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政策和管理制度上鼓励教育界与业界的合作
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学者和机构的分散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新闻传播学科领域内很多知识实践指向性都很强，除了加强研究者的合作研究，还应该加强理论研究者与实践领域专业人员的合作研究，但是无论是学者还是机构合作，新闻传播学教育领域都缺乏实践领域的主体参与。而联合实践领域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更能适应社会现实需要且处在学科教育的前沿，例如，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JMSC）携手谷歌新闻实验室，于2016年4月初推出了《数据新闻基础》慕课（MOOC），来自纽约、旧金山、香港和上海的国际知名数据新闻实践者和研究者利用慕课这种最新的在线课程进行数据新闻教育[2]。现阶段，中国较有影响力的官方措施是以“共建”方式将传媒主管部门、传媒业界纳入高等传媒教育，就目前来看，这种方式对传统传媒教育的内容有所突破，是中国高等传媒教育在全媒体时代的积极探索。
（二）完善高等院校人才引进和考核制度
解决新闻传播学科教育问题中的师资问题是该学科发展的核心问题，从新闻传播界引进具有学术理想的媒体精英可视为一种有效的解决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均衡已有理论型教师与实践型教师的配置比例。但目前高校管理体系中，无论是人才引入还是考核，都离不开学历学位、科研论文和项目的量化标准，而这些标准对于业界人才来说却不容易达到，所以对于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而言，如何推进新闻传播学师资改革还需要改进管理机制。
（三）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形成(www.xing528.com)
本研究发现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领域未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在现实教育环境和教育管理制度范围内，有关机构应促进新闻传播学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例如，整合院校的师资资源、定期筹办学科论坛和会议来研究本学科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探讨本学科的前沿性课题。
（四）在教育评鉴方面引入业界标准
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在学科评估标准上还缺乏多主体的参与，目前承担学科评估领导角色的是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员全部来自高等院校，没有一个新闻传播学业界领袖，反映出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评鉴维度单一。反观欧美发达国家，其学科评鉴主体往往由业界人员承担。例如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认证委员会（Accrediting Council on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s）在美国新闻传播教育中就起到了导向性作用，该机构最初是由美国的新闻传播教育界人士和报纸组织共同建立的，目前已发展到由新闻传播教育界、报刊广播电视界、专业协会和组织、业外人士组成，这样的多样化来源保证了学科教育评价的多样性，直接影响了学科教育的具体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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