水、怀洪新河工程为例,说明水利工程对减轻洪涝灾害、缓和省际水事矛盾、解除贫困、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将皖北地区与苏北地区的地区差异进行了对比,提出皖北地区的农业要做强、工业要有一个好的环境,首先要加快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要按照可持续发展的治水理念,做好防洪、除涝、灌溉、水资源供给和水环境保护。
阚国坤(2010)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了苏北地区各级政府在1953—1983年领导广大干群艰苦奋斗推行旱改水农业开发活动的历史。所谓旱改水,是指在水利兴修的基拙上,将原来旱地改造为水田,将原来种植的旱作物改为水稻。他系统分析旱改水兴起的背景条件、发展历程、实践经验,其中,水利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能够将江淮水通过江苏省内南水北调工程输送到最北端的徐州丰沛县,有效保障了发展旱改水水源供应。最后得出结论旱改水促进了苏北形成以稻作为主的农业生产格局,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极大地改善了当地水土条件,提高了民众生活水平,当今苏北地区农业经济特色的形成和县域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长期农业旱改水开发的基础上。[37]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